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部地区B镇城乡两栖返乡青年的生产生活实践调研报告一、引言(一)问题的提出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xx年至20xx年,中国每年返乡入乡人才数量持续上升,20xx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xxxx万人,预计2025年有望达xxxx万人以上。“乡村回流”的势头正在显现。针对青年回流、返乡就业社会转型现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返乡回乡下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青年人才开发行动。”研究发现,青年群体返乡就业创业、生活居住的地点不局限于乡村,不是将生产生活落地于乡村社会,而是在县域范围内展开生产生活实践。本文所指的“城”是县城,“乡”包括乡镇和乡村,城乡两栖是指这一群体在县城和乡村的家多次往返、流动。返乡青年也是返县青年,县域范围内返乡青年主要为新生代农民工、小镇青年、农村大学生和城归青年。对于乡村来说,城乡两栖青年是农村发展的内生主体,他们回乡后在村集体引领、自发带动和自组织影响下广泛参与村庄产业兴旺发展和公共服务提升,在促进现代农业、重塑乡村社会秩序和提升治理效能方面发挥作用,作为中坚阶层将村庄盘活,既是参与者、担当者,也是受益者。有学者从村庄本位提出,即便是人口流出的空心村,在青年城乡两栖的生活状态下,村庄也仅仅是一种季节性的房屋空置,青年群体作为兼业农民和兼业市民,空心村和县域城市是这些两栖人生活场所或生活环境的内在部分。对于县域而言,农村青年群体本身就是县域买房的主体,因为县域就业机会结构的问题,他们难以在县域安居乐业从而流出。人口红利转向、城市消费转型与乡村建设累积效应等成为青年农民返乡创业的宏观社会性条件。县域的经济机会空间释放出来,要素在城乡间配置活跃,城乡分工与融合增强,乡村在分化的同时也迈向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返乡青年群体回乡创业、就业的同时,由于交通、通讯革命的发展,从家庭视角来看,城乡的家以代际分工协作的方式实现半工伴读、半工半商、亦工亦农等,生成了一种“工农兼业”“城乡两居”的生计生活方式。在县域范围内经历乡城迁移,人们依然可以维持原有的熟人网络,保留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根”。县域的优势是在经济、文化、社会交往、价值观等方面尽可能缓和现代化和城市化对社会和个人的冲击和震荡。同时也存在着发展空间不足、缺乏社会保障以及城乡户籍人口之间产生心理隔阂问题。有学者指出,中西部地区的城乡两栖式的县域城镇化具有消耗性、过渡性、符号象征性等特征,它仍然是一种半城市化。城乡融合应该是城乡要素的交互,是城市资源下乡和乡村人财物进城的同步发生,因为缺少人作为载体,在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普遍有城镇化诉求的情况下,城市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配置方面具有天然的“虹吸效应”和“极化效应”,与城市对乡村的“输出效应”呈现的巨大鸿沟将进一步扩大,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仍然难以发生。城乡两栖青年群体的规模性生成仍然有不少壁垒。从发展视角来看,他们一方面居住在城镇,享受城镇化的便利,另一方面居住在农村,在农村获得发展机会。也就是说,这一群体撑开了农村的地理边界,通过个体的流动带来了城乡的融合。他们在生活、就业、交往和文化观念上,契合国家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关于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之理念。从问题视角来看,青年群体又面临身在远方与心怀故乡、社会融入与孤独内卷以及消费旺盛与消费不足等多方面矛盾,突出表现为参与乡村振兴的理想偏差,容易变得游民化。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对返乡青年回乡的生产生活有充分的讨论。然而,对城乡两栖这种回乡青年群体的县域流动关注不多,有观点认为青年群体享受一种慢生活的同时对促进新型中国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转型的良好有机结合发挥作用。事实上,城乡两栖并不是新近发生的现象,大量的研究讨论立足于农村外流青年,这种城乡两栖是指农民外出务工享受城市福利的同时保留农村的土地和房屋。本文所讨论的城乡两栖,是指返乡青年将在农村土地种植、规模养殖、在村工作作为经济机会,在农村、乡镇地区寻求发展的同时居住在县城。与外出青年的生产生活相比,这是一种倒置。返乡何以不归乡,离土为何又入乡,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农民向外迁移过程中的城乡两栖实践与返乡青年主动选择城乡两栖的原因既有相同,也有不同。本文的研究即立足于此,瞄准返乡的城乡两栖青年群体,重点关注返乡青年何以生成了两栖式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什么样的结构在与之耦合。(二)结构—行动:一个分析框架城乡两栖的实践既是返乡青年主体能动的自我行动,也离不开制度、文化、资源等外在结构的支持。本文尝试借鉴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出“结构—行动”的分析框架。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结构是“作为社会系统特征而得到组织的规则与资源”,行动是指“连绵不断的行为流”。一方面结构是行动的中介,对行动具有使动性和制约性,另一方面行动对于结构也具有调节或重塑作用。结构为个体的能动提供了行动空间,个体微观的能动性要求是内在的动力机制。从结构的视角来看,城乡融合视野下,乡村社会的土地规模化发展、治理行政化趋势和市场产业链下沉延伸作为一种结构为返乡青年进入提供了创业就业机会。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发展、婚姻梯度匹配结构的市场化发展、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的城乡差异作为外在引力吸引青年进入县城生活。从行动的视角来看,个体能动视野下,选择归乡创业发展既是个体价值所在,也是理性考量。教育观念的转变,享受更完善的公共服务等都作用于个体作出既要在乡村谋发展,也要进城享受生活的决策。从发展来看,城乡两栖的产生符合当前县乡非均衡性特征的实际需要,也必然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到来而成为历史性产物。二、谁在返乡:类型与特征B镇地处xx平原,为工农结合型乡镇,下辖xx个行政村与x个社区,户籍人口约x万人。该镇距离县城xx公里,地处全国水果主产区之一,有水果加工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为主的工业园区,可吸纳就业xxxx余人。之前,各村青年外出就业是主要趋势。近几年,各村都有年轻人陆续回乡就业、创业谋发展。根据统计约有四五十人回乡从事村干部、经商、规模养殖和种植。对他们逐一了解之后,为保证研究的代表性和科学性,根据受访对象回乡后从事职业的不同,分职业类型共选取其中xx名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做了深入的访谈。(一)返乡青年类型1.外出经商群体的返乡原外出经商青年群体返乡后从事县乡商业服务和担任村干部。农民外出经商会遭遇技术和成本瓶颈,经商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低成本行业。收入往往与打工经济持平,但是在城市生活中的“做中学”获得了学校教育无法提供的就业技术、沟通技能和社会性知识,为返乡创业提供了主体性条件。在返乡后,他们相比于本地的经商群体或者其他返乡农民,更善于捕捉经商机会和渠道,多数仍然会继续经商。也不乏经商者在锻炼了社会交往能力,积累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后转型到村庄担任村干部。案例1:x某,xx岁,中专毕业后一直在广东从事服装行业工作,20xx年与妻子共同创办一个加工企业,每年收入达xx万元。20xx年,在村干部的动员下回村担任后备干部,20xx年通过选举担任村支部书记。他回乡后维持与销售链条的联系,在镇上开了一个小的加工厂,由妻子管理。案例2:x某,xx岁,xx岁起在东部地区的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工作,先后担任销售员和副店长,对水果经销的环节比较清楚。20xx年回村承包了xx亩地种植阳光玫瑰、奶油草莓等水果。同时,妻子在县里自家住宅小区附近经营了一个小的水果销售和批发店。目前,全县的奶油草莓都由他和另外一个亲戚作为供货方。案例3:x某,xx岁,xx岁跟着同学去深圳进厂打工,后跟着叔叔在深圳做水果批发生意,xx岁结婚,结婚后跟着父亲在镇上做水果收购加工生意。当前,不同镇主产的水果不同,成熟的季节不同,他按照季节在县域范围内的各个镇租了民房用于收购。妻子在县城居住,全职在家带娃。案例4:x某,xx岁,退役后与战友在省城经营烧烤摊近xx年,20xx年考虑到老人多病需要伺候,就在家承包了百余亩面积的荒山,盖了养鸡场,目前父子二人在家养鸡。市里买了房,准备将其作为婚房。2.外出求学毕业群体这一群体有知识,擅长撰写文字材料和能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向往体制内工作,更愿意担任村两委成员或者后备聘用干部。一方面以在村工作作为长期发展路径目标,另一方面也将其作为过渡性工作安排继续考取体制内工作。案例5:x某,xx岁,未婚,大专毕业后在省城文印店做打印设计工作,月薪xxxx元。20xx年,以聘用干部的方式到村委上班,担任书记助理,被当作村后备干部培养。案例6:x某,xx岁,未婚,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文员,20xx年回到村里以边工作边备考公务员的方式参加村委工作。考公务员两次均失败,目前仍以在村工作为过渡,继续考试。案例7:x某,xx岁,大学毕业后在科技公司从事技术员工作,20xx年,公司倒闭,也正逢村庄换届选举,村里书记上门动员,因此他回来村里担任书记助理,去年正式担任村书记兼主任。妻子也随同返乡,她在县城住宅小区附近开了一家美甲店。3.宝妈群体宝妈群体包括因生育而回村接受父母照料的年轻宝妈和因为子女教育回县城长期带娃的“陪读妈妈”。过去,这一群体是阶段性在乡生活,回乡让父母帮忙带娃,等到一定时候,她们就继续外出务工。如今,随着教育观念转型,陪读妈妈成为一种现象。她们会在陪读的同时选择在附近务工,生成了“半工伴读”的生计模式。也有一些人接受了高学历教育,会选择进入村委或者镇上的公司担任文员。案例8:x某,xx岁,县城有房,结婚后和丈夫在深圳务工,因生育原因回村里居住。如今小孩一岁半,白天由婆婆照顾,自己则在村委作为聘用干部上班。自己估计将来还要陪读,可能要一直在老家工作到小孩上大学后再出去。案例9:x某,xx岁,县城有房,在乡镇和县城陪读x年,之前和丈夫在武汉打工,因为小孩学习成绩一直下降,自己辞了工作回县陪读。现在自己白天在乡镇的工厂上班,晚上到县城陪孩子写作业。丈夫一同回乡,在村承包了400亩土地,种植白菜为主。刘某本人农闲务工,农忙时帮助丈夫一起务农。案例10:x某,xx岁,之前在xx某快递公司做文员,因为生育原因回到娘家让母亲伺候自己坐月子。后来通过考试在镇上的政务中心做了临聘人员。考虑到要生二胎,还要陪读,就不打算再出去了。她将丈夫也带过来,在县城买了房,丈夫开了一个菜鸟驿站。(二)返乡特征从返乡青年群体的共性特征来看,经商和学生群体普遍有高阅历和高学历特征,属于农村青年中的精英群体,他们返乡之后对在乡村发展有长远和稳定的预期。宝妈群体则是生计和生育策略下的阶段性返乡,但随着陪读时代到来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下沉,宝妈群体返乡的时间也在延长。1.节点性返乡从该镇青年的返乡时间来看,存在一定的节点性特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不同人生阶段如求学、结婚、生子、教育、养老等重要的生命节点期,个人生活目标、生活预期、心理定位是不同的。返乡青年作出回乡发展的决策也多数是在节点性时期下定决心的。例如,大学毕业在城市就业不顺利,回乡就业成为一种可替代的选择。以家庭化为契机,个体会在家庭绵延、血缘传承、重新嵌入亲属体系等过程中实现消费化生活向集约型过日子生活的转型。结婚后迫于婚姻挤压和保卫家庭压力,夫妻共进退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计考量基本原则,返乡生活的压力更小。生孩子之后的陪伴、陪读等作为节点是科学育儿和精细化培养子女观念的重要考量内容。随着父母的逐渐老化,回乡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可以兼顾照料父辈,也成为他们重要的返乡原因。除了个人生命历程的重要时间节点,村庄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也会带来青年返乡的高峰期。如村庄自治组织临近换届,村委会有意识地鼓励和号召一部分年轻人回来参与竞选,带动集体发展。或者村庄土地规模化整治对规模经营者有需求,乡镇有相关企业落地产生了配套性的市场服务延伸的机会,一部分年轻人也会返乡。2.发展性返乡从返乡青年回乡意愿和实践来看,回乡之后的生产生活、就业收入等相较于在外发展来看,都呈现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特征。一是从家庭工作相分离到家庭工作两兼顾。返乡前的青年群体多数是个体化或者以年轻子代为核心的家庭外移,父代与子代家庭有经济上的合力,同时父代还要在农村种地、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