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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中举目录《儒林外史》.....................................................................................................1第一节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的创作.............................................................1第二节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3第三节理想文士的探求................................................................................6第四节《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9吴敬梓与儒林外史.............................................................................................12清之讽刺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7文木先生传......................................................................................................21《儒林外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１８世纪中叶，我国文坛出现了两部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品——《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书的作者吴敬梓和曹雪芹有着相近似的生活经历，又都不约而同地用白话小说的形式，把自己大半生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或直接或间接地写了出来。最终二人皆死于穷困潦倒之中。当吴敬梓的灵榇运往南京时，金兆燕曾题诗说：“著书寿千秋，岂在骨与肌。”（《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棕亭诗钞》卷五）的确，《儒林外史》一书为吴敬梓赢得了不朽的身后名，它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标志着我国古代讽刺小说艺术发展的新阶段。第一节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的创作科第兴盛的家族科举失意与觉醒取材于现实士林吴敬梓（１７０１～１７５４），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移家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晚年又自号文木老人。吴敬梓出身于一个“科第家声从来美”的科举世家。曾祖一辈，兄弟五人，四人中进士，曾祖父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殿试第三名，俗称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祖父一辈，族祖父吴晟是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进士，吴吴霖起，拔贡，曾为赣榆县教谕，是个清贫的学官。吴敬梓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前辈对科举的热衷追求，对经史特别是《诗经》的备加推崇，都对吴敬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经习文，准备走科举仕进之路。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受封建教育的束缚，对诗词歌赋以至野史杂书都饶有兴趣，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吴敬梓在少年时代过了几年安逸的读书生活，１３岁“丧母失所恃”，１４岁随父到赣榆任所。到了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规矩方正的吴霖起被罢除了县学教谕，吴敬梓随父回到全椒。第二年，吴霖起抑郁而死。父亲一死，族人欺他两代单传，近族亲戚、豪奴狎客相互勾结，纷纷来侵夺祖遗财产。正如他在《移家赋》中所追述的：“兄弟参商，宗族诟谇。”他的族兄吴檠也说：“他人入室考钟鼓，怪恶声封狼贪。”（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金榘《泰然斋集》卷二附）这使他看清了封建家族伦常道德的虚伪，萌生了与仰仗祖业和门第过寄生生活的庸俗人物分道扬镳的念头。于是，吴敬梓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他由激愤变为任达放诞，“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老伶少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金两铭《和（吴檠）作》，同前）他以阮籍、嵇康为榜样，追慕建安文人的风雅，反抗虚伪的礼教，表现出慷慨任气、放诞不羁的人生态度。由于他挥霍放荡和乐于助人，致使父亲死时留下的财产消耗殆尽，逐步落入贫困交加的境地，因而也招来了庸夫俗子的非议。“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文木山房集》卷四）在家乡亲友的讥笑和世俗舆论压力下，他在３３岁时，怀着决绝的感情，变卖了在全椒的祖产，移家南京，开始了卖文生涯。在南京，他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乃至科技专家以及普通市民，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见识。特别是他接触了代表当时进步思。他们反对理学空谈，倡导务实的学风；要求以礼乐兵农作为强国富民之道；反对空言无益的八股举业，提倡以儒家的“六艺”作为教育内容，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时代思潮在他思想上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六朝故都南京的山水名胜，引发着追慕魏晋文人的情感，他进一步突破了“名教”的束缚，发展了恣情任性的狂放性格。吴敬梓也曾想走科举荣身之路。可是，他以弱冠之年考取秀才之后，始终不能博得一第。２９岁时，去滁州参加科考，因为他的狂放行为被禀报到试官那里，终以“文章大好人大怪”而落第。沉重的打击，使他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加深了。３６岁时，曾被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他参加了地方一级的考试，但到了要赴京应试时，却以病辞。几经波折，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了深刻认识，再不应乡试，也放弃了“诸生籍”，不愿再走科举仕进的道路，唱出了“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内家娇》）的心声，甘愿以素约贫困的生活终老。吴敬梓的生活陷入困境，常典当度日，甚至断炊挨饿。由富贵跌到贫困的逆境里，他备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社会有了更清醒、冷峻的观察和认识。艰难的生活并没有使他屈服。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当乾隆首次南巡，在南京举行征召，许多文人迎銮献诗时，吴敬梓却没有去应试，而是像东汉狂士向栩一样“企脚高卧”。（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棕亭诗钞》卷三）吴敬梓生活的最后几年常从南京到扬州访友求助，常诵“人生只合扬州死”的诗句。不幸言中，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农历十月二十八日在扬州与朋友欢聚之后，溘然而逝。“涂殡匆匆谁料理？可怜犹剩典衣钱！”（程晋芳《哭吴敏轩》，《勉行堂诗集》卷九）极其悲惨地结束了他坎坷磊落的一生。“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程晋芳《怀人诗》十八首之十六，同前卷二）吴敬梓在穷愁困苦中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传世杰作。《儒林外史》主要是在移家南京之后写作的，大约在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４９岁时已基本完稿。此后数年，他还在不断修改，但主要精力已转向学术研究。《儒林外史》所写人物，大都实有其人。吴敬梓取材于现实士林，人物原型多为周围的亲友、相识相知者。如杜慎卿、马纯上、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牛布衣等等。杜少卿则是作者的自况。他的主要事迹与吴敬梓基本相同，而且是按照生活中原有的时间顺序安排的，如杜少卿在父亲去世后的“平居豪举”，借病不参加博学鸿词的廷试、祭泰伯祠等。作者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上撷取适当的素材，通过想象虚构，加以典型化，取得了很大成功。《儒林外史》是饱含着作者的血泪，熔铸着亲身的生活体验，带有强烈的作家个性的作品。《儒林外史》的版本历来有５０回本、５５回本、５６回本等歧说。但５０回本、５５回本均未见。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１８０３）卧闲草堂的巾箱本，５６回。除《儒林外史》外，吴敬梓还有《文木山房集》四卷，清乾隆年间刻本，收入他４０岁以前的诗文，近年陆续发现《文木山房集》以外的诗文三十馀篇。据金和、沈大成的记载，吴敬梓的儿子吴良在其父身后编定有１２卷本《文木山房集》，可惜至今未发现。至于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还有“《诗说》若干卷”，可惜已失传，只能从前人的诗文和《儒林外史》中看到只言片语。第二节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命意在批判科举科举扭曲的社会和文人科举派生的“名士”《儒林外史》假托明代故事，除了楔子写元明易代时王冕的故事外，正文从明宪宗成化（１４６５～１４８７）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为止。其实，小说展示的是１８世纪清代中叶的社会风俗画。它以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题材，对封建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小说开篇第一回，就借王冕的故事“敷陈大义”，“隐括全文”。作者借王冕之口痛斥八股科举制度导致知识分子一味追逐功名富贵，从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使“一代文人有厄”。作品在标举了王冕这个不受科举制度牢笼的榜样后，作为强烈对比，紧接着描写了两个把科举作为荣身之路的可怜又可笑的人物——周进和范进。周进应考到６０岁，还是个童生，只好到薛家集去教书胡口，却受尽新进秀才梅玖的奚落。偶然路过的举人王惠更加飞扬跋扈，自吹自擂，夸耀自己的身份；大吃大喝，却让周进陪在旁边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饭。王惠走后，“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鲜明的对照，让周进去回味，去仔细咀嚼。后来，周进连村塾教书匠这个饭碗也丢掉了，只好替一伙商人去记账。因此，当他进省城参观贡院时，大半生没有取得功名所郁积的辛酸悲苦，所忍受的侮辱欺凌一下子倾泻出来，“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可是命运突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他中了举人、进士，做上了国子监司业，奚落过他的梅玖冒称是他的学生，他在村塾中写下的对联，被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薛家集也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范进考了二十馀次，到５４岁还是童生。进考场时“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由于周进同病相怜的赏识，考取了秀才并又中了举，脆弱的神经经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竟然发了疯，半天才清醒过来。范进中举之后，他的丈人胡屠户、乡绅张静斋以及邻里，立刻从鄙薄变为谄谀。先前胡屠户骂范进是“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现在却说“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是“天上的星宿”。“一向有失亲近”的张静斋也连忙送银子，赠房产。只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范进的母亲为这瞬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惊讶、困惑、欣喜，以至“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归天去了”。通过周进、范进的悲喜剧辛辣地讽刺了这种弄得人神魂颠倒的科举制度。这种制度并不能选拔人才，周进、范进科举的失败和成功完全是偶然的。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了八股举业，结果造成了精神空虚，知识贫乏，以至范进当了主考官竟然连苏轼这样的大文豪都不知是何许人。同时，着力描写周进、范进命运转变中环绕在他们周围人物的色相，深刻地表现了科举制度对各阶层人物的毒害，及造成的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科举制度和八股时文的毒害还侵入了闺阁之中。鲁小姐受其父鲁编修的教育，信了父亲说的八股文做得好，“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别的“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的昏话，从小就读经书，习八股。自己不可能去参加科举，只得寄希望于丈夫，不料丈夫对八股时文却“不甚在行”，鲁小姐非常伤心，新婚燕尔却愁眉泪眼，长吁短叹，以为“误我终身”。后来又把举业梦寄托在儿子身上，４岁起就“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在不顾品行而疯狂地追逐功名富贵的社会环境里，人性发生了扭曲和蜕变。作者用５回篇幅描写了匡超人如何从一个纯朴的青年而堕落成无耻的势利之徒。匡超人出身贫寒，在流落他乡时，一心惦记着生病的父亲，“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侍奉，禽兽也不如”。但是，他逐步发生了变化。先是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作为人生的惟一出路；考上秀才后，又受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后又受到衙吏潘三的教唆，做起流氓恶棍的营生。社会给他这样三条路，他巧妙地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可是当他侍奉久病的父亲，敬事兄嫂，亲睦乡里，表现出人性的纯良时，他只能是个卖豆腐的小百姓；而当他变质之后，他却拥有了荣耀和幸福，“高兴长安道”，洋洋得意了。这是一个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