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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分类及其他张志扬同学们：大人文学科文、史、哲、政不分，其文本研读都离不开解释，即便“改变世界”也仍然要“解释世界”做引导和做疏解。马克思就是马克思的反证。除了自然科学的坐实，如果考证、训诂、注疏到阐发都属于解释的话，那么，没有什么不需要解释的。但必须意识到，解释是有不同的，还不仅是外在的类型不同，尤其是品质品性不同，决非“千篇一律”，更谈不上“怎样都行”，别以为进入现代解释学，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根本没有这种现代人自主自傲的自由度。一解释学我想先从进入解释学的一个叙事例子分析谈起。A“我说的之所以是真理，因为我说的符合真理。”B“我说的之所以是真理，因为真理就是我说的那个样子。”C“我说的之所以是真理，因为真理就是我说真理的那个说法。”A可以叫做“聆听者说”，身位谦卑，或听神言，或听道行。但其中仍不乏暗渡陈仓的翻转，如，后起的形而上学家自以为他发现了形而上学同一性“本体”，意识形态家自以为发现了意识形态“真理”，他们不假思索地用自己的“专名”去命名这个普遍真理的发现——“某某主义”：康德———“康德主义”马克思——“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等等。B可以叫做“聆听者升格为主述者说”，身位高抬，俨然“我即真理”。如，按照“马克思主义”加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出现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也就被说成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尽管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相去甚远。这时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马克思曾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明确表示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果面对今天普遍掩盖“自在之物”和“二律背反”的“康德主义”或“新康德主义”，康德肯定也会说：“我不是康德主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肯定也不会承认自己是“柏拉图主义”或“亚里士多德主义”。真正的开创者贴近源头反而审慎得多。C可以叫做“指涉物的知识学化”，听和说的“那个东西”（指涉物）常常被现身为没有主体的主体，即以知识学的面貌独行主体之间。被谁？被具有中介性质的“语言”、“逻辑”等。于是，解释学（说法）便成了获得解释“学”之为“知识学”的必要条件——“说法”作为动词则倾向方法论。如伽达默尔之所为。如此转变当然有一个背景：“启蒙主义”、“进化论”、“民主主义”。对此我不细说了，因为它几乎成为今天不言自明的前提。在此背景上，解释学经历了一个本体论转变，走上了现代知识学的道路。其标志性范畴如下。（1）“前理解”——“历史学命运”这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先有”——进入共在境域：问“是什么”必须先行进入“是”中，即与所问“什么”共同在世而是其所是，也就是使问者获得该问的处身性。例如，“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如果仅仅问“是什么”的“什么”，不过“7.8级”和“8.0级”，但是两个地震决不单纯是自然现象，人在其中，它危及人的生存也自然关联着人的态度或处身性。因而“是其所是”的“是”呈现出的“处身性”，在1976年时代或在2008年时代，便“是”出完全不同的“意义生成”关联域。“先见”——在“是”中展现其视域、视角、维度、层次等，进而表现在取向性的问题意识中，如上述例子的意义，或“阶级”，或“民族”，或“人本”等。还有更外围的即世界性的“亲疏之分”、“主从之分”、“观望之分”等。“先行”（把握）——上面两点已基本进入把握问题的进路了，它甚至还可能预设着问题方向及其目的：“问题的提法已经把问题的解决包含着。”所谓“视阈”、“时限”是很重要的，决非抽象的时空范畴。古希腊以来的“完善”归属于“有限性”，或相对“恶无限”而言的“善无限”，否则无法把握，也如柏拉图所言：“给无限以限定”。当然，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既然有限，又如何变换成形而上学的甚至意识形态的独断？例如，“不确定的确定性”如何变成“确定的不确定性”、“有限的无限性”如何变成“无限的普遍必然性”、“相关性”如何变成“独断性”、最后，“审慎的真理”如何变成“主宰一切的霸权真理”，等等。人的降解的欲望在背后起着颠覆的作用——前提当然是承认“欲望分有等级”：从低级的“食色性也”到高级的“爱智慧之审慎而敬神”。然而现代性首先表现为“知识即力量”、“知识即功利”，使与“善、美”脱节的“真”成为主导，再将标榜“真”之人性欲望本能化、对象化，所有这一切，启蒙主义者全把它当成“技术进化论”使然，并赋予“天然的合理性”。于是，历史的反讽结伴而行。（2）“视野融合”——“历史效果融合”这是伽达默尔的概念。前提是承诺了达到“共同思想”，尽管可能不是当下兑现，但将来已经预设着可能性。可惜，伽达默尔完全不追问对话中隐藏了的“视野融合”究竟是“谁融合谁？”比如，柏拉图最早把“是”区分为“存在于”和“归属于”，从而把“最高存在者”的“本相”分离开来，它存在于“具相”中但不归属于“具相”，反过来看，“具相”归属于“本相”但不存在于“本相”。显然，柏拉图对基本词语“存在”（“有”、“是”、“给出”，或“解蔽”、“涌现”、“聚集”）进行了“强力意志”的“视野融合”即融合到柏拉图的视野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融合到“实体”的范畴主谓逻辑中，让以名词为主导的“主谓结构”对应从而构造世界的“事物结构”，由此确立了“强力意志”（“人是万物尺度”）的命名原则，开创了西方形而上学时代。它一直走到今天的技术主宰一切的“手段王国”地步。总而言之，所谓“视野融合”无非就是“权力意志融合”。这就是海德格尔多次警示过的，现代语言剥夺古代语言自行言说，正如强者剥夺弱者的自行言说一样。根据当然是启蒙进化。也难怪德里达要叫喊：“反对保护性剥夺。”（3）“解释学循环”“前理解结构”已经预设着循环了。具体到文本阅读则可分为“内循环”与“外循环”以及“双向循环”。仅以“内循环”为例。看青年马克思《巴黎手稿》“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行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劳动关系”的异化在社会现象和一般社会生产领域，每一个前者的异化都是后者异化的结果，而“劳动关系的异化”本身就是“私有制”。也就是说，私有制是异化的总根源，它产生异化同时又被异化再生产，从而把私有制作为永恒轮回的生产关系确定下来了。这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证资本主义永恒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如何突破它，马克思发现了第三个规定“劳动的异化”隐含着“异化的界限”而有“出离”的可能。它首先表现为“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区分，然后发现劳动力的自然分工与社会分工只有到了一定程度才产生私有制，因而确立了私有制是生产力一定阶段的产物。于是有了历史唯物主义，于是私有制永恒的迷梦打破了。《巴黎手稿》无论从整体结构，还是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表面看起来是典型的解释学循环，但实际上，它恰恰掩盖了解释学循环结构中心的“界限”——正是这界限隐含着“出离”的可能。循环只有在明眼人那里露出了隐蔽着的裂隙。（请参阅我的《疏远化的劳动与私有制的起源》见《德国哲学》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如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西马”的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做了许多准备，甚至连德里达也参与其中。不另赘述。对《巴黎手稿》的研究给我提供了理解下面问题的事实性角度：海德格尔为什么中断“解释学循环”？当然，要深入理解这个问题，还必须到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路上寻求答案，如从带着形而上学阴影的“基本存在论”即“此在中心论”（前期）到“把形而上学带到其边缘状态”的“回归步伐”的探索（后期）。但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很远了。（4）解释学的现代性原则——进化论严格地说，作为知识学的解释学，乃是现代化的产物。它是现代人立法的一个自由条例。首先建立在进化论信念上：“我们能够比前人更好地理解前人”——康德“时间之后得逻辑之先”———————黑格尔“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马克思有了这些启蒙理性、逻辑理性、科学理性的保证，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进化论没有回头路可走了。除非，只有深刻意识到“现代性危机”的人，才能进入现代性反省，所以，现代的古典经学是现代学诊断后的反省产物。它全然有别于没有经过现代性洗礼与现代性批判的前现代古典主义的单纯保守立场。其中尤其是对形而上学及其意识形态的非两极摆动地批判。所以，真正的思想运动像深流样在解释学背后悄悄进行着——解释学分类便是它的一个回声。（5）“现代性危机”的几个主导方面“主体性危机”——从“人是主体”到“没有主体的主体”的所谓“主体已死”弗洛伊德（无意识）、马克思（异化）、海德格尔（非人类中心主义、技术追问）“合法性危机”——也叫价值危机，绝对的合法性基础丧失“天”命——“人”授——“技术”决定“同一性危机”——也叫必然性危机，从形而上学颠覆到上帝之死两极震荡或两极摇摆一切都在有条件的规定模式中“技术性危机”——手段王国、生态危机表现为（所谓“数”说）：“技术—欲望—大众同质化”“精神降解运动”“个人主义—工具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功利实用原则”“手段王国”—“生态危机”“技术造反人”（“人造反神”之后）“民族性危机”——“古今之争”及其“诸神之争”不可解决问题上述五个方面，在这里一概存而不论。它们本来属于所谓“后现代”课题，如果要我对它们重述，会置换到根本不同的语境上，如“偶在论”。但这样牵扯的问题太多，只好悬置起来。另外，也还有一个常识，像宗教一样，所谓“现代性危机”，对不信者是不存在的，或以为科学技术产生的问题只能靠科学技术解决——白色希望遮蔽着黑色现实；对于信者，后果滔滔天下，耐心收集、谨慎分类，立案救治，在灾难中等待转变时机的到来。以上都是必要的准备。下面才是我今天谈话的主题：解释学分类。二解释学分类首先我们把问题暂时局限在文本阅读上。那么，在进入解释学分类之前，自然应该先行文本分类：第一类作为文化类型开端之元典、经典上述两者的经典研究第二类作为知识学开端之经典、形而上学经典上述两者的经典研究第三类作为铺垫性、过度性、降解性的一般论著第四类通俗读物出于对写作的敬意，我没有列出“垃圾读物”类（事实描述，非价值判断）。它用非常炫耀的方式充斥着今天的商品市场，作为民主言论自由的一个奢侈的代价。再看解释学分类：“两极性”（“缪斯”说、“神”说/“人”说）（1）传统解释学——以作者为中心（先知、圣人、哲人）（2）接受解释学——以读者为中心（智者或民主运动）“中介性”（“语言”说。仍在两极中摇摆）（3）对话解释学——许诺在对话逻辑中“无限开放的共同思想”（4）解构解释学——反对“同一性”的“保护性剥夺”而让延异无限增补“回归性”（“道”说。独立而互补）（5）回归解释学海德格尔式回归——回归自然奠基的裂隙而有出离边缘的可能施特劳斯式回归——回归自然权利的法典而保守文化原型主导解释学分类中已将各类解释学的标志性特征标示出来了。大而言之，“两极性”就是解释学的两个基本形态。后面的“中介性”两种，主要把解释学的两极倾向（本体/虚无）从方法上突显出来。就思维的训练而言，德里达的解构解释学活泼强劲得多，但要调教到防止两极震荡的偶在论立场，还需要某种关切“裂隙”、“悖论”、“临界”的定力。至于“回归性”两种，它要花大力气矫正“接收解释学”，同时还得不同于“传统解释学”，其关键是必须对“现代性危机”有切实而深刻的诊断。否则很容易滑入单纯的保守主义。所以，“回归性”解释学在学养以及解释经验的体悟上有很高的要求。下面我要做的，不再沿着“是什么”的问题方式，而是侧重于“为什么”、“如何是”的问题方式，澄清某些理解的障碍。（一）科学对传统的权限——未了的古今之争（科玄之争）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绪论中说，“用头立地是人类最壮丽的日出”。连带文字记载的诸民族文化史至今也不过三千多年。但人类族居生活已经少说也有几万年了。如此漫长的前时间与习惯（人的精神是否原初地保留着与自然、神灵交感的另类渠道，我们只能存疑），一旦被“立地的头脑”用文字记载下来作为诸民族文化的开端，它储藏的精神威势，决不是随意可被现代性取消的。它几乎就像血液流动在诸民族的躯体内。在这个意义上，最早的“主述者”其实都是最早的“聆听者”——听得久之又久实乃魂魄所系。我想把讲课后发生的一个提问先行安放到这里来。有一个本届毕业的研究生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