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党日党课讲稿破解大的难处成就大的样子

主题党日党课讲稿：破解“大的难处”成就“大的样子”一、何为大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视角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在此之前的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我说过，大就要有大的样子。”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进一步强调：“我说过，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大党独有难题”的原创性表述是对“大也有大的难处”认知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大党始终保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管大党、治大国的战略定力和政治清醒。2024年3月，《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如何始终”对大党独有难题作出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始终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不断吸收新鲜血液，着力锻造先锋队伍，使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截至202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804.1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06.5万个。放眼世界，拥有5000万以上人口的国家不超过30个；拥有超过1000万党员人数的政党不超过10个，超过100万的不超过39个；能够连续执政70余年的政党，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如果我们从人数、规模、组织的角度看，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政党、第一大共产党、第一大执政党。但常识告诉我们，看问题还要有更深的角度，从马克思主义政党视角审视何为大党，我们会有更深刻认识。通常而言，大党包括政党成员人数众多、组织体系复杂、历史延续时间长、影响力广等基本特征。不过，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论述是置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体论语境中诠释的，这意味着大党并不能简单立足规模予以判断。事实上，西方国家不乏注册人数众多或者历史悠久的政党，比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拥有数千万党员，但由于存在差异性的政治目标、制度背景和权力结构，此类政党面临的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回答需要根据政党的自身特征具体分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政党的特殊组织模式。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大党之大”的独特性涉及三个维度：组织结构、组织功能以及组织文化，这成为大党独有难题产生的背景条件。第一，从组织结构来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超大规模的政党。规模之大代表了大党的结构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关键差异，在于其并非代表少数统治阶级而是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西方的俱乐部式政党、精英式政党、卡特尔政党迥然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以广大劳工群众为立身之本，广泛吸纳成员，以实现代表人民、领导人民、团结人民的政治目标，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其结果是产生了超大规模的组织形态。无论从成员数量还是层级架构上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都具有其他政党难以比拟的复杂结构。一方面，党的成员人数众多。作为世界性大党，中国共产党有9800多万党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具有开放型政党特征，最大程度吸纳各类社会群体，成员广泛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私营业主等多元群体。另一方面，党也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组织网络。党不仅建立起由党中央、地方党组织、基层党组织组成的完整纵向层级架构，明确了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职责范围，形成了高度规范化的运作流程，同时也横向性地实现对社会空间的广泛覆盖，在社会组织、国企、私企、事业单位甚至流动群体都建立起党的分支机构，扩展组织覆盖深度和广度，以全面巩固党的领导，形成党建引领的发展格局。如此一来，成员人数多、层级架构深、分布地域广，共同构成了大党超大规模的组织形态。第二，从组织功能来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全面领导国家的政党。权能之大体现了大党的功能性特征。组织是一个开放系统，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最紧迫的外部环境压力，就是如何行使好领导权、有序解决国内外问题、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在三权分立的西方政治体制中，单一政党的权力既受到其他政党的制约和挑战，也受到国家机关的制衡，政党的领导权存在有限性与周期性。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无论是列宁还是葛兰西，都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获取绝对领导权的必要性。“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作为领导核心以及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其组织能量影响到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权力范围和影响远远超过了西方政党。在后果层面，党的全面领导由此引发出一个重要命题，那就是必须持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适应治国理政的客观需要。党的领导范围越广，目标任务越复杂，领导责任就越艰巨，就越需要重视自身能力建设，避免战略性失误，确保权威领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不断将领导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以承担起兴国安邦的重责大任。如此一来，全面领导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而如何提高执政能力亦是一项长期性和系统性工程。第三，从组织文化来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具有系统科学理论体系指导的政党。理论之先进构成了大党的文化性特征。区别于由少数集团组成的利益型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其始终有正确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理论的先进性赋予其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并非建立在个体利益聚合的基础之上，而是以绝大多数人民作为价值基点，追求人类自由和解放，存在系统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由此科学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必然趋势，提供了一套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大党的力量之源根本上来自其理论体系的真理性以及组织成员形成的强烈认同感。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理论体系也并非僵化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与时俱进地根据客观世界的变化不断创新，结合国家建设实际推陈出新，如此才能维持和强化思想理论对于真实世界的解释力。同时，理论体系还需要经过广泛宣传与深入学习，才能建构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高度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人们正确进行社会实践，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因此，因时制宜地创新思想理论并使之成为武装全党的主导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特任务。如此一来，能否使思想理论始终保持先进性、增强引领力，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考验。综合而言，尽管“大党”的内涵可以从诸多维度予以界定，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无疑构成了大党独有难题产生的本体论基础。规模之大、权能之大以及理论之先进，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同时也揭示了大党何以为大的多重内涵。二、大党独有难题的基本类型和表现形式大党独有难题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组织特征紧密相关。科学应对大党独有难题将增强党的战斗力，更好承担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反之则将陷入运行不畅、功能衰退的困境，甚至威胁党的执政地位。苏联共产党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未能妥善应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前车之鉴。规模之大、权能之大以及理论之先进，使得大党独有难题需要立足多元视角予以把握，具体可以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党内管理难题、治理效能难题和思想引领难题。第一，党内管理难题。党内管理难题涉及如何管党治党的基本命题。尽管错综复杂，但该难题的核心在于必须维持“名”与“实”的有机统一。从应用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其最高政治理想的“使命型政党”，以社会革命作为行动纲领，全体党员和各级机构应当坚定信仰，将党的基本原则、方针、路线、政策、要求落实到工作生活实践。但在实践层面，规模之大使得党的建设产生了经济学中的组织规模负效率现象。随着党内管理成本急剧上升，党对于单一机构和个体的管理能力存在弱化迹象，情况掌握、政策执行、党务管理、追责监督的难度也日渐加大，同时漫长的层级链条更加剧了组织内部的信息不对称，为下级机构和成员的行动自主性提供了空间。因此，如何确保应然与实然的一致性，防止“名实分离”，构成了党建的中心议题。从表现形式上看，“名实分离”同时存在于个体和机构层面。个体层面的“名实分离”主要表现为，党员存在将个人利益替代公共利益的“目标替代”风险，违背组织原则和规章制度，消解了公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具体言之，目标替代存在三种典型形式：精神懈怠，脱离群众，消极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腐败都象征着党员彻底将个人利益至上化，被经济理性所支配，走向国家与人民对立面，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蛀虫，败坏党的形象，极大危害民生福祉和现代化事业。第二，治理效能难题。治理效能难题根源于权力与能力的辩证统一关系：领导权是执政能力发挥的前提条件，而执政能力构成了领导权有效运作的基础保障。作为总领国家事务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治国理政责任。然而，治理任务前所未有的多元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对党执政能力构成了重大考验。从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来看，治理效能难题可立足两方面来把握。一是从治理任务来看，后工业时代的国家建设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容易出现治理短板。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产生了前所未见的新兴挑战，导致大党执政面临形形色色的考验。而这些考验具体呈现为风险应对难题、持续发展难题、重大决策难题等诸多形式。首先，风险系统性地存在于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其次，党需要不断为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家园。但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完成产业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通过发展解决形形色色的问题。因此，国家治理任务的复杂性对执政能力提出了严格要求，这不仅意味着执政党必须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特定风险的扩大化和持久化，更要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思维，破除事务主义的狭隘性视角，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此外，除了国家治理自身所导致的内生性风险，全球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还面临着外部性压力，由于利益冲突和道路差异，西方敌对国家及势力长期以来采取各种措施损害我国国家利益，特别是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领域。换言之，客观性的治理需要和人为性的治理挑战都给如何执政提出了诸多挑战。二是从治理主体来看，党政干部的能力建设需要适应现代化需求，但也存在干部能力短板的现实差距。治国理政，关键在人。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国家治理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来执行，这就对干部素质提出了全方位、高标准要求，必须打造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以作为党执政兴国的强大组织保障。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知识结构、思想理论政治水平、治党治国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从20世纪80年代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四化”建设，到新时代干部要提升“七种能力”，党对干部能力的要求日益增高，内涵不断丰富。然而从现实上看，干部能力仍然与理想情境存在差距。比如，当今时代“网络群众路线”成为干部倾听民意、制定决策、开展工作的新的路径，掌握互联网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窗口，但有些干部对于数字技术的认识不到位、运用较生疏，数据分析技能严重不足，影响工作展开。第三，思想引领难题。在观念层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依赖于系统理论体系的指导，具有指导人们完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双重功能，由此思想引领也构成了党必须坚持的常态性活动。然而，思想引领作为动态性的实践过程，它既在时间维度上需要连续性的思想创新，以反映日益变化的客观世界，又在空间层面需要整体性的思想统一，以正确思想武装全党。有效的思想引领需要以思想创新为基础。然而，思想创新并不必然成功，苏联共产党在这方面留下了深刻教训，失败的思想创新存在两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