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与农村食品安全

1二元结构与农村地区食品安全摘要：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包括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但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状况却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从二元结构的大背景下，构建了理论模型，考察我国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问题。本文认为，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已经有价格歧视转化为断层供给，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越来越严重。笔者建议从学者话语、舆论话语到政治话语建立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的话语环境，建立富有乡土特色的农村食品安全体系。关键词：二元结构食品安全农村一、引言早在2003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对农村消费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就显示，食品已经成为继种子和农药后，排在第三位的“农村消费者最不放心”产品。从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四川猪链球菌引发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假杏花村酒、云南毒蘑菇、山东毒粉丝到三聚氰氨事件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都一再警醒着我们必须对食品安全，尤其是农村食品安全这一盲区给予更多的关注。接连发生的劣质食品祸害农民的事件，反映的不仅仅是农村食品安全的问题，更反映出:城乡之间差距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指标上，还体现在政府的公共服务、社会资源享用、政策和舆论的保护等各个方面。早期农村发展方面的政治关注（例如确保城市地区的食品安全）虽然已经在很多地区实现，但今天，农村穷人政治上的声音却被大大忽视了（世界发展报告，2006）。“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国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食品质量安全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近年来,城市食品安全体系已日趋完善,而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食品安全事故却相对突出，因此,解决农村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问题。但另一方面，人们对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还缺乏充分的认识，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理论还很薄弱。对于为什么农村地区食品安全事件更加严重？为什么没有得到更多人的关注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国家正在不断加大刺激农村消费的力度，在此时研究这些问题更有深一层的含义。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更要走在农民消费的前面。二、文献综述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包括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朱玲（1994）[1]最先指出贫困人口的营养和食品保障状况，是发展中国家反贫困行动中首先要解决的间题。而且作者将居民户的食品保障视为该居民户保持所有成员都获得足够膳食摄入量的能力。可见，食品保障的概念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都由食物的可得性和获得权构成，这一切又是决定人口营养良好的必要条件。在此之后，粮食安全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数量安全一直是粮食安全研究的重点。紧接着，食物安全的概念的提出扩展了粮食安全的范围（黄季坤，2004；何秀荣，2004）。2黄季坤（2004）[2]食物安全仍然把粮食安全作为食物安全的重中之重，但作者指出贫困地区的缺乏足够的粮食，其家庭成员健康和从事生产的能力得不到保证。朱晶（2003）[4]食品不安全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总量供应不足、供应的波动幅度过大、某些人群获取食品的能力不足以及达不到必要的营养卫生标准等。很明显,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期面临不同的食品安全问题。在全国食品总量供应充足时,对弱势人群而言,食品的可获性就成为他们食品安全的关键。肖海峰，王祖力（2008）[3]指出膳食质量状况是食物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从食物营养结构是否合理的角度来衡量食物安全状况，是食物安全的较高层次。孙艳华，应瑞瑶（2007）指出综观国内外的研究发现,从消费者行为出发研究食品安全及保障体系的文献较多,且多数考察的是城市农产品安全情况，而研究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食品安全的比较少,从消费者、经营者和政府三个层面研究我国欠发达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的文献则更少。作者还指出导致欠发达地区农村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落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维权意识弱、政府监管失灵等。荣建华（2007）提出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食品安全问题，并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可见，对于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重点在数量安全，但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向质量安全的研究转变。但是研究多停留在调查和描述的范围内，对于农村食品安全的深层次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探索。本文研究的问题恰恰是对以上文献的有益补充和探索——为什么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比城市地区更加严重？为什么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没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三、农村食品安全的模型研究为了分析二元结构下的农村食品安全问题，我们构建了一个包括厂商、城市消费者和农村消费者在内的价格歧视模型，通过理论模型的分析得出结论。（一）模型假设：1、城乡居民存在着明显的消费行为的差异，城市居民的消费偏好要高于农村居民。2、信息不对称。厂商也缺乏对于农村所需求商品的信息。3、厂商处于垄断或垄断竞争地位在不对称信息下，垄断厂商通过给城市和农村消费者“量身定做”特定的费用—质量组合（费用—数量组合结果一样）[5]，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4、存在城市和农村两类消费者，垄断厂商知道有比例为λ的农村消费者属于θ1类，有比例为（1－λ）的城市消费者属于θ2类，但无法具体分辨某个消费者属于哪一类。显然，消费偏好参数θ1θ2。垄断者为消费者制定费用—质量组合(Ti，qi)[6]7。为了让每类消费者购买为其设计的菜单，必须满足参与约束，即任何一个消费者购买所得的净效用非负；其次，为了让每个消费者购买为他的类型所定做的菜单，还必须满足激励相容约束，即城市消费者不会从购买为农村消费者设计的菜单的购买中获得更高的效用，反之亦然。用数理方法表达7厂商也可提供不同的数量—费用组合，其模型和结果与质量—费用模型一样，详见《产业经济学》泰勒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185—186，这从另一个侧面更加印证了本文的结果：厂商为城市消费者提供更多数量的商品，为农村消费者提供数量少的商品，从而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3即是，对农村消费者的θ1：参与约束：θ1V(q1)－T1≥0(1.1)自选择约束：θ1V(q1)－T1≥θ1V(q2)－T2(1.2)对城市消费者θ2：参与约束：θ2V(q2)－(T2)≥0(1.3)自选择约束：θ2V(q2)－T2≥θ2V(q1)－T1(1.4)5、农村与城市消费者有相同的效用函数和边际效用函数，农村消费者和城市消费者都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函数为V(q)=2)1(12q8，边际效用函数为V'(q)=1－q(二)模型的数理分析：考察约束(1．1)－(1．4)中哪些是有约束力的(即等式成立)，哪些是松弛的。首先，如果要两类消费者都购买，θ2类的城市消费者的参与约束(1．3)就必须是松弛的，即他们购买所得的净效用大于零。不妨假设θ2V(q2)－T2≥0，但为了让农村消费者购买，又必须有θ1V(q1)－T1≥0，那么，θ2类的城市消费者冒充θ1类的农村消费者却能够得到正的净效用：θ2V(q1)－T1＞θ1V(q1)－T1≥0，这样专门为θ2类的城市消费者设计的菜单就是无效的。当然，垄断者也没有必要让θ1类的农村消费者得到更多，从而通过特许费用（针对某一类型消费者的低质量或者高价格等）剥夺他们的全部消费者剩余，即约束(1．1)等式成立,即T1=θ1V(q1)。再看自选择约束。从直觉上讲，在价格歧视中，垄断者的目的是通过设计不同的菜单，让高偏好的城市消费者显示出来，或者让θ2类的城市消费者无意冒充θ1类的农村消费者，而不是相反。所以，只有θ2类的城市消费者的自选择约束(1．4)等式成立。因此,T2=θ2V(q2)－θ2V(q1)+T1，将T1=θ1V(q1)代入可得T2=θ2V(q2)－（θ2－θ1）V(q1)，垄断厂商的利润为：π=λ(T1－cq1)＋（1－λ）(T2－cq2)[7](1．5)消费者效用函数为假设6所示。将T1和T2代入(1．5)，则垄断厂商的利润变为：π=λ[θ1V(q1)－cq1]＋（1－λ）［θ2V(q2)－(θ2－θ1)V(q1)－cq2］(1．6)垄断厂商选择q1和q2进行利润极大化。由一阶条件可得(p1*和p2*分别表示城市消费者和农村消费者所付的价格):p2*=θ2V'(q*2)=θ2(1－q*2)=c(1．7)p1*=θ1V'(q*1)=θ1(1－q*1)=211)1(cc(1．8)q*2=1－c/θ2(1．9a)q*1=1－211)1(c/θ1(1.9b)（三）福利分析与结果为了进一步更加简单的分析以上的数理结果，我们通过图形来表示厂商和消费者由于价8可能会有人问农村与城市的效用函数会一致吗，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是一样的4格歧视所分别获得的利润和福利。费用（T）产量(Q)图2：厂商价格歧视下的福利图中R(Q,T)为城市消费者的消费保留曲线（消费者在一定的消费约束之下的最大消费量），U22、U21为城市消费者的消费无差异曲线，U1为农村消费者的消费无差异曲线，L1、L2为厂商的等利润曲线（厂商可以获得相同利润的不同的产量集合），B1为厂商首先为农村消费者生产的组合,B2时厂商为城市消费者和农村消费者生产的总量，C点为厂商为消费者生产的商品总量。为了分析方便，假设厂商分两步生产，首先厂商为低消费偏好的农村消费者生产一组商品B1，这一组商品满足了农村消费者的消费偏好，B1点正好位于农村消费者的消费无差异曲线上，在此点农村消费者的消费者剩余为零，然后，厂商在此基础之上为城市消费者生产增加到B2，在B1B2的一组产品是专门为城市消费者制定的，这一组商品满足了城市消费者的消费偏好，B2点正好位于城市消费者的消费无差异曲线上，此时厂商的等利润线L1过B2点，然而，此时B2点位于城市消费者可承受曲线（消费保留区线）之下，在城市消费者的接受程度之内。由于城乡分割，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此时，厂商为了提高利润，可以按照城市消费者的偏好生产B1C，厂商的产量达到C点，此时厂商的等利润曲线L2过C点。显然，等利润曲线L2大于L1，通过对于城乡消费者之间的价格歧视，厂商大大提高了其利润。因此，农村消费者的净剩余为零，故其保留曲线R1（于其消费无差异曲线重合）的切点B1表示其购买选择，而此时城市消费者的购买选择则由B2点所指示。B2位于农村消费者的保留效用曲线R1之上，而B1位于城市消费者的保留效用曲线R2之上，故自选择约束成立。B2位于城市消费者的保留效用曲线R2之下，因此，得到正的净剩余。显然，C点位于R1上方，从而城市消费者无意冒充农村消费者。同时，由于B1和C都在城市消费者的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故他们对C点弱偏好于B1点。而且，在C点，边际效用(价格p2*)等于边际成本c，从而城市消费者购买的产量也是社会最优的。在B1点，农村消费者的保留曲线R1在该处p1*＞c。这样，农村消费者的价格大于厂商的边际成本，从而其购买数量低于社会最优数量。因此可得：B2B1CU1U21U22R(Q,T)L1L25命题1：城乡二元结构为厂商的逐利行为提供了条件，通过对于城乡不同的消费者进行价格歧视可以提高厂商的利润，而厂商的行为不断加剧农村地区食品安全。命题2：城市消费者的价格等与边际成本（见1.7），因此消费量是社会最优的。有一定的消费者剩余。农村消费者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见1.8），因此消费量低于社会最优，（这里的农村消费价格相对价格，即绝对价格较低而相对价格较高）8。农村消费者剩余为0。命题3：城市消费者的数量选择和农村消费者无关（见1.9a,1.9b），城乡消费结构存在巨大差异甚至是断层，农村和城市的食品安全出现断层供给的现象。四、农村食品安全的进一步讨论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更加突出，已经有价格歧视甚至发展为供给断层。有一部分厂商专门生产农村的食品，一部分厂商专门生产城市的食品。相对于监管成本来讲，显然第一部分的监管成本更高，往往会疏于监管，这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我们将上述的理论进一步扩展。假设1、2保持不变。假设3：社会媒体是一个社会媒体厂商，他是社会话语的重要来源，厂商处于社会媒体或社会媒体竞争地位在不对称信息下，社会媒体厂商通过给城市和农村信息需求者“量身定做”特定的费用—信息组合，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影响。假设4：存在城市和农村两类信息信息需求者，社会媒体社会媒体知道有比例为λ的农村信息需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