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农户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内生动力的调研报告

关于对农户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内生动力的调研报告一、引言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激发农户内生动力［1］，强调要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农户内生动力，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激发农户内生动力、提升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也是不断推动更多农户迈入中等收入行列，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早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为此，我国从产业扶持、专业组织培育和技能培训等多个维度采取了积极措施，但农户内生动力不足仍较明显，如何激发农户内生动力仍然是推动“三农”持续稳健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2］。普惠金融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3］。资本缺失会带来能力缺失，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一种制度创新，普惠金融能同时从资本和能力两个维度为农户赋能。现有研究大多认为普惠金融能够降低贫困发生率和不平等程度［4］，并能有效缓解贫困家庭面临的资本约束，帮助贫困家庭拓展收入来源，改善收入分配和优化消费结构［5］，从而使农户拥有更多信心和动力为更加美好生活而努力［6］。也有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参与可通过激发农户有抱负的希望并通过持续强化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例如，Garcia等（2020）以希望作为农户内生动力的代理变量，利用塞拉利昂1295名贷款农户的数据证实小组联保贷款模式下的每周例会能促进农户间的社会互动和社会联结，进而激发农户的希望［7］。Khalequzza-man等（2023）也发现，孟加拉国的小组信贷模式能够激发参与农户的责任感和公正感，进而提升农户希望［8］。但Cecchi等（2022）的研究指出，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希望的影响存在时滞，短期内农户希望难以改变，且普惠金融对农户希望的正向影响极易消散［9］。以上研究为普惠金融参与正向影响农户希望提供了他国经验支撑，但普惠金融参与为何能影响农户的希望，激发其内生动力，现有文献并没有提供学理支持，关于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的路径和异质性，现有文献也缺乏坚实的实证检验。随着普惠金融业务的推广和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入，其多样化的业务也不断向农户渗透，而现有文献多以信贷作为普惠金融的代理变量，无法全面衡量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制度逻辑视角，理论演绎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激发农户内生动力的内在机理和路径，并实证检验影响的路径和异质性，为优化我国普惠金融政策，促进我国乡村内生发展提供经验依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现有文献多基于缓解外部资本约束视角探讨普惠金融参与的经济效应，本文利用心理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从缓解内部心理约束视角探讨了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内生动力的影响，拓展了普惠金融参与的效应研究；二是现有文献多通过案例研究证实普惠金融参与的社会效应，本文引入制度逻辑视角，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激发农户内生动力的机理和路径，能为普惠金融参与的社会效应提供学理支持；三是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信贷参与对农户的影响，本文将贷款、存款、保险和理财一并纳入普惠金融的测度指标，能更精准地反映普惠金融参与情况，并利用一手调研数据证实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激发农户内生动力的机制及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优化普惠金融政策，提升普惠金融参与效应提供经验支撑。二、理论分析制度逻辑是经社会建构、具备历史权变性、有能力规范组织或个人行为的物质实践、价值和规则体系，能够解释制度如何既约束又促进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具体而言，制度逻辑可通过影响个体的注意力配置激活其在特定情境下的身份和目标，进而改变个体的认知、态度与行动，并使个体之间通过信息交流、资源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赖形成各种社会实践和结构［10］。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可以通过制度逻辑塑造农户的行为逻辑，进而影响农户的希望水平。而根据自我决定论，个体的内生动力来源于自主性、能力感和关联性，当这三个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时，个体的内生动力就会被激发并不断增强。希望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强调个体对目标实现的积极预期和动机。怀有希望的个体会主动（自主性）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能力感），并在遇到困难时积极寻求社会支持（关联性）。因此，希望水平的高低能够体现个体内生动力的强弱。（一）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希望的影响希望是一种积极的、以追求成功的路径和动力交互作用为基础的动机性状态，其核心三要素是渴望、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11］。普惠金融参与可通过强化希望的核心三要素提升农户希望。渴望是个体设定的关于收入、教育和社会地位等的目标和愿望，是希望的核心［12］。普惠金融参与可以缓解农户面临的金融排斥，帮助农户通过系列金融手段实现当期的渴望。普惠金融的制度逻辑具有“弱势偏向性”，强调对弱势群体金融需求的满足。因此，若农户关注到普惠金融的“弱势偏向性”，就会意识到自身的投融资渠道以及可获得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范围和边界得到了极大拓宽，有更多机会根据家庭收入、风险偏好、金融诉求等自主选择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即外部资金约束的缓解使农户更有可能树立更高的目标，渴望得以提升［13］。途径思维是个体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能想到的路径和方法［14］。普惠金融参与能够缓解农户面临的外部约束，进而提升农户的途径思维。具体来看，在“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的制度逻辑下，一方面，农户更容易接触到信贷、保险和基金等金融产品，资金约束得到缓解，农户有更多的办法和方案实现预期目标；另一方面，为控制金融风险、提升盈利空间，金融机构通过加大金融科技投入提升数字化水平，农户通过普惠金融业务融入到金融机构的互联网生态圈中，更容易接触到诸如农村电商等多元化的增收平台和途径，因此其途径思维得以激发［15］。动力思维是执行路线的动力，即个体对自己是否有根据已有路径达到期望目标的能力的评估［11］。普惠金融的“共享性”蕴含着“包容”和“公正”的理念和基因，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公平公正”的内涵相契合，更容易被农户认同、接受并实践。普惠金融也能通过制度、行动、认知嵌入等方式融入乡村治理之中，激发乡村内生秩序，改善乡村社会环境和信用体系［16］。环境的改善和文化的引导让农户更加认可个人能力和自我努力的重要性，控制点类型向内控型转变，遇到障碍和困难也更有坚持的信念和意志力，自我效能感提升，动力思维增强。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普惠金融参与能够提升农户希望，具体表现在普惠金融参与能够提升农户的渴望、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二）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的机制普惠金融参与如何影响农户的希望？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普惠金融的基本制度逻辑是让所有有金融需求的农户都能以可负担的成本获得金融服务。一旦农户注意到普惠金融的这一逻辑，认识到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和“可使用性”后，就有可能参与普惠金融业务，即激活自己作为“普惠金融客户”的身份。个体对某一身份的承诺会随着这一身份的激活而增强，且个体身份承诺的强弱将影响他们与其他相似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不同个体之间潜在的身份冲突和竞争［17］。尽管个体经常具有彼此冲突的目标，但当某一目标被注意力焦点激发时，个体也会相应地受注意力焦点的引导而进行决策和行动。因此，一旦农户参与普惠金融业务，就有可能在与其相似的或不相似的个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在目标的引领下，通过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而增强希望水平。社会比较指的是个体将自己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特征，特别是观念、能力等同他人作比较，并通过对比效应和同化效应对个体的自我评价产生影响的过程［18］。农户参与普惠金融业务后，其社交网络会因业务往来和（或）共同话题等因素扩大，此时农户通常会把目标投向比自身处境更优越的个体［19］。若这些个体的成功经验被农户认同，则这些个体的行为结果也将成为农户调整渴望的重要参照点。即农户可以通过与比自己优秀的农户的比较，拓展自身的渴望窗口①，提升渴望［20］，也可以通过借鉴已有的成功经验提升途径思维。农户还会和与自己情况相似的其他农户进行比较，其自信心会因自己参与了普惠金融业务的成功经历而得到增强，主观上认为自己与其他农户的生活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甚至超过其他农户的生活水平，农户的动力思维得以提升。社会互动是指不受市场调节的、不同个体间的相互影响，本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外部性［21］。参与普惠金融业务后，随着新的社群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农户会更容易受到以下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受到部分农户（尤其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农户）的行为准则和希望水平产生的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影响，不断提升农户的渴望［22］；二是随着社会网络的拓展，农户能获得的信息和资源增多，当农户不断获得有关普惠金融参与对家庭收入等经济福利的积极影响的信息，或观察到其他农户成功利用普惠金融业务实现诸如脱贫、增收、创业等目标时，农户的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不断增强，对未来也会更有希望；三是社会互动能在贫困群体之间、贫困群体与信贷员之间以及贫困群体与金融机构之间建立信任［23］，而这种信任所提供的情感支持也有助于农户动力思维的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普惠金融参与能够通过社会比较提升农户希望。H3：普惠金融参与能够通过社会互动提升农户希望。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一）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作者所在课题组2021年5月和2021年7月至8月在xx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吴忠市、固原市和中卫市的9个县（区）47个村庄组织的调研①。两次调研均为随机便利入户问卷，共发放问卷600份，剔除残缺值、离群值、固定反应等异常值样本后，获得有效样本575个，有效率95.83%。选定xx回族自治区作为调研地区的原因在于：xx回族自治区曾经是我国金融扶贫攻坚的重要阵地，涌现出黄河农村商业银行、xx东方惠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服务农户的领先型金融机构，农村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覆盖深度处于较高水平，普惠金融对农户内生动力的影响更容易捕捉。同时，尽管xx农户收入不断增加，但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很大差距，包括红寺堡区在内的5个县（区）仍然是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因而，研究普惠金融是否以及如何影响xx农户内生动力，对加快xx以及其他相对贫困地区乡村振兴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此外，xx回族自治区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地区，在调研前及调研期间，新冠疫情产生的影响较小，调研结果更能反映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希望的真实影响。（二）变量选取1.被解释变量。希望为被解释变量，包括渴望、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三个维度。借鉴陈光等（2022）的做法［24］，用收入渴望衡量农户的渴望，同时采用Synder（2002）的特质希望量表来衡量农户的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11］，具体测量问题和赋值规则如表1所示。2.核心解释变量。普惠金融参与为核心解释变量。现有文献多以信贷参与作为普惠金融参与的代理变量，难以全面反映农户参与普惠金融的状况。本文参考王小华等（2022）的研究，选取农户参与普惠金融业务类型的数量作为普惠金融参与的代理变量［25］。问卷中相关测量问题为“您家办理过以下哪些普惠金融业务？”，相应的测量选项包括“从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并获得贷款”“购买保险”“购买理财产品”和“银行存款”。受访农户每参与以上一种普惠金融业务计1分，最多计4分，总分值在0—4分之间，得分越高表明普惠金融参与范围越广。3.中介变量。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为中介变量。借鉴Garcia等（2020）的研究思路［7］，用“您家生活水平与本村富裕家庭相比”“您家生活水平与您亲戚家相比”“您家生活水平与本村平均水平相比”三个测量问题总得分衡量农户的社会比较状况；用“您家参加村里的各项集体活动的情况”“您家与本村其他村民来往的情况”“您家与本村外的人群来往情况”三个测量问题总得分衡量农户的社会互动状况。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的测量选项都用“非常多=5”至“从不=1”的李克特5级评分法进行赋值。4.控制变量。农户的希望往往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降低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参考王小华等（2022）的研究［25］，选取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作为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选取劳动力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