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经济思想精神心得体会经济思想的理论逻辑

学习经济思想精神心得体会：经济思想的理论逻辑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思想结晶和理论创新，这个理论体系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而且具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作为其科学内涵[2]。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个思想理论体系，不仅有其内在的科学性和哲学的合理性，更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体现了哲学奠基的坚固性和知识构成的科学性，进而形成了学术规范的一致性、理论范畴的统一性、自然逻辑的严密性。本文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个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论逻辑。一、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的方法论逻辑人们公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则和方法论在中国当代的具体运用，体现在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本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但是具体而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及习近平在思考中国经济问题时如何运用的唯物辩证法，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人们都坚持认为要运用《资本论》的方法、借鉴《资本论》的智慧。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关千《资本论》的辩证法是什么以及如何运用《资本论》的方法，学者的理解未必一致。这里不再详述学者们的具体观点，而是专注于部分专家的研究在笔者看来，他们提出了理解习近平的经济思想理论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社会有机体理论。在20多年前的一部研究《资本论》哲学问题的著作[3]中，作者就明确提出了《资本论》所体现的历史观其思想主线是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学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真正对象是社会有机体，它不仅研究社会有机体的横向结构，而且研究社会有机体形成、发展、变化的纵向历史演进；不仅研究社会有机体的外在形式，而且研究社会有机体的内容本身；不仅研究社会有机体质的变化规律，而且研究社会有机体量的变化规律；不仅研究社会有机体的宏观整体，而且研究社会有机体的微观要素和细胞，要整体地概括、理解和把握这一切，就必须把社会看作不断运动的活的机体，这正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精粹之所在。可惜的是，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这一科学理解，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没有自觉地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的方法来理解《资本论》的文本结构和思想结构，更没有自觉地用这一理论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未来命运，也没有自觉地将其用于对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就像一个生物有机体一样，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它不仅在横断面上有着特殊的结构，而且，任何一个社会有机体都有其产生、形成、发展和衰亡的历史。他写作《资本论》所选择的对象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发育成了一个成熟的社会有机体，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可以用来作解剖的标本了。正如马克思所言：“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品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列宁是真正洞察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思想的人，他多次论述过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辩证方法是要我们把社会看做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马克思正是有了社会有机体这种观察分析社会问题的历史辩证方法，才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过程，同时又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横断面的研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现了资本主义自身永远不能克服的基本矛盾，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也得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产生和实现的结论。《资本论》就是马克思以英国社会为典型用社会有机体的历史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千古名著，这是马克思理论创造的一次成功，也验证了社会有机体方法这一历史辩证法的正确。社会有机体理论方法的核心要义，就是把社会看做一个“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这就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奠定了整体性、全面性、辩证性和系统性的思想基石。也就是说，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方法要求我们要用总体的、全面的、辩证的、系统的观点来看问题。学习和研究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我们不难发现，他在思考中国发展问题时，正是成熟地系统地运用了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方法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有机体。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的出现也有一个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从横向上说，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从纵向上说，这个社会的发展有其历史过程。毛泽东在观察、分析和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都是把中国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的，比如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从中国社会整体的高度，全面地研究了十个方面的重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的论述很显然是从中国社会的横断面上进行的全面分析，他是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涉及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体现了毛泽东社会研究方法中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同时，毛泽东还特别注意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性，他从认识论的角度强调揭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重要性，认为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正确决策的前提，他号召并带头进行调查研究就是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但是他也多次论述过规律的暴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本书的写作是不满意的，认为这本书的一个总的缺点是缺少辩证法，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过程。但是他没有过多地责备作者，而是从社会有机体的角度出发，指出：“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7]毛泽东认为，那个时候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搞了40多年的时间，但是还是在探索过程中，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在苏联还尚未成熟，蕴藏在苏联社会主义本身的规律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反映这个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难以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这一判断，从纵向角度反映了毛泽东观察问题的社会有机体视角。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为中国虽然已经进人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从生产力的水平方面来讲，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低水平的，从整体性上看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初级阶段出发来制定。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将我们自身经历的改革前后近70年相比较，比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实践，不难发现，虽然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初级阶段之中，但蕴藏在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已经逐渐显露出来。我们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已经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已经成熟，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来研究。习近平就是把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来看待、研究和谋划未来的。他适时地提出了要处理好全局和局部关系问题的要求，认为“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8]。加强顶层设计的这些要求正是社会有机体理论所要求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这个阶段必须自觉进行经济转型，寻求新的发展动力，重点进行结构性改革，这都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有机体发展到特定阶段需要采取的切实可行的措施。经济新常态下的许多新情况和新矛盾的解决需要新思路和新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理念应运而生，这不仅是新常态所造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对发展理念所提出的新要求，同时五大新理念也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理念总体。新的发展理念强调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总体性。我国正以新的理念为指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战略。不仅每个“全面”是一个整体，而且“四个全面”之间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同时，对经济发展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的处理都是首先看到这个问题与更大的问题的联系，强调各个问题之间的整体性、辩证性和系统性。这都体现了习近平社会有机体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二、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的逻辑追求任何思想理论体系都有其本身的逻辑目标和逻辑追求，对于思想理论的创新主体来讲，他所建构思想理论体系在其建构之前和建构过程中一定会有既定的思想理论的总体打算，尽管实践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可能会不断地推动设计者调整这个理论设计目标。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本身的形成、发展和建构也是如此。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首先是对建国以来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的规律性总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其历史基础，其理论旨归在于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回顾和思考所走过的道路，总结规律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学说，以便于认清现在规划未来，使我们的实践活动在吸取历史智慧的基础上更好地走向未来。这种奠定在历史自觉基础上的理论自觉，既可以避免历史上的教训、汲取历史经验，又可以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使中国在建国以后的60年时间里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量有了巨大的增加，例如：2015年中国的GDP就已经是美国的60%，而这个比例在1981年仅为6%，虽然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的13%，但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已占30%左右，而且国民收入也从低收入水平迈进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近来又有专家研究得出结论：“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加速，提前实现了党的十六大（2002）提出的2020年基本工业化核心目标和主要指标。当前，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工业生产国，已经出现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基本特征，并带动世界进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是去工业化或放弃工业化，而是创新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制造强国[9]。这些成绩的取得令国内外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很是失望，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是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实践中的结合一一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就预言过这种结合是不可能成功的一面对现实，他们的结论不攻自破。在此情况下，他们转而改变学术话题和学术话语，从过去秉持唱衰中国的理论基调转变为抢夺解释中国成功的话语权，试图以文化霸权的方式重塑其理论地位[10]。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故意遗忘和无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引发经济崩溃的事实，却将中国经济成功事实的原因导向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胜利，进而又断言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恰恰在千没有彻底地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目的在千将中国彻底推向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道路的话语权之争就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界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敏感地意识到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话语权之争中的重要性，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11]'我们必须解决“我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