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从宏观经济治理脉络看以进促稳

党课讲稿：从宏观经济治理脉络看“以进促稳”【摘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根据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调整“稳”和“进”的关系，明确工作的侧重点，反映了宏观经济治理的发展脉络。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宏观调控基调，这是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大创新。“以进促稳”是对全局工作的要求，需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善于运用系统观念解决问题，把“十四五”后半期作为经济恢复期，珍惜和维护好发展环境，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的经验，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关键词】宏观经济治理宏观调控爬坡过坎以进促稳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宏观调控基调，[1]这是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大创新。“以进促稳”的提法，无论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恢复，还是未来更长时期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理解“以进促稳”的深刻内涵，需要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宏观经济治理的演进和变化进行系统回顾和梳理，在总结经验、提炼规律的基础上做好经济工作。中国经济在爬坡过坎中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空前复杂，经济工作中出现大量新情况、新问题，给宏观经济治理带来很多新的挑战。中央多次提到中国经济“爬坡过坎”，[2]对此可以从四个节点加以理解。第一道坎是2012年之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过去，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开始显现。2015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增速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四降一升”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央通过调整经济工作思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转了态势。第二道坎是世界经济出现逆全球化潮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外部压力增大。尤其是2018年以来，美国挑起经贸摩擦，全方位加强对中国封锁。面对骤然加大的外部压力，中国经济并没有被打垮，反而在应对挑战的同时，加快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第三道坎是全球范围暴发新冠疫情，加速世界经济进入动荡调整期，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疫情也对中国的消费、投资、出口和民生等带来一系列重大挑战，是对中国经济的一场大考。在三年艰苦的抗疫中，中国经济又一次展现了韧性，努力渡过了难关。第四道坎是疫情防控转段后中国经济正面临新一轮挑战。从2023年第二季度开始，部分经济指标增速出现下滑，经济活跃度有所下降，突出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价格低位运行、部分企业利润下降、社会预期偏弱等。中央及时调整策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举措。当前，我们还处在应对第四道坎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夯实经济持续恢复的基础。在中国经济爬坡过坎的过程中，中央曾三次对经济发展形势和所处阶段作出重大判断，有效引导了经济工作的方向。第一次是在201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三期叠加”的判断；[3]第二次是在2013年提出“新常态”的基础上，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分析了“新常态”的九个阶段性特征，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统一了全党的认识；[4]第三次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引导各方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党的二十大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后，中国经济将继续坚定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宏观调控基调的变与不变宏观经济治理的基点是每年的宏观调控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是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不变。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根據不同年度的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调整“稳”和“进”的关系，明确工作的侧重点。要看到“杠杆平衡点”的变化。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是“扎扎实实开好局”；[5]2013年明确的基调是“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强调要“勇于突破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6]2014年提出“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7]2015年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8]2016年提出“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9]2017年强调“‘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10]2018年要求“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11]2019、2021、2022年三次提出“稳字当头”，而2020年则强调“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12]也就是说，虽然总基调保持不变，但“稳”和“进”间的“杠杆平衡点”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有些年份强调“稳”多一点，有些年份强调“进”多一点，也有些年份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平衡。要分析“变”与“不变”与背后的逻辑。稳中求进总基调不变，因为这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在“稳”与“进”的关系中，稳是基本前提，这也是不变的。而“杠杆平衡点”的变化，实质是二者之间“度”的变化。变的原因，一是发展阶段的切换，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质量、结构、效益在宏观调控中成为更重要的影响因子，客观上要求不能一味追求速度；二是年度经济形势的变化，由于中国经济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并存，每年在预判来年增长趋势时会考虑更多复杂因素，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需要以积极的姿态解决问题；三是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这样的事件都会给宏观经济带来较多不可控因素，需要以比较稳慎的态度应对。如何把握好“度”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命题。在各种影响“度”的因素作用下，每年的宏观调控都要因时施策，明确“稳”与“进”如何实现平衡。這是一静一动的关系，静的基础是要有定力，动的前提是要有秩序，是互为条件的。同时，中央在2015年和2017年都强调了两者间辩证统一的关系，明确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这就需要找到平衡两者关系的方式方法，实现内在的协调。在过去十年的宏观调控中，有两个关键字在平衡“稳”与“进”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那就是“改”和“调”。如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第一年后强调改革创新，在2014年明确新常态和2015年提出供改后突出调结构等，既是落实相关年份总体思路调整的需要，也是在明确“稳”的基础上如何实现“进”的基本取向。由于一系列的任务和政策都是围绕“改”和“调”而展开，通过调节“改”和“调”的力度与进度，实现了对经济工作节奏感的把控，也就实现了对宏观调控“度”的把控。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形成中国的宏观调控基调，要放到整个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构建的进程中去认识，可以通过若干条线索进行观察和总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个版本。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其内涵经历了四次变化。2015年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是1.0版，主要目的是解决“四降一升”的问题，特别是矫正扭曲的价格信号；[13]2017年提出的“破、立、降”是2.0版，主要是为了解决去库存过程中存在的比较顽固的“僵尸企业”问题；2018年提出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是3.0版，其中关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提法，为后来国内大循环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提出作了铺垫；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是4.0版，强调的是供需之间的平衡关系。需要强调的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在宏观调控中同样重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是当时判断经济增长中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而随着应对疫情过程中扩大内需的重要性上升，主要矛盾又来到需求侧。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曾提过“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当时在会前曾短暂提出过“需求侧改革”的说法，但很快又回到“需求侧管理”。当前特别强调“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经济工作的主线，需要更好地与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实现双轮驱动。宏观调控政策框架的三次变化。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这是一种精准调控、分类指导的思路，也是实施具体政策要遵循的原则。在接下去的几年里，这一框架经历一些调整。2015年，配合“三去一降一补”的实施，提出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其中产业政策和改革政策的提法都有特别的针对性。2018年，提出新的三类政策，各有新的表述：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社会政策要强化兜底保障功能。2019年，又回到“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提法，标志着这一政策框架的正式确立。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丰富完善。宏观调控从过去的主要依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断拓展延伸，形成了完善的政策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1＋2＋6”的构架，即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着力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就是突出五年规划的宏观指导作用，强化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地方规划与国家总体发展规划的有机衔接。同时，增强中长期规划对年度计划、公共预算、产业发展、国土开发、金融信贷、公共服务等的引导功能和统筹功能，实现宏观经济治理目标和手段的有机结合，提高规划的引领性、指导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主要是发挥好再分配功能和激励作用，更好调动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加大对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财政支持力度。货币政策主要是加强与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市场监管的协同性，强化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能力和逆周期调节功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14]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价格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调控目标，以更好统筹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目标要求，这也是一个创新。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加大对就业容量大的行业和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产业政策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强化对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的支持，加强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同。投资政策要着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以有效投资稳定总需求、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多措并举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消费政策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力改善消费环境，激发消费潜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区域政策要完善区域三大战略推进实施机制，统筹区域分类指导和统一市场建设。环保政策要完善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政策体系，健全环境质量标准，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更好服务碳中和碳达峰战略。在“1＋2＋6”框架的基础上，近年来根据形势变化也有其他政策加入，如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等。这些都是对政策发力点的引导，是将宏观政策与年度任务更加紧密结合的尝试。相信未来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包还会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是不断总结经济工作规律的过程。从2017年起，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有专门篇幅阐述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2017年是“七个坚持”，2018年是“五个必须”，2019年是“四个必须”，2020年是“五个根本”，2021年是“四个必须”，2022年是“六个坚持”，2023年是“五个必须”。这些理论认识，已经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的宝贵经验，也是解读中国经济的“金钥匙”。当前，一些新的问题正在不断涌现，给宏观经济治理带来新的考验。例如，如何处理好逆周期和跨周期的平衡、如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