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稳疆新时代新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稳定机制研究

团结稳疆：新时代新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稳定机制研究摘要：“团结稳疆”作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由理论话语转向政策制定与社会动员的过程中，需要从两个方面对其意涵进行完整把握：一方面需要从中央与地方（边疆）纵向整合的维度出发，确保国家整体架构的平稳有序与国家内部各层次主体关系的协调，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现代国家共同体建设；另一方面需要从社会横向联结的维度出发，推进新疆社会各群体的和谐交往与交融共生，从而构建一个整体有机的团结社会。而将纵、横两个维度的关系与任务使命予以贯通结合，不仅构成了理解“团结稳疆”之内涵逻辑的整体性框架，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当代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关键词：团结稳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国家建设新疆地处中国西北、亚欧大陆腹地，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在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宏观背景下，确保新疆地区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其民生改善与繁荣发展，对于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巩固边疆安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为接下来的民族理论研究与民族工作实践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按照本文的理解，在这个五位一体的治疆方略中，“团结稳疆”更加偏重于从对社会机制的整体性分析以及对各类既有资源的团结统筹中，建构一种内生性的社会结构与联结机制，从而进一步探寻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实现新疆社会良性运转与各民族人心持久安定的时代答案。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就很有必要对“团结稳疆”的内涵所指与整体逻辑展开细致深入梳理与分析，以期在此基础上获得关于新疆社会团结稳定乃至更长周期下的中国现代政治国家凝聚整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等宏观性问题的整体见解。一纵向整合：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巩固与稳定发展的现实议题“团结稳疆”的第一重意涵来自对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巩固与稳定发展的现实性审视。具体言之，新疆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依托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范畴与政治构造而存在，国家建构起了涵盖各个具体区域的整体性政治秩序与框架，并为居住在这些区域上的人民持续提供着公共服务与外在屏障，因此在现实语境下考察“团结稳疆”相关理念与话语，首先要对纵向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展开论述。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国家核心与枢纽的中央政府，与作为一个边疆行政和生活区域的新疆地区之间，既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机制予以联结和贯通，同时也需要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实践，来进一步确立中华各民族在精神文化与制度人心上的共同体关系与一体性联系，由此才能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边疆巩固与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种国家整体架构上的纵向性整合，不仅理应被包含在新时代“团结稳疆”话语的整体关怀之内，而且也需要从逻辑与学理层面对其进行充分探究和阐发。（一）中央和地方（边疆）纵向关系的制度设置与现实建构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问题，既是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发展与变迁的一个基本线索，也是考察中华现代国家团结凝聚以及内部运行结构的一个关键着眼点。从历史上看，基于中华文明的内聚性以及政治结构的“强干弱枝”，从秦汉、隋唐乃至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的生存威胁，都在于国家全局性的“土崩”而非一地一隅的“瓦解”。有学者认为，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封建政治制度虽有助于加强国家的中央集权，但另一方面权力的集中也造成了国家本身的脆弱性和易于瓦解。因此，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中央与地方的循环互动结构，社会的其他衍生性问题也会蜂拥而来。从现实来看，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对于人口、领土以及政治权力的排他性独占的基础之上，国家主权的贯彻以其现实的疆域为边界，如果不能建立起对于地方各行政单元的权威和切实有效治理，主权国家的现实根基也将不复存在。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地方行政单元这一层属性之外，新疆地区本身还兼有边疆的属性，因此这里还要涉及有关中央与边疆关系的讨论。首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谓‘边疆问题’之核心，仍然在于不同的人群及其文化与国家建设的关系”。众所周知，现代国家即是在政治一体性的基础上，对于机械团结型社会的文化与生活进行现代性的编排重组，而在现代国家中，边疆之“边”，不仅体现为地理位置上的偏远，也体现为文化意义上的某种差异性取向，但这其实也在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边疆在普遍主义倾向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对于自身主体性的放弃与“牺牲”。因为边疆本身即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一个抽象概念，而随着现代国家“中心”的位移，边疆的范畴与位置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其次，即使是在一个稳定的国家结构下，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心”是确定的，因之拱卫中心的边疆也是“确定”的，而从边疆本身的视角看来，这种“边缘性”是基于“中央”的赋予而被动接受的，它仍然可能会保留自己的主观意识，甚至可以建构一套以自我为中心并往外推导扩散的完整话语。而现代社会对于发展多样性的包容，以及对于地方性知识生产与实践的鼓励，无疑又助推了这一文化机制向整个社会领域蔓延的复杂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国家的中心与边疆之间，本身即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对于这种张力的处理和化解策略，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现代国家尤其是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和维持整体性团结的长期效果。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就地方属性的层次来说，还是就边疆属性的层次而言，新疆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都需要建立一种牢固的结构和深度共生关系。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政治生活中，这一纵向整合与关系的具体载体即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了有效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切实保障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各项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以更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在新疆地区逐步确立和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单一制国家内部的一项制度设置与创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高度切合我国的国情实际与新疆地区的发展需求，在推进新疆地区政治生态、社会形势以及民生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同时，也开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和睦相处的良好局面。因此，新时代党和国家适时提出“团结稳疆”，本身即蕴含了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和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的深层用意，这对于进一步理顺和深化社会主义国家中央与新疆地方的纵向团结关系，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宏观性事业，具有至关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价值。（二）中央和地方（边疆）建立纵向“团结”关系的现实任务与挑战在现实社会中，中央与地方（边疆）相互之间纵向“团结”关系的具体推进上，同样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扰与考验。首先，中央与地方（边疆）对于“团结”概念的理解及其现实践行有诸多不相一致之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对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历史追溯中寻找依据。现代民族国家在西欧出现的最初动力，源自西欧各国之间旷日持久且日益频繁激烈的冲突与战争，而为了确保自身在这些残酷的战争中继续生存下去并获得胜利，就需要维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行政机构和国家常备军，因而也就需要获得充足的税赋和人口资源。这些需求彼此之间环环相扣，最终共同催促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并决定了其在组织形式上的高效化、集中化和同一化趋向，以及渗透于民族国家肌体内部的普遍主义理性和实用性特征。而科层制官僚机构的不断健全完善，以及一个国家性民族的塑造熔铸与文化濡化，则从政治结构与国民构成等方面，将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式推向成熟。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不可能兼顾到其内部所有地方（边疆）的偏好与传统，甚至为了国家意志的贯彻，还需要淡化这种偏好与传统。因此，从地方（边疆）的视角来看，在无法提供治理复杂局面的必要资源之前，在社会内部构建一种同质化的团结关系，是维持社会稳定成本最低且最稳妥的方式，而从中央政府的视角来看，这种同质化且与外部不相兼容的小范围的地方性团结，恰恰是实现更大范围下的国家共同体团结的真正阻碍。其次，现代国家在制度与生活上的二元互动结构，投射到中央与地方（边疆）的现实关系上，也会生发出一定的“团结”问题。作为一个强政治形态的现代国家，主导着国家正式制度及其贯彻体系的制定过程。与此同时，对于制度及其具体细则的解释、维护与推行，也是国家实现自身意志和超然地位的必要基础。简言之，“制度”的权威就是中央的权威，在制度与生活的择取上，中央与“制度”呈现出一种休戚与共的天然亲近关系，与“生活”的距离则较远。而在另一方面，由于集权式政治结构在现代国家内部的普遍实行，地方与边疆更多是作为一个国家制度的治理单元和具体执行者的身份而存在，与中央相对于“生活”的超然地位不同，地方与边疆对于国家制度的执行，是以对于区域内生活实践的具体治理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如果其不能协调好与“生活”的关系，那么也就不能完成“制度”赋予它的职责与任务。因此，无论是来自于国家层面的制度指示，还是基层生活的微观现实需求，都是地方与边疆这一层级所无法忽略和违背的，且都会对其构成压力，并使之成为社会团结性问题的矛盾集中点。这样，中央与地方（边疆）相互之间的纵向“团结”关系，又会面临着“制度”团结与“生活”团结、行政治理体系团结与社会团结等多条团结路径的内部分殊与张力。上述这种中央与边疆以及制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调适需求，启示我们应当放宽视野，从更高层次的“团结”维度去思索新疆地区在新时代确保社会稳定与繁荣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此同时，无论是就新疆地区的现实地位而论，还是就其发展图景而言，建构一种更为紧密有序的中央与边疆联系并推进其深层整合，都是新时代“团结稳疆”事业一种必须涵括且不言自喻的题中之义。一方面，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同时也拥有着广袤的辖区面积与漫长的国境线，因而在我国整体国家安全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新疆地区正在逐渐成为我国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极，保持新疆地区社会稳定与繁荣发展，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不仅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筑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发挥其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比较优势，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与价值，并可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兴边富民”行动的顺利推进提供内在助推力。简言之，作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新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不仅关涉自身诸事业的达成与否，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也具有全局性意义与影响。建立一种良性可持续和更加紧密深沉的中央与地方（边疆）相互之间的纵向“团结”关系，尤其是超越中央与地方以及制度与生活的具体二元分殊，建构一种容纳中华各民族与各区域在内的更深层次的共同体联系，从而切实推进中华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使其在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同时做到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深化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有性感知，不断增进对于中华现代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对于维持国家政治结构和治理体系的稳定有序，以及推进政治共同体和现代国家共同体的团结凝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需要引起我们格外的关注与重视，概括言之，这即是党和国家所提出的“团结稳疆”相关理念与话语的第一层意涵。二横向联结：中国社会团结机制与社会共同体建构的宏观审视以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巩固与稳定发展的现实任务为线索，着重从中央与地方（边疆）纵向整合的角度探讨“团结稳疆”的内涵逻辑，仍不足以清晰勾勒出“团结稳疆”的完整意涵。因为宏观的国家构造需与微观的社会生活相互配合才能不断生成一种良性社会机制与内生性动力，中央与地方（边疆）的纵向整合也只有和新疆社会自身的有机性团结相互支撑，才能从横、纵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一种塑造新时代新疆地区整体性团结关系的立体性支架。因此，我们还需要从横向联结的角度，对我们当前在社会团结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