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现实困境及发展策略

“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现实困境及发展策略2024/X/XX一、“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现实困境推广“中文+职业技能”项目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应有之义，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全球适应性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新探索，对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作为语言国际教育与职业教育“走出去”融合发展的新型教育模式，“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在国际适应性、标准建设、教学资源开发、“三教”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上，仍存在很多现实挑战。1.“中文+职业技能”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仍待探索“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项目的生源群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本土人才，跟同等学力的国内生源相比，这部分生源群体的学习基础相对较弱、知识结构相对单薄，从生活经历、性格禀赋到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需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等都不尽相同。因此，对这部分生源群体的培养不能仅是基于满足来华留学有关管理规定而机械化地增加对外汉语、中国文化、法律法规等课程，不能照搬国内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高职院校亟需进行“三教”改革，提高教学针对性和有效性，针对各国教育政策、学习特点及专业技能类别，探索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改革。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从“1+1=2”走向“1+12”，从“加和”走向“融合”，仍需更多的思考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国内学者提出的“一线五通”“三学期制”等尚缺乏推广应用。2.“中文+职业技能”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仍待加强不管是以“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方式，“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师资队伍都是推广“中文+职业技能”项目的必要条件甚至是根本条件。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仍旧任重道远。国际中文教师不了解职业教育类型特点和人才培养规律，专业技能课教师不了解国际生生源特点，缺乏面向国际生的教学技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二级学院领导缺乏国际化视野，职能部门缺乏把握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融合发展的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海外本土教师也面临既缺乏中文教学专业训练，也缺乏相关职业领域知识的困境。3.“中文+职业技能”特色教学资源开发仍旧不足截至xx年，全球共出版包括面向特定业务需求的“中文+职业技能”类专门用途中文教材564种，这些教材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撑。但基于海外生源学习基础和知识结构、“走出去”企业需求及岗位能力要求、不同国家不同对象多元化需求等的分析、调研不够，教材适应性、可推广性及教材的数量、门类等都不够理想。另外校企合作类的教材，如“一带一路”国家院校和企业交流协会中方理事会联合xx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出版了《基础汉语（1-4）》，国家开放大学联合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试点职业院校研发出版了内容丰富的《工业汉语》系列教材，仍旧存在产教融合深度不够，行业参与多、企业参与少的问题，这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典型工作案例、实际生产过程等教学内容的融入。4.“中文+职业技能”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仍待加强如前所述，语言教育与职业教育国际发展的研究领域基本停留于国别推广现状、课程体系改革及宏观性的机制策略、逻辑内涵研究，理论成果十分有限，实践经验仍旧缺乏。如“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课程体系构建、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手段、教学诊断与改进机制、特色课程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中外校企合作机制等相关的教学理论和实践研究还需要大力加强。其次，需加强“中文+职业技能”国别化职业技能标准和证书、国别调研、资源机制、科技赋能、国际适应性提升等方面的研究，提高中外需求融合度。第三，教育部发布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虽给“中文+”教育提供了规范性参考，但是由于职业领域各专业间具有差异性，如何建设汉语能力等级标准框架体系，通过标准模型来统领不同职业、不同行业、不同国别的中文能力标准制定仍待更深入的探讨。二、“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策略在国家政策推动下，“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快速发展，并在实践中探索出“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短期课程、竞技交流、论坛研讨等实施举措，建立了政校合作、校企合作、校行企合作、政政校合作等推广机制，形成了国际推广基地、中文工坊、语言与职业教育学院、特色孔子学院等新型办学平台。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中文沟通载体功能，实施“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培养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海外技术技能本土人才，不仅能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当地技能人才培养及就业水平，还能助力国家间人文交流互鉴，民心相知相通。1.立足生源及国别现状，深化“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职业教育不管是以“引进来”还是“走出去”的方式系统培养海外本土高素质技能人才，都必须解决好“适应性”问题，包括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可以适应于海外生源、适应于落地国别，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本土技能人才能够满足“走出去”中资企业需要、满足经济社会需要，这些都倒逼职业院校淬炼内功，探索具有国际适应性的“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一是基于国别做好生源特点分析，特别是对学生的知识素养做充分的评估。虽然高中阶段基本都以通识类课程为主，但是同一门课程在不同国家其教学内容不尽相同，不同国别同等学力的学生所具备的素养也不尽相同。二是立足生源特点，改革“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方案，包括修订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学时安排、教学进程总体安排、实施保障、毕业要求等内容。课程设置应有机融合“中文+职业+文化+技能”，中文即汉语类课程，职业即职业生涯规划、职业道德养成、创新创业等课程，文化即中华文化、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地方特色文化、企业文化、“一带一路”等课程，技能即专业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三是建立以“走出去”中资企业、海外华人华侨、海外兄弟院校为主体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侨、企、校联合培养“中文+职业技能”人才。2.以人才培养培训项目为载体，深化“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建设当前“中文+职业技能”教材适应性、可推广性及教材的数量、门类等都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本研究认为，教材适应性和可推广性不足主要原因是教材开发脱离了人才培养项目，对“走出去”中资企业用人需求、岗位能力要求及教材使用群体的调研都不够充分。首先，高职院校可以联合“走出去”中资企业、海外高校、孔子学院、海外地方政府等设立“中文+职业技能”国际生专班，充分尊重不同国家发展需求，针对性地开发更具国际适应性的教材及多语种、数字化教学资源。其次，根据技能类别、适用人群、地域特点等因素，配合国际产能合作和中外教育交流、人文交流、技能交流，开发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区域特色鲜明的“中文+文化+职业”特色培训课程，服务“走出去”中资企业，助力沿线国家提升“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水平和职业教育办学水平。第三，联合高等教育出版社、中文联盟等机构，建设“中文+职业技能”数字资源和课程，面向全球开放共享，帮助各国民众开辟人生发展新通道。3.以“国际中文教师证书”等资格考试为抓手，打造“中文+职业技能”双师型师资队伍把“中文+职业技能”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列入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专项规划，强化顶层设计。制定“中文+职业技能”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方案，明确遴选程序、培养机制、考核内容、评价指标，强化制度和经费保障。发挥语合中心《国际中文教师证书》考试、“中文+职业技能”国际推广基地、“中文+职业技能”师资培训，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国际教育双语教师教育教学专业能力考试”“职业院校专业赋能国际师资培养计划”，xx外国语大学“多语种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培训班”等现有项目的作用，以资格证书和继续教育为抓手，深化“中文+职业技能”双师型队伍建设，强化师资储备。4.建设“中文+职业技能”项目标准体系，推出一批“中文+职业技能”示范项目标准引领是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重中之重。对此，xx提出，应基于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办学标准、技术标准、产业标准，开发《职业中文能力标准》，因地制宜开发国别化职业技能标准和证书，构建具有典型职业场景、统一等级特征以及指南性质的系列大纲，并围绕标准体系设计课程、组织培训、开展考评。各省教育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标准体系，结合区域特色，制定评价指标，遴选推出一批“中文+职业技能”试点项目、示范项目，倒逼“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标准化、高质量发展，倒逼高职院校把推广“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纳入顶层设计，予以充分重视。如xx年xx省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中心面向全省遴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典型案例，并把“中文+职业技能”列为案例类型之一。5.发挥海外华商会及华侨华人社团作用，拓展“中文+职业技能”项目覆盖面坚持需求导向，发挥海外华商会、华侨华人社团融通中外的天然优势和联系广泛的资源优势，侨、行、企、校深度合作，面向地方社会开展“走出去”中资企业人才需求调研，因地制宜开发“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及短期培训项目。如xx职业大学发挥侨乡优势，借助侨胞资源，与吉尔吉斯斯坦（中亚）xx总商会共建“黎明（中亚）海丝学院”，助力学校拓展了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吉尔吉斯华人民族联合商会、吉尔吉斯斯坦华人工矿协会、xx城酒店、闽鑫钢厂、大唐商贸城、东方医疗中心等吉尔吉斯斯坦合作资源，逐步搭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生态圈”。6.发挥各级各类智库及平台作用，丰富“中文+职业技能”理论成果持续发挥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周、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国际中文教学研讨会、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等交流平台的作用，举办“中文+职业技能”学术论坛、学术研讨会等，推出“中文+职业技能”案例集、论文集等，推广“中文+职业技能”成功经验。依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等国家级学会及智库平台的作用，遴选立项“中文+职业技能”专项课题，重点开展国别化职业技能标准和证书、国别调研、资源机制、科技赋能、国际适应性提升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