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中国共产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科学回答

党课：中国共产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科学回答同志们：历史周期率的问题由来已久，是指一个国家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出的政权更迭、王朝更替的历史现象。如何打破历史周期率的怪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延安执政时期，毛泽东用“人民监督政府”回应黄炎培的“窑洞之问”。习近平在党的XX大报告中提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从未停止，认真总结经验、分析缘由，对于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一、问题源起：历史周期率的提出和演进“历史周期率”亦被称为世界政治发展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即一个政权在建立初期，统治者往往能够励精图治，但随着执政地位的稳固，统治者更容易受到权力的腐蚀，出现腐败和怠政，社会矛盾积聚，社会危机严重，最终导致政权的灭亡。这种“衰败—动乱—起义—改朝换代—缓和矛盾—兴盛—再次衰败”的现象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基本形态。为了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途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提出了诸如“爱民敬民”、“监督君权”、“惩治腐败”等一系列的方式，但都没有突破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依托于不同的时代任务，不断探索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最优方案。1945年7月，黄炎培受邀对延安进行考察，在见证了延安“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积极景象后，他开始思考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的周期性现象，并将这种现象总结概括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三种形态，同时向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黄炎培的这一问题，深刻地映射了国家治理、政党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无论是毛泽东在“进京赶考”前的不做李自成的宣誓，还是对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两个务必”的警戒，都体现了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改革开放后，党内开始重新思考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规律进行总结，提出要保证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再次受到重视，并成为了党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议题。二、历史递进：破解历史周期率的两次历史性回答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注重提升防范化解风险和挑战的能力，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两次对历史周期率进行回应，而这两个答案构成了党和国家发展的密钥。（一）人民监督：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关乎党和国家治乱兴衰之问，毛泽东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即“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次历史性回答聚焦于发展广泛的人民民主，以人民对政权的监督作为破解问题的突破口，有效的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国家政权的人民性问题，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了历史基础。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一个政权在成立初期能够保持繁荣兴旺，最根本的原因是统治者能够做到维护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安危，实现人民对国家政权的政治认同，最终丧失执政地位同样是因为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失去了民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推动了一系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新时代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进一步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之路，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促进了中国政治稳定和发展，证明了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的科学性。（二）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新时代答案。作为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在继承了毛泽东的“人民监督政府”思想的基础之上，借鉴了古今中外多种类型的国家执政和发展的经验，体现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体现出了强烈的历史主动和坚定的历史自信。党的自我革命指的是党以自身为革命对象，敢于直面自身问题，坚持刀刃向内，不断进行自我扬弃，以提升自身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一个政权由兴盛走向衰亡，最根本的原因也是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内在要求党要勇于自我革命。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只有不断坚持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才能使党始终成为引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核心力量。由此，自我革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对于执政党而言，如何提高长期执政能力，巩固自身执政地位，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民主监督”和“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三、理论溯源：破解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深层理论积淀“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蕴，同时又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具有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和文化感染力。（一）“两个答案”承载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淀。“两个答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正是因为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才能够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审视自身建设，直面自身问题，摒弃社会利益团体的夹裹，抵制特权集团的诱惑，敢于向党内腐朽势力作斗争，这是决定我们党能够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的根本原因。此外，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是党的重要特征。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党员是由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具有科学性，党的纪律要求严格，制度体系完善，这些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积极推进人民民主，敢于接受人民监督，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奠定了理论基础。“两个答案”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本质要求。如何正确认识权力的来源，科学看待掌权的目的，是一个政党能否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基本前提。在我国的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在取得政权之前始终强调“民贵君轻”的执政理念，但上台后却慢慢受到权力的腐蚀，在思想认识上逐渐忽视了自己手中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最终用于人民之上的道理。执政者掌握权力的目的理应是为人民谋幸福，但是最终却沦为了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最终丧失了政权，导致历史发展陷入了一种循环往复的怪圈之中。因此，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权，只有从根源上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公共权力的人民属性，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充分的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不断提升公共权力行使者的治理能力，坚持自我革命。科学的权力观是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历史周期率的过程中，探索出“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两个答案的重要原因。（二）“两个答案”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人民监督”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监督”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涵盖了“爱民”“贵民”“重民”“恤民”“利民”等不同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尚书·五子之歌》提出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体现了中国最原始的政治思想中重视人民在国家发展中的根本性地位，只有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礼记·哀公问》中记载了孔子的民本思想：“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强调治理国家要把关爱民众作为根本。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理念，并提出“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的仁政思想。《管子·牧民》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一个国家政权的兴盛与稳定，取决于是否顺应了百姓的需求。人民监督政府强调的是充分尊重民意、体察民情、倾听民声，以做到汇聚民智、凝聚民心，构建起和谐的党群关系，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监督思想，儒家注重从道德教化的角度来论述监督的重要性，强调百姓的舆论监督和民主议政对当权者的警醒作用，并对“子产不毁乡校”的做法表示赞许，称之为“仁”。法家注重从制度约束的层面探讨监督，形成了“喷室之议”“连坐之法”等的制度，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循名责实”等重视监督的思想，在吸收法家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我国古代建立起了完备的监察制度。自我革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自我革命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反躬自省”和“创新变革”的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个人修养，强调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全方位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提高。论语中提出了“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吾日三省吾身”等自省的方法。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慎独”等思想，强调提高主体的自我修养是管理家庭和治理国家的基本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自我认知、自我反省的精神特质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具有内在的耦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变革和求新，如《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揭示了事物的发展要承前启后，续旧创新；《大学》中提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倡导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孔子提出的“温故而知新”，韩非子认为“时移而难治，则乱治也”，均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求新求变的思想，与党的自我革命具有内在契合性，构成了自我革命的内在来源。四、逻辑分析：破解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辩证统一关系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的视角从政府拓展到政党，从他律拓展到自律，二者在表现形式、发展互动、价值根源等不同方面均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一）表现形式：“两个答案”相互区别、各有侧重。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是党在不同时期，依托于不同的历史任务，对执政者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所做出的回答，两个答案形成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中，有着各自的行为主体和侧重点。两个答案的时代背景不同。人民监督提出之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中日民族矛盾基本解决，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对于未来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共产党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国方案，国民党人坚持建设一个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了打倒蒋介石反动集团，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中间进步力量，形成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充分发挥广大中间力量的积极性，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就需要保障人民群众对于党所行使的公共权力的监督，从外部约束的层面使党能够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同时在发展中也面临着多方挑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中西力量对比之中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国内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依然严峻，党只有坚持自我革命，勇于刀刃向内，才能锻造过硬的执政本领，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保证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是基于不同的历史逻辑而提出的，这也决定了两个答案各有侧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两个答案的行动主体不同。人民监督的民主新路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让人民监督政府”，赋予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权利，以保证政府能够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二是“人人起来负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汇聚国家发展的强大合力，体现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因此，人民监督的行动主体主要指向广大人民群众，是一种重要的外向性约束。党的自我革命以党自身为革命对象，通过反躬自省、刀刃向内以不断提高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