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数字化-存在的问题及转型方向3篇

1/21基层治理数字化:存在的问题及转型方向3篇【参阅】此篇优质文档“基层治理数字化:存在的问题及转型方向3篇”由网友为您精心整理分享，供您参考阅读之用，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下载分享吧!基层治理数字化:存在的问题及转型方向1近年来，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政府、市场、社会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中国的社会治理正在经历快速的数字化转型过程。目前，虽然这种数字化转型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但是从各地的实践探索中，已经可以看出其鲜明的问题指向，以及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直面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第一个问题指向，是直面那些亟待解决但传统治理手段难以有效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特别是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足的问题，力图通过新的理念、方式和手段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第一，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涵盖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等方方面面，力求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数字化，增强对社会系统的数字化感知、识别、分析、反馈和调节能力，全局、全域是数字化转型中经常提及的概念，指向的是系统治理的难题。第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力求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链接与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等2/21各方面资源，发挥各方面资源的独特作用，增强不同资源之间的互补效应，指向的是综合治理的难题。第三，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力求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对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行为方式和互动过程的痕迹化，明确各方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实现可追溯性强、证据链确凿的精细化治理，改变传统治理中普遍存在的末梢治理问题，将治理的重心不断前移，指向的是源头治理的难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第二个问题指向，是直面数字社会的各种新问题。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个体、群体和组织进入数字世界，这就带来了新的治理问题。第一，网络违法犯罪事件占比相对上升，网络安全出现新的特征和态势，带来新的治理挑战。传统的治理思路、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在数字化的网络世界不再完全适用，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突出，迫切需要开发新的治理工具，储备专业化的治理人才队伍。第二，技术迭代创新的速度很快，大量的新型应用场景出现，现有规则体系的响应和更新速度难以同步。电子商务、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短视频、直播、虚拟现实、金融科技、无人驾驶、智慧医疗等各个方面的技术创新将社会成员引入数字世界，社会行为、舆论、互动、关系、结构出现很多新的变化，原有的法律、规范、伦理等制度体系难以有效覆盖，亟须弥合技术发展与制度演进之间的距离。第三，数字世界的治理问题高度复杂，表现出跨区域性、3/21跨领域性、传染性高、波动性强、涌现性明显等特征，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世界的经济运行和社会互动突破了时空边界的限制，个体、群体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数字世界更为密集，这都使得传统以属地治理为主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数字化时代面临巨大的挑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第三个问题指向，是直面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社会治理不仅仅是要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治理问题，更重要的是形成与社会急剧变迁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系。因此，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指向的更深层问题，是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体系如何走向现代化。第一，数字化作为一种赋能手段。即运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体系的传统要素，提升社会治理的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为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增量变化。第二，数字化作为一种运行基础。即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其他要素提供数据、算法和算力的支撑，推动传统治理要素从前数字化时代走向数字化时代，使得数字化真正成为社会治理体系得以植根、运行和发展的新基础。第三，数字化作为一种革新理念。即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革新的背景下，精细化、精准化、可计算、可追溯、复杂性、数据碰撞、机器学习、人机耦合、仿真模拟等成为新的被社会广为接受的思想观念和认知图式，社会治理体系的各个要素能够自主学习和自觉运用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工具认识、分析、判断、预测和应对社会治理问题。4/21亟须支撑条件和约束机制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呼唤坚实的基础环境。数字化转型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而是受到制度、组织、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需要良好的基础环境。第一，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制度环境的匹配。新一代信息技术进入社会治理的过程，可能会带来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互动等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蕴含着对既有制度规则、伦理规范、文化观念的冲击，需要新的制度体系来协调。第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组织机制的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进入社会治理的过程，离不开相应的发起、应用和承载主体，也会对社会治理中各类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以及多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带来影响，需要政府部门、平台企业、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主体的一整套组织运作机制的创新，尤其需要组织之间以及组织内部的协作机制创新。第三，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要社会基础的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带来了技术红利，也产生了数字鸿沟和红利差异等社会问题。因此，只有不断提升社会的数字素养，对更大范围、更多人群进行技术赋能，在技术产品的设计和应用环节考虑更多差异化人群的需求，追求效率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才能有广泛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构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化资源配置机制，对于更好推进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5/21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宽阔的协同空间。数字化转型意味着社会治理走向更为精细化的方向，只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其他要素深度协同融合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目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体系其他要素的协同融合机制在实践和理论上还未完全厘清，因此为它们构建宽阔的协同融合空间是未来的重要发展趋势。例如，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社会大众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主体性问题。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了社会连通性的增强，有利于公众参与，但并不必然增加公众参与。第一，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聚焦公众的参与动力问题。数字化转型只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切身利益、现实需要联系起来，将政府自上而下的数字政府、智慧社区建设与城乡社会内部活跃的社区公共平台、自媒体等链接或匹配起来，使公众关注的各类热点、重点、难点问题拥有更便捷、更有效的表达渠道、空间、平台和机制，才能真正促进垂直和平行两个方向数字化的融合。第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聚焦公众在治理中的参与权利问题。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来聚焦公众需求的反馈问题和治理方案的实施问题，增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对公众需求的回应性、互动性，落实相关主体的责任，让公众清楚知晓问题解决的进展、遇到的困难和可能的应对措施，也将是重要的发展趋势。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亟待有效的约束机制。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引发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6/21近年来，政府、学界和公众越来越强调科技向善的重要性。可见，约束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一，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可能影响个人信息安全，需要构建公共与私人边界的多重界定机制。从界定主体看，法律体系、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平台企业、社会大众等都是重要方面；从界定内容看，新一代信息技术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序、方式、权限，都有必要予以明确界定。第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涉及平台企业在治理中的角色问题，需要构建政府、平台、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如何加强和创新平台治理，既发挥平台企业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又避免公共性的缺失，是构建政府、平台、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的关键。第三，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可能面临技术自身的局限性问题，需要构建多层次的技术防护和社会干预机制。首先，信息技术产品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一旦技术系统出现崩溃，则面临着信息泄露、数据丢失等风险，需要构建系统性的网络信息安全防护机制。其次，信息技术产品往往携带着自身的技术刚性，可能带来治理灵活性的下降，难以应对各种复杂情境，技术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需要更具弹性的制度予以保障。最后，基于数据和算法形成的信息检索、信息推送等，可能与社会的价值导向等存在偏差，影响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需要一定的算法审计和社会干预。基层治理数字化:存在的问题及转型方向27/21摘要:基层是社会治理的第一线，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基层治理中的痛点主要表现为：政民联通碎片化、权责观念碎片化、服务供给碎片化和事务管理碎片化这四个方面。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为解决基层治理痛点提供了新的思路，具体路径是通过感知智能化、治理过程数据化、服务智慧化和评价及时化，更好地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关键词: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目标路径【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基层是国家层级组织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新型城镇化建设使得以往的城郊农村纷纷转变为现代化居民社区，更凸显了当前基层治理在我国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公共安全防控、民生服务和矛盾调节等，任务繁多、工作量大且各治理主体之间权责界限模糊。因此，有必要重新规划治理单元，加强各治理单元之间的协同联动，合理配置基层有限资源，推动多元主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中来。当前基层治理的主要痛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尖端技术给我国的基层治理模式带来了巨大变化，基层治理各主体也在不断探寻各时期最佳的治理模式，但基层治理新的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碎片化是目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要痛点，主要体现为政民联通碎片化、权责观念碎片化、服务供给碎片化和事物管理碎片化。8/21政民联通碎片化表现为基层组织与公众联系紧密度不高，缺乏保持联通的纽带。广大基层尤其是农村，由于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薄弱，相关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民的整体文化水平较低，信息沟通的方式和渠道比较传统，基层工作人员很难识别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在城市社区，由于人口流动性较强，社区管控难度加大，基层治理工作压力持续提升；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且高效的交流平台，许多居民参与基层自治的热情不高，往往处于“被管理”的情形中。而政府与居民沟通有障碍，也使得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不能顺利地在基层落地，往往需要基层中有威望的个人或组织进行大量游说，这实际上也让政府的治理工作陷入了被动局面。基层民众的信息无法被充分收集，需求得不到及时满足，导致基层社会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政府信任度下降，整体形象受到负面影响。权责观念碎片化是指基层民众的权利意识不断提升，但履行义务的意识却相对较弱。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增强了基层民众的信息获取能力，让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便捷地从社交媒体中获取对自己有利的“价值观”和“理论”。这些多元化的“理论”削弱了以往基层组织和民众思想的高度统一性，在引导公民保护个人权益的同时，弱化了他们应该承担的义务。再加上我国基层组织法治水平相对较低，缺乏引导公民知法懂法用法的措施和手段，导致权责观念碎片化问题在基层治理中更加凸显，既增加了基层治理的难度，又阻碍了国家的法治现代化进程。9/21服务供给碎片化是指当前基层公共产品供给和基层治理能力还不能够完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民生服务需求。在基层民生服务中，医疗、教育、安全、交通等与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安全感与获得感息息相关，而目前我国基层治理可用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等关键资源相对于人民广泛的需求尚存在缺口，这一矛盾在乡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尤为突出。在经济发达地区，人口流动频繁且流动数量庞大，这些涌入的流动人口层次不一，势必会给当地社会安全、医疗、交通等领域的治理带来巨大压力；而在那些欠发达地区，大量的人口流出导致“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严重，加上经济基础薄弱无法吸引人才、资金和技术，这些地区的基层治理很难达到高质量和现代化的水平。事务管理碎片化主要体现在基层治理各项任务之间协同不足，缺乏标准化协作流程和治理机制。由于上级各部门信息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