资本形成、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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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讨会专投资本倚重、投资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的再思索(1978—2004)1靳涛2(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厦门361005)摘要:本文认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必须结合中国独特的经济转型的特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内生于中国独特的转型路径和方式的一种特殊增长方式。改革初期中国经济增长可归为从短缺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的报复性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可以看作是由投资和需求共同推动的。1994年以后的经济增长可归为是地方政府在“GDP竞赛”目标推动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根植于地方政府在短期内达到GDP增长的直接目标。地方政府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投资,拼命加大对本地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投资以期在引资竞争中能够获胜,这种以基础设施投资拼引资的行为如火如荼,势必会使得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但这种增长是以减少整个社会福利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扭曲为代价的。通过对这种增长模式的认识,就很容易解释许多学者感到困惑的1994以来出现的资本产出比率不断攀升和TEP停滞不前、甚至显现下降趋势的现象。关键词:资本倚重;投资竞争;财政分权;经济增长CapitalAction,InvestCompetitionandEconomicGrowthJintao(361005XiamenEconomicInstituteXiamenUniversityAbstract:ThetextemphasizesthattheresearchabouteconomicgrowthofChinamustconnectwiththeprocessofeconomictransitionofChina.ThemodeofeconomicgrowthofChinaisinnerfromsystemtransition.AtthebeginningofreformtheChinesegrowthmodeisaresuminggrowthmodefromplanningsystemtomarketsystem.After1994,becauseofthepolicyofdivisiontaxation,regiongovernmenttakesmoreactivetotheregionaldevelopment.Thenattheperiod,thegrowthmodeiscapitalpullinggrowthbylocalgovernment’sinvestingtobasicfacility.Theparticulargrowthmoderesultindirectlytherateofcapital-outputrisingandthedecreasingofTEPafter1994inChina.KeyWords:CapitalAction,InvestCompetition,FiscalDecentralization,EconomicGrowth联系地址: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361005联系电话:0592-3925581,13606938463电子信箱:jintao834@sina.com或yz834@163.com1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5BJL043)的资助。2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转型经济学。2资本倚重、投资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的再思索(1978—2004)一、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疑惑在经济改革的26年中,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这个时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多国内、外学者都做了不同视角的研究,如萨克斯和胡永泰等学者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的增长模式归为东亚经济增长模式(Sachs和Woo,1997);张军把目前中国形成的经济增长特征归为资本增长过快和过渡工业化(张军,2002);杨格通过对中国1978-1997年的经济增长研究,认为中国的增长的特征是形成了国内的市场分割和诸侯经济,中国的增长模式和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并不相符(young,2000);而沈坤荣则通过对中国TEP过低的实证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仍属于粗放式经济增长(沈坤荣,1999);此外,卢荻(2001)、陈建波(1999)、贺菊煌(1992,1998)、李京文等(1992,1996)、谢千里等(1995)、林毅夫等(1994,2003)学者都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做过深入的分析和揭示。从目前来看,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来揭示中国经济增长已成为目前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主流。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自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在在1942年在一篇文章中给予了明晰的界定和说明后,这种经济增长分析方法就在西方国家广为流行。目前,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分解等实证方面都作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和尝试,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研究成果。许多学者用不同方法、和从不同侧面的揭示也都得到了很有价值的结论。从目前来看,郑京海、胡鞍刚在《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1期发表的《中国改革时期省际增长率变化的实证分析(1979-2001年)和郭庆旺、贾俊雪在《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发表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可以说是用TEP方法来分析中国改革期经济增长问题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最新研究。郑京海、胡鞍刚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在1978年—1995年期间出现了TEP的增长阶段(为4.6%);而在1996-2001年期间出现了TEP的低增长期(为0.6%),也可以看作TEP增长锁定时期,从TEP分解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指标来看,技术进步速度较慢、技术效率有下降趋势。郭庆旺和贾俊雪则用目前流行的三种方法对中国1979—200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做了估算,他们的结论是从1979-1993年,中国的TEP呈现涨跌互动的局面,而从1993年以来,TEP则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直到2000年才有所缓解。他们的研究结论是从1979年至2004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中TEP的贡献不大,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投入式增长方式,技术进步率低,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当然,林毅夫等(1994,2003)、李京文等(1992,1996)、沈坤荣(1999)、张军(2002)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也都做了许多相关的大量研究并。表1对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实证研究(TEP分析)的结论做了一个对比的分析和概括。从表1的对比分析来看,不同学者关于中国增长核算,特别对TEP的计算结果有较大的出入,这些差别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学者使用了不同的基年、统计年段和不同的GDP缩减指数(deflators)。当然对于要素弹性估计和计算的差异也会直接影响TEP的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对中国经济转型期TEP增长率的测算值在0.89和4.0之间,差别较大,但从大多数的计算结果来看,TEP的测算值应该主要集中在2.0-3.5之间较为正常,当然不同的时间段,测算的结果也会产生差异,而这正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化情况。综合上述研究可以认为从1978-2004,TEP的增长率大约为2.2;而从1978-1993,TEP增长率大约为2.7;1993-2004年大致为1.8。增长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说明在中国经济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增长3带动的,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另外,还有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研究结论是自1993年以来,从GA反映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水平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是下降的,这一点非常让人不可思议,对于这样的研究结论怎样理解确实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Freeman讲座教授芮德俊等学者在研究报告《中国:投资、融资和经济增长》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的解释是认为来自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计量回归结果有时并不可靠,但他并没有直接对这个问题给予更深入的探究。3表1中国TEP及增长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比较时期GYGKGLGAEAEKEL李京文等(1996)1978-199510.0910.382.723.6936.5751.4411.99Jefferson等(1995)1980-19928.358.512.722.5029.9450.9619.10沈坤荣(1996)1979-19949.258.942.702.8030.3058.0311.67胡永泰(1998)1979-19938.109.802.701.8022.2260.4917.29Young(2000)1978-19988.107.704.501.5018.5157.0424.45张军(2003)1980-19989.909.402.803.737.3756.975.66郑京海、胡鞍钢(2005)1979-20019.389.952.243.2634.7254.7410.541979-19959.809.302.604.6043.0049.047.961995-20018.2011.801.202.2827.857.5614.64郭庆旺、贾俊雪(2005)(用三种方法综合计算)1979-20049.2810.102.190.899.5985.325.09注:GY、GK、GL、GA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资本投入量、劳动投入量和综合要素生产率(TEP)的年均增长率,EA、EK、EL分别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资本投入增长和劳动投入增长对产出的贡献份额。原研究资料中没有计算的数据,是本人根据其原始数据计算而得。从上述大多数研究结论来看,把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增长归为粗放式经济增长是没有疑问的,这从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不足三分之一(少数研究出外)就能看出。但我们必须特别关注的是自1993年以来TE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不断缩减的趋势(这从TEP的计量结果可以明确看出),对这一点应该怎样看待、怎样理解却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我们发现,仅靠简单的统计计量分析很难明确揭开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要想对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有一个明晰的揭示,必须从中国转型期的基本特征入手,我们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分析中知,资本因素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显著因素。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中国资本形成的过程入手来考虑(从表1中计量回归结果可以明显观察资本存量增长是中国产出远大于其他因素的最大贡献因素)。当然,在分析资本形成和深化的过程中,还要结合考察中国转型期的资源配置机理及其运行特征,并结合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来予以揭示。下面,本文就按照这个逻辑对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问题做深入的探讨。二、中国转型期的资本深化及功效1.资本产出比率及其变化趋势在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中,从索洛(Solow,1962)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起来的对观3芮德俊、高坚、金菁:《中国:投资、融资和经济增长》,研究报告第56页,2004打印稿。4察变量影响产出结果的贡献计量来看,资本要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着最重要作用,为了深入洞察资本要素在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中的变化情况,我们首先从中国转型期的(1978-2004)的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化着手分析。在洞察资本产出比率的基础上再观察资本产出比率增长率4的变动情况。图1资本产出比率及资本产出比率增长率趋势图(1978-2004)0.81.21.62.02.42.819801985199019952000K/Y比率-4-2024681019801985199019952000K/Y比率增长率-4-2024681019801985199019952000K/Y比率(资本产出比率)K/Y增长率(比率增长率)根据郭庆旺等(经济研究,2005(6))提供的基础数据并对照《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在索洛-斯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来决定,但如果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在短期内新古典生产函数可表示为:)]()([)()(tLtKFtAtY……①Y(t)表示产出,A(t)代表技术进步,K(t)表示资本存量,L(t)为劳动人口,①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t求导,可得: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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