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逻辑必然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逻辑必然2023/X/XX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论断，首次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纳入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马克思主义“行”的逻辑关系中加以强调，深化了我们对这一逻辑关系的认识，也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包含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即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其后继者不断丰富的理论。从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以来，历经170多年的发展，出现了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之所以会出现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条件的外在需要。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亦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的，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由此可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基础上，特别将“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提出并加以强调，仍然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必要性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它是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必然要求。其实，马克思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指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科学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内容。例如，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里所说的就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探索和回答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问题；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探索和回答的是中国如何通过革命、建设、改革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规律问题。它们分别代表着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因此，特别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提出来加以强调，进一步明确了是哪种具体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行，同时，也明确了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本源与发展的关系。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指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其后继者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体系，内在地包含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包含关系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类似于“大于”“等于”“约等于”式的数量关系，不能像解数学等式那样调换位置或相互替代。例如，我们可以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但不能颠倒过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同时，它也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发展水平上的区别关系，不能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替代原初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因其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又因其自身的发展不断开辟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双向互动、“相互成就”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的理论前提，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又是马克思主义“行”的现实明证。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进一步明确为“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时，更精准地揭示了“能”“好”“行”的内在作用机理。第二，它是坚定守正创新、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三种方式：一是“拿来主义”，原封不动、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王明式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走俄国人的路”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等。二是打着各种坚持马克思主义之名而无其实，甚至走向其对立面，背离马克思主义。例如，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等。三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化时代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例如，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地看，在这三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中，只有最后一种，即中国化时代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亦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展现出了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也正是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迎来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特别将“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提出并加以强调，就是要求我们始终保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力和理论自信，克服各种照抄照搬、食洋不化和刻舟求剑、封闭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坚定不移中国化时代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既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风云变幻的外部环境和复杂多变的内部挑战中，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又勇于认识新事物，敢于并善于思考和解决新问题，以创新的理论指导创新的实践，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第三，它是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而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首先必须准确反映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事实来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中国之所以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成就，最根本的，当然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其他什么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在同各种错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斗争中，不断通过理论创新，独立自主地创造出来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对此，毛泽东早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在探索和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也明确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不难看出，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进一步明确为“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更准确地反映了历史事实，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的历史规律，为我们在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中，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奠定了科学的历史观依据。第四，它是为应对“世纪之问”贡献中国智慧的必然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纪疫情，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局部冲突和动荡，全球性问题等汹涌来袭，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亟需作出回答。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份子，特别是作为在最近半个世纪里创造出了多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中大国，无论是在责任和道义上、还是在能力和资格上，都有义务和权力，通过总结中国经验、解密中国奇迹，为回应和解决“世纪之问”贡献中国智慧。而要贡献中国智慧首先就得明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制造出中国奇迹的中国智慧究竟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凭什么能够以及如何改变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和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在哪些方面优越于资本主义，特别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制长期共存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释放出超越其他制度的优势。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如果只将其归结为“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不仅不能明确揭示究竟是哪种具体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行”，也不能为应对“世纪之问”提供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之“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与中国之“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只有明确将其归结为“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才更精准地解密中国之“智”与中国之“制”的主体力量和制度优势，为人类应对世纪之问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