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范例3篇

1/27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范例3篇【参阅】此篇优质文档“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范例3篇”由网友为您精心整理分享，供您参考阅读之用，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下载分享吧!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1一、美国强势与中国崛起的复杂互动使“中国特色”突显，致我国政治稳定压力倍增从全球范围看，美国无疑是当今最强大的主权实体。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政治代言人，美国具有雄厚的综合实力。从1990年至2007年，其GDP一直保持在世界总量的25%以上，由万亿美元攀升到万亿美元，年均增幅达%；货物进出口也稳居全球第一，从9106亿美元飙升至万亿美元，扩张了近倍；世界500强中仍有1/3是美国企业，2007年为153家，其中，沃尔玛与埃克森美孚还名列榜首。此外，美国还拥有史无前例的现代化军队，年度国防费用相当于其后10个国家防务支出的总和。另一方面，与美国相比，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劣势明显。日本GDP仅次于美国，2007年为万亿美元，尚不及美国的三成半；欧盟作为整体，经贸水平同美国难分伯仲，如仅德国2007年货物进出口就达万亿美元，稍逊美国①，但科技、军事却非美国对手；俄罗斯也只在核武领域里能勉强与美国一2/27搏；中国虽发展快速，然与美国的整体差距还相当巨大。而欧、俄、日、中的利益分歧和相互冲突，又便利了美国从中分化、利用，使联合制衡美国难以实现。换言之，苏联不复存在，对美有效约束犹未形成，意味着两极均势已彻底瓦解，美国在短期内遭遇强有力挑战的可能性极小。美国的“一超”地位和强势霸权直接影响着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政策取向。虽然，自冷战消失以来，意识形态已不再是“划界站边”的主要依据，但就国际政治现实而言，全球“西倾”还是极其明显的。在欧洲，由于美国支持，北约与欧盟先后强行东扩，赢得了对俄罗斯的遏制与围堵；而亚太的日本、澳大利亚等也正是通过强化与美国的既有同盟，才致中国于相对不利的竞争态势。“9•11”后，美国更以“联合反恐”为名，对中亚实施地缘渗透，进而使俄、中战略被动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美、日、欧凭借资金、技术优势，加紧“西化”全球，还推动了国际格局朝纵深方向分化、重组，亲美、亲西方的区域性力量迅速壮大并在地区事务中占据主动，更多的国家被迫在策略选择上靠向西方，以避免被人为边缘化。由此，坚持独立自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势必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令人鼓舞的是，在西方“汪洋”包围中，中国保持了长期、平稳、强劲的发展，“中国模式”在苏东剧变与国际共运跌入低潮后依然“一枝独秀”。自1989年以来，中国顶住压力，韬光养晦，埋头发展，不仅彻底冲破了西方的封锁制裁，而且3/27成功抵御了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2007年，中国大陆GDP升至万亿美元，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万亿美元①，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与举足轻重的贸易大国。特别是在应对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负责任的态度、积极主动的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全球景气的复苏，更使“中国特色”进一步脱颖而出，并使意识形态的争论焦点从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悄然转向再度质疑资本主义。而世界银行与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显示，2000年至2007年间，中国大陆GDP从占全球的%升到%，上扬了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比重也由%攀升到%，增加了个百分点。同期，美国GDP则从全球%降至%，下挫了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额也由%跌至%，减少了个百分点[注：相关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数据2008[DB/OL].[2010-04-11].http:///tjsj/qtsj/gjsj/2008.]。尽管数据无法说明一切，但却能直观地反映中美两国两种制度的实力竞争及其变迁，并深刻地影响到华盛顿对中国崛起的评估。在重新定位双边关系时，难免将中国视作竞争对手与潜在威胁。迄今，美国对华政策仍沿袭着“遏制+接触”的冷战基调，采取防范重于合作的方针。实践中，美国不仅苦心经营“远东岛链”，挥舞“大棒”，长年维持对华军事威慑；而且善于运用资金、技术，以“胡萝卜”利诱，大举拓张，渗透中国市场；此外，还频繁借口维护“人权”、促进“民主”，多方支持分裂势力，暗中操纵政治异议，伺机从内部瓦解中国，4/27颠覆中共政权。如众所周知的“3T”战略，即利用台湾（Taiwan）、西藏（Tibet）、商业（trade）等问题对华施压，分散中国精力，阻滞中国发展。“9•11”后，美国更利用中亚“近美疏俄”和俄罗斯战略让步，趁机染指里海油区，积极推进和平演变，致“街头运动”与“颜色革命”席卷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阿塞拜疆等国，并企图扶植“世维会”，实施所谓的“新疆工程”，直接危害我国西北边陲安宁。可见，如何理性对待“美国例外”与“中国特色”的辩证关系，尽快扭转战略被动，彻底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西化”、“分化”、“弱化”政策与和平演变攻势，切实维护国家主权与政治安定稳定，诚然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着力解决的首要课题。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加深及生产景气波动冲击着“中国制造”，致我国经济稳定压力陡升由于美国“一超”霸权，以及迈入新世纪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等迫切需要，美、欧、日联盟破裂与美俄、中美全面对抗的概率并不高，1996年后形成的以存异求同、协调互动为主的大国关系趋向平稳，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全球和平有望维持。由此，国际态势及其演化完全取决于和平机制下综合实力的竞争，趋利避害谋发展成了各国各地区战略决策的核心。而当今世界力量对比明显失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信息、规则等垄断优势，竭力维护、强行拓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大限度地攫取全球化带来5/27的便利，又使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处于分工底层与被动依附的发展中国家深陷“破产”的困境。虽然大多数国家迫切希望尽快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但要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仍有待时日，仍需付出不懈努力。也就是说，美国强势主导与大国普遍协作意味着我国已不再面临大规模的外敌入侵，能够避免与世界主要国家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能够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但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我国与众多欠发达国家相似，实现赶超必须首先融入全球化，接受由西方制定、操纵的经贸制度和通行准则，直面越来越多对政策自主的现实制约，而国家实力的增强与民族自信的恢复，又势必触动发达国家的利益结构，引发西方诸国不同程度的疑虑、恐慌、防范与责难，“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几度泛滥即为典型确证。实践中，为阻滞、延缓中国经济进一步壮大，发达国家可谓费尽心机。一是借口货币汇率、市场准入等问题不断对华施压，多方干预中国经济运行。譬如，尽管2005年以来，人民币相对美元已逐步升值，然美国学界、官方，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盟等仍认定人民币币值被明显低估，2010年春，甚至公开敦促人民币升值以平衡中美贸易。虽然，中国政府重申并力保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美方也未将华定为“汇率操纵国”，但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交锋还在延烧――因为，在“广场协议”致日元振兴遥遥无期、希腊等国主权债务危机使欧元无力干预金融变革的背景下，美国大举施压人民6/27币，除了刺激出口的直接目的外，更着眼于人民币短期内“被升值”所产生的连锁效应，像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元国债巨额贬损，中国产品在世界的竞争优势丧失，出口受挫，劳动密集的外向型中小企业大批破产，失业率飙升，进而波及整体经济繁荣，影响社会稳定，制约中国崛起。又如，为尽快加入WTO，中国被迫大幅降低农产品关税，逐步取消进口配额，结果导致大豆进口从1994年仅5万吨猛增至2005年的2600万吨，而大量转基因大豆输入还使本土有机大豆生产迅速萎缩。更为严重的是，2003年底，中国宣布拟派团赴美采购大豆，跨国粮商趁机布局；次年春，因中资企业大批下单，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均价由每蒲式耳美元冲到美元，而中方定购完毕，价格即回落至美元，而诸多中国大陆油脂企业由于此番300万吨交易、15亿美元差价而濒临倒闭；跨国粮商则乘势控制了中国市场近六成的油脂企业、80%的大豆压榨能力，掌握了从大豆采购到仓储运输、成品加工、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主动权。像新加坡“丰益国际”就占据了中国小包装食用油近85%的市场份额，对政府价格调控与民生保障造成了直接威胁［1］。二是针对中国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输出价廉物美的商品，频繁发动大宗货物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像2009年初，欧盟决定对华钢铁紧固件征收为期5年、最高达87%的正式反倾销税，损及1700余家中国相关企业的正当利益［2］。同年8月，欧盟又针对中国汽车零部件的最大出口产品――铝合金轮毂进行反倾销立案。10月，欧盟部长理事会还裁定中国输欧无7/27缝钢管对其产业构成危害，宣布征收%至%的最终反倾销税［3］。再如，继“轮胎特保案”后，美国商务部又于2009年11月做出初步裁决，拟对总额达32亿美元的中国输美油井管征收最高为%的反倾销税，创下了迄今外国对华出口产品“双反”诉讼的案值之最［4］。而最能折射“中国制造”在海外艰难境遇的要数轰动一时的“玩具门事件”。2007年8月，世界玩具制造业巨头美泰公司连续三次宣布召回数千万件中国生产的玩具。虽然，绝大部分被召回产品系美方设计缺陷所致，但众多美国媒体却铺天盖地地无端指责“中国制造”，并致与美泰长期合作的广东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因此破产，两千多名员工被迫遣散，代工企业主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三是着眼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并购、渗透、控制。统计表明，当今全球100大经济体中只有49个是主权国家，其余均为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由于大型企业拥有空前权力，不仅左右着一地劳动就业、科技创新、网络覆盖、业务外包、税收转移与市场稳定，而且还可通过献金、游说，影响该地政策立法、司法审判、民众观念等，因此，其对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祥和、民族独立均构成持久威胁。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以廉价劳力、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及超国民待遇，吸引了众多跨国企业来华投资，带动了GDP增长、就业增加、低端技术与经营管理外溢，但也使政府的独立性被逐渐腐蚀、公共服务职能相应削弱、民族资本遭受空前挤压。8/27正是得益于权力部门或地方当局的“帮忙”，跨国公司才在中国“高歌猛进”，并轻易地将母国经济与社会成本转嫁给中国，实现母国乃至国际成本的中国化；而中国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却日益萎缩，最终多沦落至被迫“让售”，如一度盛行的“政策性破产”，不少即导致大众利益流失而专为跨国公司设计的“定向破产”［5］。一旦“权贵”与“买办”勾结，类似的“力拓案”就层出不穷了。2009年夏，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在华雇员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被中国司法机关逮捕，力拓驻沪办首席代表胡士泰等4人被控在中外进出口铁矿石谈判中，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中国国家秘密，对中国经济安全和商业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四是忽悠、胁迫中国分担责任，迟滞中国发展。特别是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舆论由谴责中国“威胁世界”转向冀望中国“拯救世界”，从取代“G8主导”的“G20峰会”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G2模式”，“捧杀”中国的呼声此起彼伏，直到斯德哥尔摩，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经济体”才“真相大白”。表面上，气候变化属自然科学范畴，事实上，却涉及各国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等深层次问题。像欧盟在技术转让与资金援助方面态度消极，其根源在于力图增加环保、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美国2009年7月就颁布了对高能耗产品征收“碳关税”的方案，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动机更一目了然。原本应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9/27国家在应对全球变暖上承担更多责任，在保护地球的同时，也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但发达国家却主张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应承担均衡减排任务。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必须为发达国家过去100年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买单。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作为碳排放大国的中国和印度处在“风口浪尖”――因为像马尔代夫召开内阁海底会议、尼泊尔举行内阁高山会议一样，国际社会也希望利用气候议题限制中印的发展速度［6］。三、传媒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