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读后感集聚(通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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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周恩来传》读后感集聚(通用4篇)【参阅】此篇优质文档“《周恩来传》读后感集聚(通用4篇)”由网友为您精心整理分享,供您参考阅读之用,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下载分享吧!《周恩来传》读后感【第一篇】周恩来的人格风范受到世人普遍的敬仰。作为位高权重的政治家,他以廉养德,自奉甚俭,曾经自勉勉人地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但周恩来嘉惠后世的精神遗产远不仅是官德官品,而是体现在诸多方面和层次上,特别是他的务实主义的政治哲学、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在当下的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前者表现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普遍共识,后者则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周恩来精神遗产的大部分是务实主义,他曾试图以此稳步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毛泽东相比,他是“建筑师”而不是诗人。周恩来富于远大的理想,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眼前的局势作出尽可能切实的判断,并以真实可见的成就为满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着重谈到防“左”的问题,他说:“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全面经济建设展开后,他多次告诫党内干部,因为中2/26国的经济文化基础落后,大家的知识这么有限,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又这么少,因此“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万勿以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1954年,随着《共同纲领》退出历史舞台,在经济建设上一种贪多求快的心理氛围逐渐形成,表现为各部门在发展目标上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造成生产关系急剧升级和生产资料的全面紧张。1956年,针对经济工作的“冒进”倾向,周恩来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降温,旗帜鲜明地反“冒进”,结果受到严厉的批评。“大跃进”的挫败从反面印证了周恩来务实主义精神的可贵,同时也把调整国民经济的重任压在了他的肩上。在艰苦卓绝的调整时期,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大跃进”的折腾,农民的底子甚至不如开国初期,因此,他强调建设时期丝毫大意不得,要“戒惧恐惧”地工作。有一次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谈起抽象派的艺术品,周恩来问道:“抽象派有什么含义呢?如果没有意义,对人民有什么价值呢?”这个细节表明,周恩来时刻考虑的是如何创造真实可见的成就,任何凌空蹈虚的东西都激不起他的兴趣。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人们也许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当时以政治统摄经济的习惯作法,导致经济技术工作要么是因为政治活动而受到排挤,要么是在政治激情的支配下背离自身发展的规律,而很少能够获得应有的地位和正常的推进。这也成了周恩来甚为苦恼的事情。周恩来认为,现代化建设固然要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放大意3/26识形态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在政治(一般知识)和技术(专业知识)的关系上,周恩来明显地倾向于后者。经考证,早在1939年,周恩来就发表过这样的见解:“现阶段还是政治为主,学术为辅,学术为政治服务,学派也不能代替党派。但到将来建设时期,就可以以学术为主了。学术领域很广阔,到那时不发展科学技术,就无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这一远见卓识在后来周恩来的行政实践中得到了顽强的体现。建国初期,政治运动很多,许多大学教授无法集中精力钻研业务,此种现象使周恩来忧心忡忡,他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就是政治,研究如何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也是政治学习。”他甚至把当时政府机关取消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称为“一大德政”。为适应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周恩来这样告诫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培养建设人才,是摆在你们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要搞社会主义这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这段话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周恩来的政治风格,也是对他建设时期要“以学术为主”的观点的有力印证。现在党中央一再强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下大力气解决最为紧迫的民生问题,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角度来考察,的确来之不易,不失为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求同存异”是周恩来提出的有长远价值的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4/26早在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处理党内矛盾和统一战线问题时,就表现出卓越的“求同存异”的才能。上世纪50年代则是他的这一思想大放异彩的时期。这时候新中国欣欣向荣,百废待兴,无论国内外都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致力于恢复经济和工业化建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周恩来指出:“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骨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周恩来相信,“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适用于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性质、不同内涵的团结工作、统战工作乃至外交工作。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将这一哲理凝聚成“求同存异”四个字。后来它作为体现周恩来卓越智慧的一句格言传遍全世界。一位在上世纪30年代就访问过周恩来的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说过:“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终其一生对内对外都起着这样的作用。‘周恩来主义’立基于联络,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求同存异”是包含差别性的统一。它与西周末年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所谓“和”,便是不同要素的协调与协和,即包含差别、对立的有序结构,而不是无差别的绝对统一。“求同存异”还受到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启迪。周恩来说:“中国的先人提出的5/26‘大同社会’,比外国人使用的‘Community’(公社)这个字似乎要恰当一些,因为中国人叫‘大同’,就说明了有‘小异’,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每一个人的思想或有着不同,或大同而小异,这样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周恩来深知,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世界的本色,人民内部在大的方面一致的情况下,差异与其说允许存在,毋宁说应当欢迎。“求同存异”的思想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表现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从“大同社会”的理想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都富于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无疑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当然,正如“求同存异”不是要消除差异,构建“和谐社会”也不意味着回避和掩盖矛盾。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用适当的方式统一矛盾,才能保持有序的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活力。在如何“求同”、如何统一矛盾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他说过,所谓“辩证法”,就它的词源学意义上讲,意思就是进行“论战”,真理越辩越明,人们在思想上要想达到共同点,离不开讨论或辩论。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看似一致,实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1956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力主在人民代表会议上确立辩论的制度,并要从小组辩论扩大到大会辩论。“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他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6/26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周恩来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建设民主政治,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和谐。人大代表必须有议政和辩论的本领,必须掌握沟通、谈判和妥协的艺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生动的实践中接受民主的训练,增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信心,从而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周恩来传》读后感【第二篇】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有不少人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而周恩来和毛泽东又最为突出。周恩来幼承庭训,求学期间又刻苦自励,对博大精深的国学涵咏默会,故对于儒、道、墨、法等传统学派均有精到的体悟。但中外人士谈及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大多十分强调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这方面的言论实在是不胜枚举。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和刚毅”。不错,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时代强调“诚意”、注重“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因此很容易让人将之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联系在一起。周恩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人世、忧患意识、仁慈厚道、清廉俭朴乃至忍辱负重,确也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但我认为,仅仅专注于从7/26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周恩来与传统国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周恩来对道家文化的研究和体悟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和启示决不在儒家文化之下。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对老子哲学怀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那时社会秩序失范,天下大乱,于是异说竞起,各展风姿。周恩来在解释孔、老哲学产生的原因和用意时说:“且孔氏亦值是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折衡,岂无因而发哉?”老子比孔子年长20岁左右,曾经为周王室守书,博览文典,又经世变,对成败祸福之道体悟极深。在周恩来看来,老子的明哲之处,就是他知晓孔子“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就是儒学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不知道“仁义出,大道废;智慧出,有大伪”。鉴于当世人“假仁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的乱象,老子不得不站出来发抒己见,虽言多愤辞,但目的无非是促世人醒悟,回到知雄守雌、见素抱朴的正道上来。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特别强调:那种认为老子主退让便是失去了竞争之旨的观点是肤浅的,因为既然一味主退让,老8/26子又何必为道德五千言,“发为文章,与孔氏争学理之长短哉?”鲁迅曾在一次演讲中透辟地指出,凡文章都关乎人事,一个人既然写诗文,就可以知道他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讲“兼爱”,杨朱讲“为我”。墨子讲兼爱当然要著书;杨朱就一定不著,这才是真正的“为我”。因为一旦写出书来给别人看,便成为“为人”了。周恩来与鲁迅一样,不愧为英雄巨眼。他认为老子既然著书,就表明老子于世事未能忘情。老子倡无为之说,实际上是仍欲以此治天下。于是,早年周恩来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确认它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包括孔教、耶稣教和佛教)中,对生死存亡阐发得最为通达的,无过于老子和赫胥黎。这两家学说,一派主退让,一派主竞争,看似有如冰炭不同炉,实则“二氏固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周恩来“深思”后的见解是,老子主“无为”,实际上是想做到“无不为”;老子讲柔弱,而柔弱却可以胜刚强,比如水至柔,却无坚不摧;舌至柔,但齿落而舌存;老子崇尚谦冲处下,但谦冲方能受益,如江海为川谷所归。这便是老子所谓“明道若昧、进道若退”的精义所在。退让与竞争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有某些相通之处。对于周恩来的见解,他在南开的国文教师深有同感,评论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并称赞周恩来能将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传出,识解迥不犹9/26人”。旅日期间,周恩来又在日记中写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将“自然的妙理”与“进化的轨道”并称,恰恰是周恩来以前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的旨趣之延伸。正因为早年便对老子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来后来与人谈论老子哲学时也颇能驾轻就熟。1939年,他在故乡绍兴与《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然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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