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课稿：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百年历史演进及基本经验

党课讲课稿：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百年历史演进及基本经验2024/X/XX“民者，万世之本也”。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民”一词被反复提及177次，足见二字分量之重，意义之大。“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接续奋斗中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政治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相结合，始终坚持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逐渐形成了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人民观。回溯人民观的百年演进历史，有利于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变局中坚守初心使命，增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精神动力。一、人民革命观：在革命救国的淬火冶炼中孕育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经大革命的洪流、土地革命的风暴、抗日战争的磨炼和解放战争的洗礼，这一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孕育形成期，又是人民革命观的蓬勃发展期。毛泽东曾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可见，“革命”是这一时期党开展活动的主线索，党也将“革命”与“群众”“人民”相结合，构成了依靠群众来革命、为了群众而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等极具时代特色的人民革命观。建党初期，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民生凋敝，革命救国势在必行。中国共产党深知革命之必要，然力量之弱小、经验之匮乏，迫使其加快寻求根本力量。这其中的杰出代表当属毛泽东，在他学生时代执笔《湘江评论》杂志时就清晰而明确地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1921年，党在其第一个纲领中就发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的号召，党的二大也明确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大革命时期，军阀混战愈演愈烈，“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群众诉求。共产党人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工农群众运动不断高涨，“依靠群众来革命”的人民革命观得以萌芽。伴随国共合作的推进，1925年，毛泽东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从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入手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敌友问题，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明确了党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1927年，毛泽东在对xx农民运动深入考察后，明确提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再次强调了农民是革命胜利的基本动力，“依靠群众来革命”的人民革命观初步形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将部队带到井冈山，一线的革命斗争和反复调查研究使他更深刻意识到必须心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为了人民而革命”的人民革命观逐步形成。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党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扩展为“八项注意”，同时致力于解决群众的土地、生产、劳动、柴米油盐等各方面问题，并初步实现了群众拥有属于自己土地的夙愿，“为了群众而革命”的观念得以充分实践。党既为群众而革命，群众亦会成为党的坚强后盾。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已达数月之久，国民党近百万兵力的压迫，加之党内教条主义兴起，反围剿斗争屡战失利，有不少人对革命失去了信心，毛泽东却坚定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给全体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以精神鼓舞。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党人为争得民族革命胜利前赴后继，他们确信只有依靠人民来革命，为了人民而革命，抗战才能胜利。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叫嚣，中国能否赢得战争胜利?如何赢得胜利?一些共产党人对此心存疑虑。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系统分析了战争局势和特点，坚定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些论断力度空前，增强了党依靠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组织群众，党也将人民范畴扩展到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一切拥护革命的阶级，制定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依靠、发动群众不能仅停留在认识层面，1943年，毛泽东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及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党的群众工作的高度结合，“依靠群众来革命”的人民革命观也因有了科学方法，更趋系统化、科学化。抗战胜利前夕至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人总结经验继续革命，“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人民革命观与党自身建设相结合而再度升华。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始终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为激励党员干部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毛泽东把共产党人比作愚公，指出我们党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山的奋斗是会感动上帝的，而“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人本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推进人民战争，积极投身生产运动以改善人民生活，党群关系更加密切融合，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也都得益于老百姓的推车和小船。1949年6月，毛泽东总结道“全国人民拥护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充分见证了人民革命观的科学性和正义性。二、人民建设观：在建设的筚路蓝缕中探索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国号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政府命名为“人民政府”，还有人民军队、人民代表、人民政协、人民公仆、人民警察、人民铁路、人民银行、人民币等。这些命名彰显了这个崭新国家必将以人民为建设的根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念被渗透到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的论断，党以“人民当家作主”为中心，推动了人民建设观在政治、经济、社会、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深化发展。建设人民政权必须由代表人民的政党来引领和推进，党的人民建设观也首先在党的建设领域得以拓展。随着党员队伍日益扩大，一些老党员逐渐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新党员中也存在着思想不纯等问题，对此，毛泽东提出必须进行一次整风，以“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此后，党有计划地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党内存在的不良作风明显好转，同时也给一部分陷入糖衣炮弹中的党员干部以警醒。1956年，党的八大首次将“群众路线”载入党章，邓小平指出“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毛泽东亦强调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这些论述见证了党的人民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在政治领域，党将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起来，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进而推动人民民主和群众路线在制度层面的升华。在经济领域，随着党的主要任务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经济建设，党也逐步将人民观与生产实践、技术革新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方法。如1960年，毛泽东把鞍山工业发展的经验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即“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一制度及后来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维护了职工群体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促进了人民观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在社会领域，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动，如何定位和区分人民和敌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和处理，客观上促进了党的人民观在社会领域的深化。在区分人民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而在这一时期，人民就应包括一切支持、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反之就是敌人，这就为党正确厘清这些矛盾、区分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建设人民政权指明了方向。在矛盾的处理问题上，毛泽东认为，既然区分了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又是非对抗性质的，那就应采取民主的方法，即通过沟通、讨论、批评、教育、说服等方法加以解决。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党的人民观遭到了一些挫折。一是群众力量被过分夸大，导致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与浮夸风甚嚣尘上，国民经济比例一度失衡，给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二是人民民主和群众路线未能充分贯彻，“文革”时期阶级斗争取代了群众路线一度成为工作的主要形式。但就整体而言，党的人民建设观在社会主义初步探索过程中虽有一定偏离，但仍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三、人民富裕观：在改革的栉风沐雨中赓续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思想解放的滚滚洪流，奏响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乐章，标志着我国进入党带领人民逐步迈向“富起来”的时期。这一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各代领导集体在巩固人民政权基础上顺应民意，把发展的基点和归宿聚焦到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上。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富裕”为时代主题而不懈奋斗，通过“共同富裕”“血肉联系”“以人为本”等多维表达推动人民观在改革的栉风沐雨中赓续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富裕观以改革开放为契机、以“如何实现人民富裕”为主要内容而展开。首先，实现人民富裕必须尊重人民首创精神。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彰显了人民的首创精神。其次，实现人民富裕必须提高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生产力发展，提出了判断工作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为逐步走向富裕夯实了物质基础。再次，实现人民富裕必须以社会制度来保障。资本主义历史证明，国家富强后人民未必一定能够从中受益，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否能使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对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就极大丰富了人民观的社会主义内涵。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东欧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后，党的队伍也进入了交接之际。人民富裕观在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得以丰富和完善。1997年，江泽民提出“我们党有许多优势，根本的一条是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这就把党群关系发展到了血肉之亲的高度，表明两者是同生死、共命运的有机体。伴随市场经济的推进，人民内部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为妥善处理这些关系，2001年，江泽民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力图通过建设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切实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为实现人民富裕扫清障碍。随后，江泽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初步勾画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图景，形成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这一战略背景下，党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战略支撑和近期目标导向。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以人为本”理念使人民富裕观的内涵更加丰富、全面。在千年更迭、世纪交替之际，我国进入了发展关键期和矛盾凸显期，如何化解矛盾，牢牢抓住战略机遇期成为新世纪新阶段党面临的新的重大考验。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表明党开始从生活中的人的角度出发，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突出问题，从多方面促进人民富裕的实现。胡锦涛明确提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把人民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把发展成果落脚到了人民共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这一时期，党的人民富裕观因融入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而再度升华。四、人民幸福观：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守正创新何为幸福?怎样获得幸福?这集中反映并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意义和价值追寻。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庄严宣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等论述，表明党的人民观以“人民幸福”为主线，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得以一以贯之、守正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在物质生活水平得到空前提高的同时，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新要求。2012年，习近平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民幸福”作为“中国梦”的三大要义之一，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15年，习近平强调要把中国梦“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继而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实现人民幸福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2017年，习近平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敏锐的政治目光，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