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民族主义”的弊端

2016年01月28日10:39AM“中国特色民族主义”的弊端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李江为FT中文网撰稿字号背景评论打印电邮收藏微信领英新浪微博周子瑜道歉事件余波未息，帝吧出征再次引爆舆论。自去年太阳花运动以来，两岸情绪对立再次达到顶峰。以周子瑜道歉事件为例，该事件不仅直接导致了大量台湾选民投票给民进党，更是大大强化了台湾人的自我认同——这都是大陆最不希望看到的。许多人将责任追究到黄安身上，然而，黄安只不过是迎合了大陆人的民族主义需求而已。近年来，无论是在处理台湾、香港、西藏、新疆等内部事务上，还是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中国（这里特指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都产生了使事态严重恶化的负面效果。虽然许多人也意识到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整体而言我们却有意或无意地低估它在国内和国际所造成的负面能量和影响。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具有什么特点？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一般意义上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有根本区别的。关于民族，安德森曾称之为“想象的共同体”。在一般意义上来讲，民族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对某种身份（identity）的共同意识。这种身份认同，是一种基于血缘、宗教、地域、习俗、语言等的集体归属感。必须补充的是，这种共同身份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观建构起来的。因为人类历史一直伴随着迁徙、杂居、通婚、交流，严格意义上的共同身份极少存在于一个大的地理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更多是一种主观建构起来的共同意识。而这种共同意识也会反过来约束个人的行为甚至意志，从而更加强化自身。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则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中国的民族主义带有浓重的儒家色彩。儒家作为一种伦理学说，它的核心之一是“礼”，包含一系列对群己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规范。也就是个人必须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样的位置，承担什么样的义务等等。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莫过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为什么，大陆人常常会把台湾（人）、香港（人）矮化为儿女，台湾（人）、香港（人）的许多行为看作是对大陆“母亲”的“不孝之举”。这种将台湾、香港、大陆放在家庭伦理中思考的视角就是儒家伦理规范的特点之一。其次，中国民族主义带有浓重的悲情色彩和复仇心理。由于中国的历史教育反复向民众强调，近代中国就是一段充满了屈辱的历史。仇恨教育与悲情叙述天然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中国的人文社会本身就缺乏理性、博爱和人性关怀。因此，一旦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以及那些存在外国因素的内部关系时，中国人的仇恨心理会非常容易地被刺激起来。第三，中国的民族主义带有浓重的工具色彩。作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补充，民族主义被官方当做一种整合社会意识的工具以及发泄民众负面情绪的窗口。中国官方一直相信，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使得民众更加地拥护执政党和国家。因为民族主义在政治诉求上主张“民族是国家存续唯一的合法基础”。这一点不便展开。另一方面，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下中国民众缺乏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而当前积累的社会矛盾又迫切需要一个发泄负面情绪的出口，那么民族主义则顺理成章地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发泄情绪的工具，对官方来说是相对“安全的”。而民众也会默契地配合。这就是为什么，网络上或者现实中民族主义表现得最激烈的，往往是底层民众。由于受到的社会不公最多，因而他们的“负能量”也是在各个阶层当中最大的。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正在撕裂中国然而，我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正在撕裂这个国家。民族主义所需要的认同并非要求严格的客观基础，它更需要的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情感体验。糟糕的是，大陆似乎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台湾和香港与大陆拥有不同的（近代）历史记忆和情感体验。很多台湾人和香港人并不认为日本和英国的殖民历史是一段屈辱的过去，相反他们反而认为这是他们现代文明的开端。尤其是大陆的种种措施更加强化了他们这种历史记忆和情感体验，使得他们许多人更加怀念那段时光。在同属一个汉族的台湾和香港尚且如此，那么藏族和维吾尔族等民族则更加具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只不过，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不管他们是否伪装，都并没有真正去理解和尊重这种差异。尽管中国官方很聪明地不断强调“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但是如果这一概念的基本元素存在着矛盾，那么这一概念就无法获得其它地区人民的认同。如果粗暴地去宣传和推行这一概念，最后反倒激化了后者的受压迫心理，最后强化他们内部的自我认同。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的民族主义者经常指责西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和台湾人不知好歹、背叛祖国，甚至主张用暴力教训后者。最后的结果，就是撕裂了中国内部地区之间的认同。另外，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也在制造更为强烈的阶级对立。许多社会调查都表明，最广大的底层阶级往往是民族主义最为强烈的群体。而数量上属于第二大群体的中产阶级，则更为“犬儒主义”或“中庸”。虽然中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民族主义，但是在具体的诉求上，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的。尤其是近年来底层人民的阶级仇恨不断强化，他们被掩盖在民族主义这个“正义”旗帜之下而已。那么，一旦受到一些涉外事件的诱发，这种民族主义具体诉求的分歧极易演化成阶级对立。所以才会在2012年上演滑稽的一幕：一些民族主义者可以砸了别人的日系车，但绝对不会把自己手机里日本企业制造的摄像头抠出来烧掉。我们必须看到，虽然民族主义为底层人民提供了发泄负能力的借口，但这种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力量也是最难以控制的。底层民族主义者所集聚的巨大负能量来源于社会不公和缺少归属感，而在某些野心家的操纵下或者某些事件的推动下，他们绝对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就是“重庆模式”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这种民族主义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一步步撕裂中国内部脆弱的认同。它看似整合了一部分群体的社会意识，但它的狭隘和排外使得它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对立。族群、地区和阶级，都会成为这种民族主义对立的能量来源和爆发出口，只是我们总是试图掩盖这一切。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引起周边的忧虑和恐慌在国际层面，这种民族主义也造成许多负面的影响。众所周知，许多国家曾公开表示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忧虑，甚至令周边小国感到恐慌。这是由于对外宣传和外交政策的缺陷，以及中国民族主义本身的特点，导致外国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解往往被简单表述为“自私自利”、“盲目排外”、“倚强凌弱”。由于这种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因此它悲情和仇恨的一面往往不加选择地对所有国家都会表现出来。因此政府外交、公共外交、民间交流都很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甚至裹挟。而这又往往反过来强化对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最终导致双方民众的尖锐对立。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主张，通过经济融合改善地区安全环境。他们主张的依据是，经济相互依存会增加对抗成本，经济合作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然而，事实却是，中国对于许多东亚国家来说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后者却对中国并不友好。更为深刻的历史教训是，一战可是在欧洲国家之间极高相互依存度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融合不断加深，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进一步使后者对中国的“国家意图”抱有更加负面（或者模糊）的看法。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行动，是建立在对后者“意图”的解读的基础上的。一旦周边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排外和自私的民族主义国家，那么她越强大，对自己肯定越是一个威胁。因此，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回归地缘政治，通过联合或者邀请其它霸权国家介入以达到均势的目的。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使他们联想到第三帝国。希特勒曾成功地在德国构建起“雅利安民族”的民族认同。从人种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民族划分是错误的，这种民族主义也曾给全世界带来沉重的灾难。更为有趣的是，虽然中国在政治上民族主义色彩浓厚，在经济上却主张激进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而西方国家又常常指责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重商主义）。民族主义应该成为一种进步力量中国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已经带来了严重后果。虽然这种民族主义为中国官方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并且总体而言仍然是可控的。但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的，它的确会加深一部分人的内部认同，但被排斥在外的是更大一部分群体。这种民族主义泛滥的最终后果，是这群民族主义者将自己孤立起来。因此，中国应该将民族主义往良性方向上引导。教育和宣传可以往强调奋发图强以建设更美好的国家和世界的角度去努力，而非仇恨教育。与此同时，中国应该建立真正的法治体系，一个国家只有在法治框架内，人们才会成为理性的公民。而真正的法治，必须是所有个人、团体和组织都受到法律的约束。这样才能避免野心家操纵民族主义，也能使得民族主义受到理性的约束。民族主义，应该成为一种进步力量，即一种自由人以共同信念为同一个伟大目标奋斗的积极力量。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应该成为一个乌合之众的旗帜。（注：作者是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