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前沿意识

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前沿意识”“哲学”这个概念，在现实中有时候指它的“学说”形态，有时候指它的“学科”形态，也有时候指它的“实践”形态；说到“前沿”时，还涉及它的“历史形态”。那么，整个哲学学科现在是什么代表前沿呢？这恐怕要让哲学与人类的历史、与当今时代的问题结合起来，才能明确。不然就只有学说前沿，没有学科前沿。学科的前沿，主要应该是从哲学高度上观察思考人类社会实践的深层问题，也就是哲学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的时代所要面对的新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剧烈动荡变革的时代。旧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感情尚未退出，仍然在起作用，但已经脱离历史进步的主导趋势，落后于科技进步和实践的启示，这是实情。有时候看到网上争吵得很激烈、很胶着，不仅很难深入，而且还很伤人的时候，我就感到有点可惜。在那些很具体的、自己未必知根知底的事情上死磕，而且一定要究出个我对你错、你死我活。这种“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争论，已经很久了，我们仍然走不出它的泥潭，我觉得是个悲剧。而走极端——不管是走向哪个极端——的思维方式，是旧的“丛林规则”以及“阶级斗争为纲”和“冷战”时代的思维方式。而在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我们需要超越过去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超越那种心态，首先对分歧本身，它的来源、基础和它所代表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才能辨清当今的时代和时代呼声，使我们的思想方法和思想理念在这场变革中辨清方向，找到解决和回答问题的方向和出路。我认为，这才是当今时代哲学的“前沿”所在。怎样达到这个哲学的前沿？我觉得主要需要超越两大障碍：一个是研究和治学方式的障碍，即要超越“经学主义”；另一个是目标取向的障碍，即要超越以观点和结论为目标的“前沿”意识，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前沿意识。经学主义是中国传统治学方式。它本来是用来治中国经典之学，如四书五经等等的。但现在却要成为一种普遍的治学方式，连西学和马学也都用经学主义的方式去研究，就成了学术进步的阻碍。按我的看法，经学主义的特征和弊病是：“崇拜权威，迷信经典；学统至上，门户森严；规范主义，结论在先；剪裁历史，话语迷恋；远离大众，蔑视民间；落后时代，自哀自怜。”从冯友兰、贺麟一直到汤一介等几位先生大家，都曾指出“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区别。哲学需要哲学史家来理清学术发展的脉络，但更需要哲学家。哲学家是面对人类的哲学处境、问题和出路进行思考，并且提供自己研究成果的人。而这些年我们的哲学有点停滞并落后于时代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干扰，出现了一种“趋史避论”的导向和误区，把哲学研究和哲学史研究等同起来，仅仅用训诂考证的方式去研究古今中外的经典。仅仅以某一家、某一派、某一著作为孤立的中心和重点，不关心其发展演进和当代表现，实际上也是用史的研究代替了哲学思考。确立“问题意识”需要超越经学主义，才能走向哲学发展的前沿。我们前进的起点，一定不是某个现成的观点和某个经典人物。能够代表“前沿”的，也一定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现时代凸显出来的新问题。马克思说：“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的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话很有意思。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提出新问题，是在老问题的基础上的深入，而不是对老问题的回归和重复。当然，解决老问题又会带来新问题，不是终结问题、消灭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也讲过：历史从来只提出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一旦作为问题被提出来，那么解决问题的因素，就已经存在于现实当中了，我们的任务只是找到它。我们研究和解决问题，就是要在产生问题的地方去找答案和出路。这跟中国民谚“解铃还须系铃人”有点相通。任何学术研究、理论研究的前沿，一定是自己学科、专业领域或社会实践领域中最迫切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说过“问题就是矛盾”。研究是要发现矛盾，解决问题，不是把学过的东西当作知识，拿来与现实对号。如果仅仅看到事物之间有相似性，或有共同的原因、共同的表现，就认为是一种历史的重复，于是把现成概念或结论挂上去，这叫“贴标签”，实际是把前人的“后沿”当成了自己的“前沿”。我们要与前人“接着说”，就得知道接到哪，找到“接口”。从这个接口出发，去解决前人没有提出或没有回答的问题，才有真正的问题，才能“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