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专题理论文章汇编国企高校网络安全

意识形态专题理论文章汇编（国企、高校、网络安全）目录1.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2.对新形势下加强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考与探索3.把牢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战略定位4.从意识形态角度谈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5.高校纪委监督保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理论与实践6.关于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安全与创新的思考7.关于新时代加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若干思考8.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9.高校网络舆情视域下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引导策略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交织的重要阶段，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激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多次对意识形态工作做出重要部署，意识形态安全逐渐由政策导向朝政策实践过渡，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不断推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12次提到“意识形态”一词，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近年来，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元宇宙等信息技术的不断迭代，网络信息化加速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遭遇的挑战与冲击不断增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1］。要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当作当前和今后各方面工作的一个重点，引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正常发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融合了网络、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各种要素，是网络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体。当前，国内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研究还显不足，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范围界定、安全作用定位、治理限制因素、治理路径渠道、治理评估反馈、治理体系完善、治理经验推广等方面仍存在缺陷。有必要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梳理、总结，厘清现阶段研究现状，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借鉴。一、文献计量分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概述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其中手机网民达10．29亿，占比达99．7％，互联网普及率达73．0％［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突破10亿，用户使用率高达94．8％［3］。网络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对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全方位的影响。因此，加快网络参与状况与网络参与行为研究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尤为迫切。现阶段，国内针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在研究范围的拓展、政学研究的关联、研究方向的扩充和研究深度的增强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一）研究范围不断拓展当前国内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主要涉及著作、论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会议、报纸等不同类型，文献种类不断增多。著作方面相对较少，王永华的《网络媒体传播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黄冬霞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吴满意等的《网络意识形态相关问题初探》（人民出版社，2019年）等对国内外网络意识形态的逻辑和风险进行了研判，对其生成机理和规律进行了研究。在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2012—2021年，共有各类文献838篇（见图1），其中期刊论文695篇，占文献总数的82．94％；硕士博士学位论文105篇，占文献总数的12．53％；报纸文章38篇，占文献总数的4．53％。现有研究文献以期刊论文为主，占比超过八成；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为辅，二者总计占比超过95％。学位论文数量逐年增加，说明部分高校已经开始系统性地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研究范围不断拓展。（二）政学关联更加密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既是一项政治关注议题，也是学术研究热点。政治上对意识形态的关注进一步助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在“人民网－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中搜索关键词“意识形态”发现，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至少在64个重要场合，99次提及意识形态，其中最早的见于2013年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涉及场合既有国内也有国外，国外多为会见外国领导人或在主旨会议上发言，国内多为通过各种专题会议提及，如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等，提及密度逐渐增加，显示出国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视不断增强。政治领域的重视程度同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产出速度呈正相关态势，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及新理念新政策的提出客观上促进了学术成果的增加，各种理论阐释的增加反过来又进一步深化了政治关注的力度，政学关联更加密切。（三）研究方向更加多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不同安全要素组合的共同体，本身涉及的变量比较多。当前研究涉及的方向较为丰富，包括网络意识形态、网络空间、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话语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体系、新媒体、大数据、网络文化、社会思潮等近40个方向；研究学科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视角；研究层次包含基础研究、政策研究、行业指导、高等教育、高级科普等不同方面，其中以基础研究为主，占比达64．47％，政策研究为辅，占比达17．61％，研究方向的多元在客观上丰富了研究的形式与内容。（四）研究深度逐步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以高校为主体，国内诸多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其中，郑州大学相关文献最多，有17篇；重庆邮电大学其次，有16篇；燕山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河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文献都超过10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综合性大学、师范类大学及与通信信息类学科关联较为密切的大学，各高校从自身学科优势、行业优势出发进行实证研究，增加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研究论文中有基金项目支持的共计219篇，占论文总数的31．51％，其中有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106篇，占论文总数的15．25％，说明各类基金项目较好地支持了研究开展。研究论文中ＣＳＳＣＩ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共计195篇，占论文总数的28．06％，相关研究成果整体质量较高，较好地体现了研究水平。纵观来看，现有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学科、地域限制，呈现出多点发力的特点，研究成果质量不断提高，逐渐由短平快的一般论文向高质量学术论文转变，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客观上促进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深化。二、研究内容进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述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互联网时代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对文化安全、信息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等都有重要影响。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价值意蕴、内涵构成、治理困境、影响要素、治理路径等方面，通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的研究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工作的开展积淀了经验。（一）基础理论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内涵及构成内涵及构成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体现为过程论、层次论、要素论等三种形态，通过理论阐释与解构分析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状况进行研究。1.过程论过程论也可以称为延伸论。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概念受主客观环境不断建构影响，是网络语境下意识形态安全关联要素的集合与补充。如赵继颖等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战略博弈过程，是利用网络空间认知差异，通过互联网识别外在空间威胁，抵制各种不良价值观倾向影响，实现国家主流价值取向稳定与安全的过程［4］。通过先进网络技术减少外来技术、理念冲击，加强意识形态问题识别，进而提升意识形态安全防控能力。何茜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同新时代的特征相结合，融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其中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要素契合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要求，有助于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维护［5］。从总体国家安全中的非传统安全要素进行梳理，实现各种安全形态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融合。姚元军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络特性同意识形态特点相结合产生的新场域，是传统意识形态在网络语境下的新发展与新转变，其并非一成不变，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同时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反作用于客观现实［6］。从意识形态的本质、网络的特性、物质意识辩证关系等角度认识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属性与价值意蕴，明确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既可能正确反映价值导向也可能歪曲反映本质内涵。这些研究涉及到动态防御、本质特性、非传统安全等角度，丰富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内涵构成及关联特性，增强了研究的价值解构与范围拓展。2.层次论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构成分为不同层次，存在一个并列对等，互相补充的关系。如蒲清平等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网络等新媒体因素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提出挑战的背景下产生的，具体来说可分为三个层次。从国家执政看，主要指国家掌控内外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领导权、管控权，实现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的顶层约束与引导；从社会基础看，是在一定空间内对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形成自下而上、基础稳定的认同群体；从功能特性来看，是通过有形无形支配实现主流价值观在网络空间内的价值引领和导向，实现网络空间安全与价值导向的一致［7］。这一论述把网络意识形态划分为不同的认知与建设层级，通过从整体到局部、从外部到内部、从国家到个体的方式实现了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层级认知差异界定。路媛等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需要在有界与无界的碰撞中明晰，在广度上，实现了网络范围无界和意识形态范围有界之间的融合，使网络和意识形态范围更加明确；在宽度上，实现了网络内容无界与意识形态内容有界的区分，使网络内容覆盖并凸显意识形态价值；在深度上，实现了网络发展趋势无界与意识形态发展有界的界定，使意识形态治理体现网络特性并实现价值归属［8］。以网络意识形态发展演变中存在的各种差异，从广度、宽度、深度明确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边界限定，实现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横向到边与纵向到底的融合，从三维立体角度实现了更大层面的交叉。这些研究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构成层面和交集界限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证，明确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层次和范围，丰富了研究的整体架构和结构层次。3.要素论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由诸多关联要素构成的综合体。如奉鼎哲等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网络特征，以关键要素的形式呈现，具体来说主要分为三类。第一，体现为统一的系统，通过网络为串联把网络空间的各种社会思想融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思想价值引领。第二，体现为价值延伸，是传统的线下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在网络上的拓展，实现了价值的有序衔接。第三，特征表现的观点，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民个体和社会需要的特征表现［9］。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集合了系统体系、空间扩展、社会需求等不同特性，实现了思想观念集合、价值范围延伸、个体社会需求的契合，是网络空间特性同意识形态需求的有机融合。史献芝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网络技术手段同制度安排的结合，是网络空间安全与国家政权、主权安全维护的结合，是保证网络意识形态免受外界干扰与破坏的一种能力体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维护能力的强弱受信息技术发展水平高低同制度融合水平强弱的影响［10］。通过技术、制度的发展状况、融合状况协调不同要素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中的作用。这些研究从过程梳理与体系优化，技术治理与制度建构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充实了网络空间的基本内容、价值内涵与体系架构。（二）困境障碍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困境及影响要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立足于现有困境。伴随着网络普及率的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意识形态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式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信仰淡化等多重因素制约。当前，大多数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限制因素主要集中为外因主导型、内因主导型、综合平衡型三种类型，以内外交织的方式制约网络意识形态健康有序运行。1.外因主导型外因是“表”，是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从外到内有效治理的外在表征与显性要素。相关研究认为，当前网络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