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以数实深度融合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

党课讲稿：以数实深度融合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摘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充分激发各方面优势和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我国经济发展优势在于独立完备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决定因素包含技术因素、市场因素、产业因素和政策因素。以推进数实深度融合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要提高数实深度融合在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中的首位度，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新数字产业化发展，打造以市场为主体的数实融合动力体系，加强数实深度融合保障体系建设。【关键词】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新发展阶段数实深度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1]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提升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内容。[2]近年来，我国经济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成为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新引擎、新动能和新优势。中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决定因素经济活力是指一国一定时期内经济中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及其潜力，或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经济体内各环节各方面的运行状况及整体的发展态势。经济发展是一个收缩力量和扩展力量对比的过程。当收缩力量大于扩张力量时，经济就会出现“退”的态势，当扩张力量大于收缩力量时，经济发展就会表现出“进”的态势。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就是一个提高扩张因素、抑制收缩性因素的过程。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抵御经济的收缩、推动经济的扩张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决定因素分为长期和短期因素，长期因素是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因素，包括技术因素和产业因素，短期因素则主要包括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长期因素，而要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就必须将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有效结合。从长期来看，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要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技术进步和新动能的快速成长；从短期来看，要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政策的调节作用。总体来看，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有以下几个决定因素。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因素。新技术革命是从供给方面决定中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主要因素。技术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优化经济体系，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内生动力。主要表现为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生物科技、健康技术、能源技术和无人机技术等在内的新技术革命，正不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成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力量。只有坚守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力的“主战场”，才能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持续动力。一是突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形成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微观机制。二是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一方面，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开展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另一方面，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推进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以创新链重塑产业链，前瞻性地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发展，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科技创新动力。三是把握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新趋势，推动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引致的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新技术革命中的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技术、大数据、先进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先进材料、新能源和储能技术等正不断变革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要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成果的运用，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利用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为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撑。产业基础能力的支撑因素。新技术革命通过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也是从供给方面激发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因素。从产业基础能力方面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业基础的高级化。产业基础高级化是指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产业基础体系性升级演进及其再造过程，包括产业基础能力高级化、产业创新基础高级化、产业基础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基础质量高级化。其中，产业基础能力的高级化是核心，是能力、结构和质量三者的统一，要求从基础关键技术、先进基础工艺、基础核心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等方面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能力。二是产业链的现代化。产业链现代化是指在产业现代化的延伸和扩展背景下，運用新技术革命成果及其带来的产业组织方式来改造传统产业链，从而提高产业链的高端链接能力和全球的竞争力，推动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产业链控制力增强、产业链各环节协同性和产业链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的现代化过程。产业基础的高级化和产业链的现代化二者协同推进，共同构成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产业因素。三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融合。产业链供应链融合的重点是打造从创意产生到商业化应用的完整链条，强化科技创新的需求导向，支撑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以“产业链”为主线，探索建立多主体融通创新生态；以“创新链”为抓手，推动创新要素集聚发展，形成多链融合发展格局，从而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发展。市场活力的驱动因素。市场因素是从需求方面激发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因素。从市场需求因素出发就是要提升市场活力，开发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大市场。一是提升市场主体“进”的活力。中国的经济发展活力来自有活力的市场主体，推动市场主体实现自主决策和自主经营，促进各类经营主体蓬勃成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力量，也是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关键。要支持市场经营主体扩容和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和生产经营成本，从财税、融资、创业等方面促进中小企业经营主体增加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拓展企业发展空间，提升经济发展中经营主体“进”的活力；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活力，激发数字化产业的企业活力，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二是提升市场机制“进”的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市场机制通过动员财富、资源、知识、信息、技能和创造力，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源泉。在这一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具体包括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的作用，推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良性竞争，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准入后的平等待遇。三是激活数据要素市场“进”的活力。数据要素市场是新兴市场，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对于数据的要素化、资源化、资产化和价值化具有重要作用。要推动形成数据要素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从数据资源化、资源资产化和资产资本化三个方面探索数据的价格发现机制、价格形成机制和竞价机制，构建有利于数据要素价格有效形成的政策和制度工具；建立数据要素多级市场体系，包括数据资源市场、数据产品与服务市场和非交易流通市场；加快培育形成超大规模数据要素市场，以应用场景为牵引，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机制，激活数据资源价值，发挥数据要素市场在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中的促进作用。政策体系的调节因素。经济政策分为数量型政策和质量型政策两种，数量型政策的目标是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扩张经济发展的规模，质量型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要结合这两种政策，健全宏观质量政策体系，引导经济发展的质量导向。一是技术创新政策。技术创新政策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活动、激发科技创新活力、规范技术创新行为和提升技术转化效果，包括财政刺激政策、专利政策、政府购买政策和风险投资政策，等等。其中，财政刺激政策和专利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鼓励对研发活动的投入，保护发明者的收益，提高对科学技术的投入，进一步增加技术供给；政府购买政策的目标则是减少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风险。二是制度创新政策。制度创新是支配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的规则，其核心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度创新政策就是通过相应的政策机制来完善市场机制、健全市场经济体系、推动市场竞争和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三是人力资本政策。当前，我国已从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双增长的阶段，进入到劳动力数量减少但人力资本仍保持增长新阶段。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要实现从劳动力驱动经济到人力资本驱动经济的转变，让人力资本成为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新引擎。为此，需要落实人力资本政策，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除此之外，还要科学认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更好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以数实深度融合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优势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经济活力与经济动力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经济活力是经济动力的基础，经济动力是经济活力的升华。中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动力基础来源于由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主要生产要素组合形成，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独立完备的产业体系、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区域空间。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核心是开发大市场，只有积极采取措施，开发推动经济发展的大市场，才能形成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大市场开发的结果，大市场的开发助推了工业化，形成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3]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以数实深度融合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优势主要有以下方面。独立完备产业体系的优势。我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也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与维护者。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個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四成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4]中国制造业规模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一，构建了以完整工业经济体系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在一些关键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2022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40.2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3.5万亿元，均居世界首位。2023年，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4.6%。[5]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制造业产业链和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也是以数实深度融合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强大产业基础和物质基础。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2018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意味着超大规模市场具有的经济稳定和增长潜力优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至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高度。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超大规模的本国消费市场、进口贸易量和旺盛的市场需求，可以通过需求牵动供给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带来超大规模的经济总量，为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产品的发展提供足够规模的市场实现条件，对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形成有效支撑。同时，超大规模市场还带来了扩大消费的巨大空间，成为各类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理想的试验场，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成长空间，促进了最新的数字技术和产品得到快速推广。我国辽阔的疆域、巨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多元化的供求关系和复杂的内部结构，不仅有利于为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产品提供超大规模应用场景，还有利于形成形态更高级、产业链条更长、分工更专业化、结构更合理、联系性更强的产业体系。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优势。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数字经济规模快速增长。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数字化技术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数字化与实体经济融合步伐不断加快。2016年至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增加4.1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14.2%，是同期美中德日韩5国数字经济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