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碳达峰碳中和与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

党课：碳达峰、碳中和与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我们都知道，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当下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其背后一定是带有经济代价的。怎样平衡经济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一是了解气候变化和“双碳”目标，即为什么要碳达峰、碳中和，其背后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气候变化；二是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碳成本存在于哪些方面，我们怎样才能降低这些成本，从而既确保碳达峰、碳中和，又不影响经济增长；三是了解中国未来怎么面向“双碳”实现协同发展。一、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一）气候变化的原因与严峻趋势尽管人类社会对全球变暖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全球气候变化确实是非常复杂而棘手的科学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挑战。相关数据表明，虽然近十万年来的全球气候波动总体态势是平稳的，但是近两千年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与确定。相关研究发现，如果只考虑自然因素，全球气候变化是不会如此显著的，而恰恰是在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如此明显，特别是全球变暖。同时，从全球可持续发展评估结果来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难题，也是发展中国家需要面对的挑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相对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是空前的，也就导致了地球系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演化。从全球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包括人口、GDP、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旅行在内的多方面数据，都呈现出增长得越来越多的趋势。这样一系列人类活动与地球系统的各个变量都是高度相关的，如二氧化碳排放、生态系统破坏等方面的变量显著增加。所以，人类活动带来的地球系统各个变量的快速变化，其直接结果就是让地球不堪重负，地球系统的运作正在脱离安全范围，如基因多样性、氮循环、磷循环等已进入高风险区，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变化进入不确定性区间。然而，如果我们要找到一条平衡经济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路径，可供的选择并不是很多。从整体上来看，气候变化也正在成为危及人类生存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全球尺度上的各种灾难性事件风险正在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显著增加。由于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平均水平，高温、强降水等一些极端事件越来越多，气候风险水平上升，沿海海温、海平面上升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青藏高原的冻土退化也是比较明显的，其主要还是升温导致的，所以总体上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是负面的。对于升温明显背后的原因，科学家们也在不断探索，总体上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那么，我们要怎样来干预气候变化、控制升温呢？显然，减排是一个重要任务，而且时间紧、任务重。面对这一情况，2016年，全球175个国家签署了《巴黎协定》，承诺将全球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2℃的范围之内。然而，按照现在的趋势，2℃的目标已经难以将影响控制在安全区间，1.5℃将是一个更加刚性的目标，但其减排要求显然也更高、时间也更紧。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零排放？控制在2℃需要到2075年实现零排放，而1.5℃就需要到2050年实现零排放，二者差别很大。为了实现这一系列目标，人类实际上还要做很多事情。如果以1.5℃为更刚性的要求，当前全球只剩下8%的碳账户额度，而如果按照现在的排放速率，10年就会突破这一界限。从1870年以来全球碳账户的消耗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在早期的排放是比较大的，当前中国和美国的排放是比较大的，约占全球的一半，印度排第三且也在快速增加。从全球数据来看，1955年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长趋势主要有几个重要节点，一是三次石油危机，二是三次国际气候行动，同时2019年以来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形势越来越紧张，迫使每个国家、每个企业、每个个人都需要行动起来。自《巴黎协定》之后，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目标和新的内涵。1713年，德国人冯·卡洛维茨就提出了“可持续性”的概念。然后，全球发生了一系列相关活动，如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讨论了当代环境问题，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重要报告，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这一重要文件，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2000年联合国制定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17个全球发展目标”，2015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2021年的联合国第26次气候大会达成了《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当今，全球开展了一场碳达峰、碳中和的角逐，已有137个国家和地区承诺碳中和，并且不丹和苏里南两个国家已经实现了碳中和。其中，乌拉圭承诺2030年达到碳中和，其目标是最早的；而后是芬兰、奥地利、冰岛、德国、瑞典，目标年是2045年或更早，九成国家设定了205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A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就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二）怎样理解“双碳”目标要理解碳中和、碳达峰，我们还需要对全球的碳循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为什么人为的碳源排放会干扰碳循环。全球碳循环包括陆地系统和海洋系统，二者的通量是比较大的，也基本平衡。化石能源燃烧与土地利用的变化，二者规模并不大，但是难以被自然吸收，也就成为干扰碳循环平衡的主要原因。据研究估算，人为的碳排放量大约每年带来的增量是400亿吨，其中一半能够被陆地和海洋吸收。对于另外一半缺口，我们要做的就是减排和增汇，减排就是减少人为的排放，增汇就是增加陆地和海洋的额外吸收能力。单一的减排视角就是碳达峰，即随着经济的发展，碳排放开始增加，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碳排放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但是，这样的碳达峰实际上意味着增量减少或增速变慢，其总量还是在增加的，实际上不一定能够填补上述的缺口。所以，我们只有同时推动减排和增汇，才能实现近零排放。碳中和指的则是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技术进步等一系列方式来抵消人为的碳排放缺口，以实现正负抵消，达到一种相对的零排放状态。碳中和等于人为的碳排放减去陆地、海洋吸收的，以及技术进步减少的、吸收的或封存的。人为的碳排放基本上就是化石燃料的使用，如煤、天然气等，再加上土地利用的排放，如从农业用地变成其他用地，即从碳汇变成碳源。此外，海洋作为一个碳汇是全球公共资源，所以每个国家应当平等获取海洋碳汇资源。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碳中和公式就包括了陆地碳汇、海洋碳汇以及碳封存、碳捕捉等技术进步。我们要实现碳中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能源建设。在能源转型方面，我国近年来还是做得不错的。“十一五”以来，我国能源效率开始显著提升，从而实现了能源消费总量和效率的双控。在结构上，我国从过去的单一传统能源大国，发展为既是传统能源大国，又是新能源大国，而且新能源将会越来越重要。在产业发展方面，产业是能源转型的重中之重，同时居住和交通也是转型的重点。对此，我们致力于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同步转型。第二，增汇。我们要针对能源转型进行生态建设，增加陆地、海洋能够吸纳的碳排放量，如增加森林、耕地、海洋、草原等。但是，这实际上不是土地类型的问题，而是生态管理的问题，如经研究发现，亚马逊雨林就从碳汇变成了碳源，主要是森林景观格局的变化。但是，森林景观格局的变化又与人类的活动有关系，即大规模、破碎化的种植方式与全球贸易的流向密切相关，其背后实际上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第三，技术进步。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关技术有碳捕捉、利用与封存技术，就是在确保发电等高耗能产业不中断的情况下减少向大气实际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这是重要的减排过渡技术。联合国机构IPCC在《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中提及了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的四种情景，其中就涉及大量碳捕捉、利用与封存技术的应用。具体来说就是，首先辨识碳排放的源，然后将它们存化或分离，再进行氮化，最后运输到一个地方进行封存，进而可以应用建筑原料、化工原料等方面。当然，目前这一技术的应用成本还是比较高的，需要靠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带来新的机遇。目前，全球碳技术专利主要集中在太阳能、先进交通工具、建筑和工业节能、煤技术等方面，中国碳减排技术专利主要集中在建筑和工业功能、太阳能、先进交通工具等方面。我国在一些新能源技术方面，如新能源汽车，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技术领跑，在其他一些方面也都存在着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对此，我们有信心能够比发达国家做得更好。二、中国增长模式的碳成本（一）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碳成本大家知道，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轮，仍然是工业化和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城镇化。虽然有人说我们的城镇化已经减速了，但实际上我们的城镇化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国家，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的特点，就是依赖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的支撑。在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碳排放也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加入WTO以来，国际市场需要大量的我国产品，我国的出口可以说是指数级增长，经济增长被快速拉动的同时伴随着高排放。其中，以煤炭能源为基础支撑的工业化进程，势必伴随着高排放的压力。原煤的碳排放占比可以达到全国能源排放的一半左右，曾经最高的时候达到70%左右，现在约为50%多，未来还要继续下降。等实现了以新能源为主导，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所以，能源变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碳排放？我们可以通过学术上的KAYA模型分解碳排放，厘清其与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通过分解，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中，人均GDP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在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中，高耗能产业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如基础设施所需的大量的钢筋、水泥等。当然，这些产业也是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总而言之，能源行业和重化工业在排放结构中占比达到80%以上。在制造业部门中，金属和非金属冶炼、压延等相关行业，以及有色金属、化工行业在排放结构中占比较大，尤其是黑色金属行业。可以说，这些行业支撑了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但也形成了最主要的碳成本。工业化碳成本下降的关键，还是在于新能源的成本。当然，我国新能源成本的下降速度还是较快的。从2010年以来，太阳能光伏发电、风能和电池储蓄的成本显著下降。如果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趋势得以继续，预计到2030年，我国60%的电力能够来自非化石能源，其成本比常规成本降低10%左右。此外，我国电力部门碳排放量将比2015年少一半，成本比正常情况下降低约6%。届时，我国将形成一个比较干净、比较有效率、成本比较低的发展模式。（二）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成本城市实际上也是碳排放的大户。从全球来看，城市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量的比例约为75%，而我国城市占我国的总量达到80%。城市是一个系统，有各个碳排放的源，如城市边界内部的各种商业、工业设施以及住房等，都会排放很多二氧化碳。同时，城市是一个开放系统，上游需要有各种物质、人员、电力输入，也都是需要耗能的；下游如垃圾处理、废水处理、货物运输等，也一样需要耗能。总而言之，城市是一个巨系统，其中耗能的单元有很多，所以很多专家认为节能减排的主要阵地应该是城市，即城市应该是实现碳中和的最重要的地方。城市要怎么为碳中和作贡献？是否城市越大，其碳成本就越高？对此，我们展开了低碳试点城市，以研究低碳试点城市的规模对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我们发现，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城市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在下降的。也就是说，大城市的碳效率相对更高。这些试点城市的规模与人均碳排放的强度关系也表明，大城市的人均排放是最低的，其碳效率比很多中小城市都要高。究其原因，应该是大城市的集聚效应、规模经济与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