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发展史范例【热选4篇】

新中国经济发展史范例【热选4篇】新中国经济发展史【第一篇】经济问题被认为是与所有政治和道德问题复杂地连结在一起的。中国的政治家们相信，他们能够操纵经济的发展，使之从属于政治的目的。简言之，要使经济从属于政治，而非政治从属于经济。中兴的经济政策——遵循着政府在其他方面的中兴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通过适当地采纳传统的中国经济学的原则，能使传统的经济再次繁荣。在一个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直接来源于土地，以及土地税向来是政府的主要收入的国度里，保护农业生产者是经济学的主要目标。“重农抑商”的原则在经典和史籍中被一再强调，农业不仅继续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唯一可行的基础，而且是唯一合适的基础。然而，这决不是要扩大农业生产和增加农业税收，或按现代西方眼光，“繁荣”农业经济。中兴的目标是重建一个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在此社会中提倡节俭，强有力地抑制政府的开支、绅士的奢侈和农民的物质欲望。凡是节俭和精明的管理相结合的地方，就不会有经济危机的发生。如王庆云——一位有经验和才干的经济学家——在1850年所指出的那样：时下，朝野上下皆惶恐不安，惊呼贫困。臣窃以为断无惊恐之理。毋庸另寻致富之途，只须严肃纲纪，治理得当，何有贫困之苦？基本沿袭了明朝制度的清朝财政机构，依现代标准来看无疑是臃肿的，但在当时是高度发达的，在其早期证明是有效率的。当政府能够维持和平和提供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时，它不用增加人民无法忍受的负担就能筹集到它所需要的金钱。然而，户部及其有关机构应付危机时期税收减少和开支增长的能力是很差的。咸丰时代（1851—1861年）之前，田赋、漕粮、国内商业税和盐业垄断，是清政府税收的四个主要来源。清朝所保留的明朝的各种杂税，在经济上无关宏旨。田赋占了整个税收的三分之二，其税额是永远固定的。1712至1745年间的一系列上谕，正式宣布永不加赋。漕粮也是固定的，关税和官营盐价同样不能轻易地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遇到一些不大的紧急事变，清政府可以赖其丰年结余下来的积蓄以及出售功名或偶尔卖官鬻爵的所得来应付开支。尽管19世纪严重的内忧外患所需要的新的支出对于旧的秩序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但直到光绪时期，开辟和扩大永久性的税源的重要性，才为人们真正认识。把商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税源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士大夫总是把那些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人们视为寄生虫，当然他们自己不包括在内。由于担心形成一个富有的与之竞争的阶级，他们经常并有效地抑制着一切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国家垄断，通过常备粮仓来调剂粮价，周期性地打击高利贷活动，惩罚性的税收政策以及意识形态的禁锢等等，使他们的这种抑制获得了成功。与中国的商人阶级相比，明治前的日本商人阶级要强大一些，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商人阶级则可称为巨人。除政府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外，中国高度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经济也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尽管某些专业化农业早被承认，像“蚕丝区”、“棉花区”这类名词已经使用，但每个村庄几乎都能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物品，每个家庭都能从事多种手工业。绅士家庭也和农家一样纺纱织布。曾国藩在其家书中就询问过儿媳的织布数量。只有在养蚕区，才相对存在着很少一部分“职业专家”。这些人只从事纺织而不干其他活儿。其他一些“专家”，如陶工、泥瓦匠、木工、五金工人，也主要是农夫，他们利用农闲季节从事手工业生产，其产品主要是归自己或左邻右舍使用。货币虽然存在，但不是货币经济。集市贸易自明后期以来就得到了广泛地发展，但它不是市场经济。由于对节俭的尊崇，由于缺乏追求财富的渴望，由于农民和绅士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由于这种制度给这两个阶级提供了相对安全的保障，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得到了加强。国外贸易比国内贸易更受到了传统的严格限制。人们觉得任何进口都无法补偿白银和茶叶、蚕丝这类有用物品的大量外流。采矿业虽然早已存在，但其重要性到19世纪时仍然受到怀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它具有分裂社会的作用，另一方面，从道德上来说，既然没有人“种植”过矿业，那么，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开采、占有这一财富。人们也可能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变革的强大反对，中国人所具有的工艺主义倾向将使中国开始其工业时代，因为“前现代”技术已发展到了一个显著的程度。犹如在此之前的耶稣会士，19世纪的观察家也已注意到，中国人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采矿、熔炼合金，有的方法连当时最发达的欧洲国家也不会。例如，他们能够熟练地焊接银块，雕刻玛瑙，修补铸铁中的孔眼，以及仅仅借助于楔、杠杆和车轮，就能搬运巨大的体积和重量。印刷业和丝织、制茶、制瓷、造纸业的工艺显示了他们在实际文明中的能力。费孝通简明地指出：自然世界的知识是用于生产的知识，它属于农夫、工匠和其他以此为生的人们。而伦理道德的知识则是那些治人的劳心者所占有的工具。清政府的政策不仅没有违背经济学的古老原则，而且使这些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当西方商人变得急不可耐的时候，清政府则采取了一切措施以防止真正重要的外国贸易的发展。在整个清朝的统治时期，国家鼓励小农的发展，并对大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雇佣政策实行相对严格的控制。依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原则，后来的许多“不符合儒学的”特权被废除了，越来越多的佃农成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史上，如同在中国的政治史上一样，中兴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由于传统经济的崩溃，由于那些对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就有所了解的新领导人物当权，变革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然而，虽然新政府是一个“明智的政府”，关心人民的福利事业，但它并不打算建立现代经济的基础，也没有一个如同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经济计划。这并不意味着中兴时期的领导者们不重视经济问题。相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以及他们的一些同僚，都以自己的言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因为他们不作离奇幻想，而是抓住了生产和分配的现实问题。然而他们感兴趣的是恢复传统经济的“富强”，对牺牲传统制度以获致国家“富强”的措施则兴趣索然。在经济领域内国家采取的每一个措施都要以它对传统经济学的两个目的——国计和民生的贡献来评判。这不是新的观念，但在中兴时期得到了新的强调。崇厚和苏廷魁据此分别主张发展直隶东部的水利和开垦黄河的旧河床。为了国计民生，增加治理黄河的费用是正当的：洪水会摧毁广大地区内的人民生计，随之而来的是盗匪盛行，然后酿成叛乱，最后国家出兵镇压，其军费开支远比兴修水利工程的费用为多。在刚收复的地区，特别强调对国计民生的重视。胡林翼在湖北实行的那种减轻土地税的赋税改革方法成了一种模式，它明显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样的原因，沈葆桢对江西地税征收方法的改进也受到了赞扬。但随后江苏地税的减少则引起严重问题，并由此围绕如何使国计民生这两个目的协调一致而展开了讨论。如果亚当·斯密在世的话，他会认为儒家的公众财政原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十分合理的。中兴时期的官员们认为，在制定一切经济政策时国计民生是相互依赖和同等重要的。这种观点值得重视，因为：首先，在前现代的专制国家里，类似的观点很少见；第二，这些词的现代意义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中兴时期的国计民生概念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毫无共同之处。犹如其前辈，中兴时期的领导者们也把农业视为国计民生唯一可能的基础。他们从未怀疑过重建农业的优先权。在给地方官吏的指示信中，曾国藩写道：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不管怎样，“重农”就意味着给那些勤于农事的人民提供了生存的机会，但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不存在任何提高生产率、增加空闲时间和改善生活水准的动机。恭亲王在指出了不给人民提供生存的机会任何政府都无法维持后，接着赞誉了节俭，并抨击了奢侈。需要指出的是，士绅本身也不渴望得到更多财富。在日记和家书中，曾国藩就一再指出，官员们建房置地是可憎恶的行为，他也谴责那种为儿孙们积聚财富的努力。就儿媳的行为举止，他给儿子提出了如下要求：新媳妇必须早起做饭，空闲时间从事纺织，绝不能使她认为，由于自己出身名门望族，就可以不参加生产劳动。这当然不是平均主义。不追求财富的儒家思想告诫人们要注意适合他的阶级地位和环境的节俭，但它并不反对特权和地位，只是反对会引起社会分裂的聚集财富的努力。无论士农工商，无论家庭大小，只要节俭，就没有不兴旺的；反之，如果它奢侈，也就没有不衰落之理。那些迫切要求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欧洲人，也同抵制机器的中国人一样，承认濒于危险的是整个传统的文明。《北华捷报》赞同中国官员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经验向他们表明，西方文明的进步是多么地阴险狡诈，对于他们的国家制度是何等致命的威胁。”一个赞成者写道：我们还将继续掩饰真相吗？……它将意味着所谓的中国哲学的消失和“士大夫”权力的废除。在占人类四分之一的自然财富被毁灭之前，为了人类的彼此利益，我们必须全力发掘和利用它。半个世纪后，当一系列保守的改革努力已经失败，现代的机器和观念摧毁了儒家社会，但没能提供一种新的共同体结构和国家生活结构时，中兴时期的观点既然要维护传统的文明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经济的现代化，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针锋相对的批评。1920年李大钊奚落那些主张复兴儒学的领导者说：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在1920年使中国免遭工业时代及其结果的影响的努力是愚蠢的，但在1860年代这种努力也许是徒劳的，但不是愚蠢的。中兴时期的经济计划是要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农业经济恢复到能继续作为国计民生的主要支柱的水平。这些措施包括：整治水利、恢复荒芜土地的耕作、开垦新的土地、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与此同时，进行地税改革，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国家的收入。通过征收厘金、盐税、贷款和捐纳，传统经济中非农业部分的赋税收入达到贸易所能承受的程度，这既是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又有利于抑制商业的发展。中国对新的不断增长的国外贸易征税很轻，这是因为条约对关税率作了规定。关税收入对于中兴时期的政府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但它并没有因此想到要鼓励国外贸易，以增加税收。在金融和财政政策领域，政府勉强保持着货币的稳定，并尽量加强对国家收支的控制。但是，尽管政府的开支在不断上涨，然而这种上涨却从来没有被认作是长期高支出的政府的时代之开端的标志。新的开支主要用于临时出现的紧急事件。如果奉行节俭，那么，正常的状况将会得到恢复，在农业生产稳定的形势下，固定的相对轻微的税收将再次够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第二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宣告了中华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到来。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经济体制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不完全，所以还要完善。191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论述了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说明了全国胜利解放后解决土地问题及社会经济中存在的成分，即社会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以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要目标，实现民族复兴与强、强盛。关键词：经济过度经济发展建设新时期前言：国家从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过度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中国吸收前苏联的经验同时与自己的国情相结合在社会建设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当中国从社会危机中度过时由于正确的领导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的社会主义发展方针是中国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正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但是在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重要任务。在经济恢复工作中没收官僚资本，在企业内部开展民主革命和生产革命，确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1.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1）恢复和发展。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36（国民统治时期最高水平）20%，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均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