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

党课：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一、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调查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从事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活动的重要方法和环节。马克思主义认为，调查研究本质上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对实践得来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总结，最后找出事物的规律性，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调查研究的典范。1880年，马克思为法国无产阶级编制了《工人调查表》，列举了有关工人的生产、工作日、工资所得、工场劳动环境、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经济条件以及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等方面4大类99个问题，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自己制定的调查自己状况的表格，对于全面调查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状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至今仍是社会调查研究表格的范本，也体现出马克思可贵的实证调查精神。列宁将调查研究作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抓手。1921年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决定建立在缜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二、注重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宝贵经验调查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桥梁，指引我们党正确认识国情，探索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一）毛泽东始终把调查研究放在第一位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理论。调查研究成为毛泽东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他很好地解决了调查研究为什么要进行、怎么进行的重要问题，围绕调查研究的目的、基本内容、主要方法、结果的有效性等问题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和制度的顶层设计。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就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展开对家乡的深入调查和研究。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萧蔚然一起，身无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行程900多公里，游历了5个县。1918年夏，毛泽东与蔡和森历时半个多月，到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几个县游学。毛泽东立下鸿鹄之志，选择不出国留学，而是留在国内。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就以了解中国革命情形、寻求中国革命道路、找寻中国革命力量为其调查研究的重点。1926年，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根据学员们来自的地区，划分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亲拟了36个调查项目，引导学员们对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进行深入调查，让农民对农村有了全新的认识。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式发表。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热烈赞颂大革命中的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革命行动和历史功绩，尖锐地批评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入寻乌、兴国等地进行较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形成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著作，留下了宝贵经验。寻乌县位于江西东南部，居赣、闽、粤三省交界处。毛泽东深入寻乌县城，细致地调查了当地政治、交通、商业、土地关系等情况，写下了《寻乌调查》，之后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1941年9月，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时指出，“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反对本本主义》提出如下观点：第一，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第二，指明调查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第三，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和唯心论，我们需要理论学习，同时也要向实际情况做调查；第四，提出要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强调调查的对象是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调查的目的是制定正确的策略；第五，对调查研究的内容、方法、目的作出顶层设计。《反对本本主义》是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文章。在革命战争残酷的环境下，这篇文章曾不幸遗失。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的赖茂基老人将藏在小木盒里印制成册的文章作为重要革命文物捐献出来。1961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从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那里发现了这本小册子。当这本纸张已发黄的小册子送到毛泽东面前时，他高兴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继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之后，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二）党史上的两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曾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我将重点介绍党史上的两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次是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另一次是1961年发起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积累了宝贵经验，对中国共产党自身事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1941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包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此期间，1941年8月，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文件，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阐释了大兴调查研究的原因：“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共中央认为当时党内依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微信3231169整理），亟待解决；第二，在抗日战争发展进程中，党内还存在着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国际形势认识不足的问题，存在着对敌、友、我三者认识不足的问题；第三，我们党对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有明确判断，我们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要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因此，党中央决定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此次调查研究规模空前，涉及各个领域。第一，成立组织机构，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内设调查局（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调查局（情报部）在晋察冀边区、香港、重庆、延安设四个分局，各司其职。第二，各调查机构负责不同调研主题和内容，做到调研主题和内容的广覆盖。第三，组织各类调查团，西北局、中央青委、中央妇委、留守兵团等都派考察团深入基层，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在党中央的要求和组织推动下，各级各部门纷纷组织调查团进行调查，其中张闻天组织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影响深远，具有典型意义。1942年2月28日至1943年1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率领新组建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深入陕北、晋西北农村基层开展蹲点调查研究，形成了一批学术价值高、对当时我们党施政有重要意义的调研成果。张闻天带领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有如下特色：第一，调查原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又坚持了党的群众路线；第二，调查内容，既关注农村现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也考察了农村发展的历史演变；第三，调查形式，既注重宏观情况的调查和研究，也重视具体的典型的案例调查和研究；第四，调查方法，既采用入户调查的方法，也通过召开座谈会的方法了解情况；第五，调查效果，既深化党对西北农村真实情况和演变趋势的认识，有助于改进和完善党在抗日根据地的相关政策，又有利于深化党员个人的思想认识。1941年大兴调查研究的意义，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此次大兴调查研究成为纠正党内“左”倾错误，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错误，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方法和途径。第二，调查研究成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迅速在党内蔚然成风。第三，调查研究开始成为党员干部自觉的经常性活动。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兴起的规模空前的调查运动。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总结农村整风整社试点经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五风”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指出，“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因此，党中央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毛泽东直接组织和领导分别由田家英和胡乔木等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社队进行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等省，和北京、上海的郊区进行调查。1961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响应号召，回湖南农村老家进行调查研究。刘少奇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通过开调查会、家庭访问、约人交谈、田头聊天、看望病人、实地观察、听取汇报等多种方式，深入调查涉及农民最为关心的各项问题，如食堂问题、粮食收购和分配问题、供给制问题、房子问题、退赔问题、山林问题、农业手工业问题、农村商业问题、干部队伍状况问题、商品价格问题、民主和法制问题等，切身感受群众困难，获得大量一手资料。1961年6月到7月，陈云回到家乡上海，进行了15天农村调查。回京后，陈云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2011年11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A同志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度过当时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全党同志就当时一些重大问题同时开展调研，尤其是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都参与了调研，结果很快就形成了解决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正确决策，使困难局面迅速得到扭转。那次全党大调研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毛泽东留下了一系列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比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调查研究的宝贵经验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是科学决策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