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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文献综述近年余华、莫言小说“残酷叙述”研究文献综述（黑体，小二，居中,不设副标题）学生姓名XXX(宋体四号)指导教师陆芸分院人文与艺术分院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学班级10文学1学号10209001212014年12月20日(黑体四号居中)1近年余华、莫言小说“残酷叙述”研究综述(黑体三号居中同。必须与封面题目完全一致。)摘要：同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受关注的作家，余华和莫言的小说创作有着不尽相同的“残酷叙述”特征。对这类特征的研究，2000年以来渐成评论界关注的重点。对余华“残酷叙述”的研究可分为三类：叙述的表象和特点、叙述的形成原因，以及叙述的内涵意蕴；对莫言作品“残酷叙述”的研究，则主要从具体作品的叙述研究，和叙述的意义两方面入手；而将二者的“残酷叙述”加以比较的研究，目前尚且少见，但也已呈现出由表及里的深入发展趋势。关键词：余华；莫言；残酷叙述；比较；综述一、引言(一级标题，黑体三号居中，下同)“残酷叙述”是指一种以暴力、血腥、死亡为主要载体，表达作家对现实人生独特思考的叙述方式。这一概念本身尚未得到明确界定，但在当代中国文坛已然得到许多作家的实践。余华和莫言的部分中、长篇小说可称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对于这种另类的创作方式，评论界给予了一定的重视，特别是余华在8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早已成为研究的热点。相对而言，对莫言作品的研究在这方面还有待深入。而将二者加以对照的分析探讨，无疑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正文文字，宋体小四，1.5倍行间距)二、余华小说“残酷叙述”相关研究（一）叙述的表征(二级标题，黑体四号居左缩进二格，下同)从1986年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余华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像是在有意进行“残酷”的展览：《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死亡叙述》、《古典爱情》等等，无不充斥着大量的暴力、血腥和死亡，挑战人们的阅读习惯，也驱使评论2者们纷纷进行探讨、分析。姚温丽《另类的血腥、暴力和死亡——读余华80年代中后期作品有感》从三方面解读了余华作品的艺术手法：极度冷静的客观描写，荒诞而引人深思的“表演手法”，以及“身体叙事”的写法。认为余华“让笔下的人物走向死亡，实际上是走向生命，是向死而生。”①分析较为客观、全面，但并未深入。抓住余华小说中的“死亡意象”，叶淑媛《论余华先锋小说的死亡意象——兼及先锋小说的意象化及影响》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死亡意象的确立在于反复描写暴力、血腥和死；其意蕴丰富，是“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的入会礼”②、“死亡本能的外化”，是一种象征存在虚无的终极指归。也有论者将余华早期小说中的“暴力”进行细分。如千利江《论余华早期“暴力”小说的两种向度》在作品细读中得出结论：《现实一种》属于“单纯的暴力堆砌”，是出于“骨子里的喜欢”而没有真实可信的基础；《一九八六年》的情节则“与正常的、合理的世界形态完好地契合”③，是对历史“作寓言化的描写”来表达“对人生苦难的深切关注和人的存在价值的思考。”细读的态度值得赞赏，但以“真实可信”为标准来判别余华作品中“虚伪的形式”，未免有偏颇之嫌。结合“暴力”与“死亡”，胡军和张瑞英分别指出余华的叙述方式所带来的利与弊。胡军在《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与死亡叙述》中说，余华“揭示了中国社会和历史无处不在的暴力现象以及暴力的深层精神结构和运作机制。但其虚无主义创作精神使其过分的迷恋暴力的激情、死亡的灿烂”④，批判的力度也因此被稀释。同样，张瑞英在《论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中肯定了“对暴力的关注”，能迫使人们“注视历史的暴力性，从而对那些暴力性的历史后果有所警醒”⑤；而“对死亡状态的叙述还原使余华小说对死亡事件的历史观照超越了道德判断，从而可能以个体生命对某种历史事件进行个性化的体验和解读。”但是，“对历史暴力的抽象化和审美化”，也导致了“对历史道义和人生苦难的虚无化和抽象化。”①姚温丽：“另类的血腥、暴力和死亡——读余华80年代中后期作品有感”，《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16期。②叶淑媛：“论余华先锋小说的死亡意象——兼及先锋小说的意象化及影响”，《玉林师范学院院报》，2010年第31卷第4期。③千利江：“论余华早期‘暴力’小说的两种向度”，《文学教育（下）》，2010年第6期。④胡军：“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与死亡叙述”，《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⑤张瑞英：“论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文史哲》，2006年第3期。(脚注宋体小五，单倍行距，每页单独编号)3杜光霞在《从恶梦出发抵达梦魇——论余华前期小说的表现主义特征》中认为，余华前期的小说“展示了一个阴郁、冷酷、恐怖、血腥、完全丧失理性的荒谬世界”①。而在“表面的冷酷下面蕴藏着某种强烈到极点的主观情感：一方面是对现实世界竟会残酷到如此地步惊愕得目瞪口呆，绝望到无语；另一方面是对那些不敢正视残酷现实、迫不及待地想遗忘伤疤的人愤怒到了极点”。这种“直觉”的外化，具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特征——这也是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之一。这一研究表明，在惊诧过后，人们开始探寻余华独特叙述的成因。（二）叙述的成因总体上看，论者们将余华“残酷叙述”的形成原因归结为如下几点：童年经历、职业生涯、“文革”记忆、文坛潮流、外国文学影响，以及作家自身对现实的认识等。计红芳的《余华“冷漠叙述”原因浅探》即较为全面地指出上述因素。而其他评论者各有侧重。在医院度过的童年和医生的职业体验，无疑会在余华的创作中留下痕迹。李良《冷峻与热切并存：医学体验与余华小说叙事品格》认为，医学体验不仅使余华“凭借自己内聚的医生的职业体验，科学化地凸现人物复仇快意里面隐现的人性的残忍无情”②，也让他沟通了医学与文学：“面对死亡，医学是束手无策的，而文学也许能够帮助人完成关于死亡的悲剧精神的超越。”张琳《冷漠与温情并存——余华行医经历对其写作的影响》深化了这一观点，指出“在余华的早期作品中形成了一个模式化的现象，那就是始终存在着一个专断、决绝、透视一切而又揭露一切的目光……就如同医生诊断在病人，冷冷的站在一边观望而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③行医经验的影响还表现为“新颖独到的医学比喻”。“文革”记忆对余华作品中暴力倾向的影响是得到公认的。如王忠信《“文革”记忆与余华先锋小说的暴力倾向》一文认为，“文革”构成余华孤独童年中对世界的最初认识，从而导致他“以反传统的书写方式表达对现实世界的怀疑、嘲笑……揭示理想与价值的虚假、荒谬以及隐藏在生活‘常规’和‘经验’背后更真实的现实”④。同时王忠信也指出，余华的荒诞意识也得益于西方的影响。王彩萍《余华的暴力书写与南方气质的曲折表达》中的见解十分独到，指出①杜光霞：“从恶梦出发抵达梦魇——论余华前期小说的表现主义特征”，《作家》，2009年第4期。②李良：“冷峻与热切并存:医学体验与余华小说叙事品格”，《名作欣赏》，2008年第4期。③张琳：“冷漠与温情并存——余华行医经历对其写作的影响”，《安徽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④王忠信：“‘文革’记忆与余华先锋小说的暴力倾向”，《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4正是由于“以民风民性的形式积淀在他生命结构中的浙江地域文化……细腻、聪慧、柔美的江南气质”①在现实生活中受挫，加上与他有着类似的“孤儿意识”的川端康成、卡夫卡的影响，才促成了余华的暴力书写。但也有论者认为上述原因大多并不成立。李德虎《从余华人生经历看其先锋小说之假》试图论证余华小说之“假”：首先，余华描写的“恶”在他“相对‘幸福’且文化素质‘缺血’”②的生活背景中缺少事实依据；其次，他缺少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精神实质的“深入领会”和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李德虎认为，是评论家们“成就了余华”，其写作的成熟是在成为鲁迅文学院的研究生和作品获奖之后。诚然，评论界的看法会对作家产生影响，但恐怕还无法决定其创作的成败。至于生活与文学的种种关系，也未必是一成不变、非此即彼的。（三）叙述的意蕴主要研究余华作品“残酷叙述”涵义的文章尚不多见。其中，沈杏培的《暴力的狂欢与宿命——对余华暴力死亡主题的文化解读》作了相对全面的分析：首先指出其暴力的“仪式”在于外视角和反讽，“外视角的运用改变了传统文本中叙述人和作者过多的道德说教意味，让叙述人的价值取向和感情归宿暂时缺席，给读者更多的自由空间”③；其次分析暴力的多层意义——既是“用作家坚信的文本中的暴力幻想去隐喻现实中（文革）的暴力真实”，同时，“历史的辉煌艳丽被剥离后只剩下暴力和屠戮，因此对历史的信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最高权威的意义载体便被颠覆了”，此外，还揭示了主体与“父法”的二元对立；最后，论证救赎的“无望”——余华“以激进的形式进行着一种文本实验，同时拆除着道德伦理的主题，面对寻找精神家园的焦灼痛苦和文化认同的危机，转而诉求暴力的狂欢以求得某种荒诞的补足，最终走向了暴力的宿命”。卢凤荣和李晓在《余华小说欲望叙事中的文化意蕴》中将其文化意蕴和现实意义归结为三点：对人性的揭示，对现实的批评和对文化的反思。指出“余华关心的是人如何在一个非理性和物欲横流的时代找到灵魂的归属”④。王晓玲的《论余华作品中的权力暴力》则主要揭示其作品中的“意识形态暴力”和“父权暴力”。①王彩萍：“余华的暴力书写与南方气质的曲折表达”，《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②李德虎：“从余华人生经历看其先锋小说之假”，《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③沈杏培：“暴力的狂欢与宿命——对余华暴力死亡主题的文化解读”，《文教资料》，2003年第4期。④卢凤荣、李晓：“余华小说欲望叙事中的文化意蕴”，《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5三、莫言小说“残酷叙述”相关研究（一）作品中的叙述相对而言，莫言笔下的“残酷”现象并非随处可见，其作品更多的表现出“审丑”、“狂欢”的倾向。“残酷叙述”的特征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红高粱》和《檀香刑》当中，这在已有的研究中有显见的反映。以《红高粱》为例，孙曼歆的《论莫言红高粱的死亡叙述》颇有代表性。认为莫言赋予死亡以深厚的内涵：一方面是为“置之死地而后生”，拯救当代人“种的退化”，这在作家的自述中已有确证；另一方面是以“向死悦生”的姿态来复壮“红高粱精神”，通过文本解读而成立。研究指出，“莫言恪守着死亡的意义是向生而在的，死亡是作为生命欲望的对照物而强烈地呈现的，死亡是对生命的一种承诺方式。”①从另一个侧面，王宗燕在《论莫言的极端叙述情结——以红高粱为例》中指出，其“极端叙述”的特点不仅体现在死亡本身和“种的退化”之悲痛中，也表现为象征性景物，“英雄这一方的蓬勃生命力的张扬与败类所代表的生命力的萎缩②”对比鲜明。这样的解读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而面对铺陈了各种酷刑的《檀香刑》，评论者的兴趣无疑更为浓厚。张春红在《卑污的人性展览——论檀香刑的刑罚世界》中将人物划为判刑者、行刑者、受刑者和看客来分别解读，已具有一定的深度。稍后，王英洁的《由莫言的檀香刑看中国“看客文化”》进一步指出作品继承了鲁迅“看客文化”的书写，强调不论是“展示者”、“表演者”还是“欣赏者”，实际都扮演“看客”角色，并详细分析“欣赏者”——统治者的病态取乐和百姓的参与形成共谋，“人性的丑恶在这里豁然洞开……刽子手处死的是犯人的身体，而这些普通看客则用兴高采烈的眼睛将其精神屠杀，这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悲哀”③。最后指出，“悲痛的呼号，不是为了把人们的情感引入低迷，而是要从反面竭力呼喊人性的美好，让它张扬一股更大的力量占据心理空间，并把所见的恶魔赶走，也促使人们更加珍惜神圣的美的精神。”这一结论也是多数论者所认同的，但也存在截然不同的①孙曼歆：“论莫言《红高粱》的死亡叙述”，《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②王宗燕：“论莫言的极端叙述情结——以《红高粱家族》为例”，《河西学院学报》，2009年第25卷第4期。③王英洁：“由莫言的《檀香刑》看中国‘看客文化’”，《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6理解。李健在《“撤退”的尝试及其尴尬——评莫言小说檀香刑》中说，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态度导致老了对“知识分子启蒙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