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1500字]军事理论课论文通用3篇军事理论课论文1500字1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经济理论,指出完整的资本概念应该包括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两方面,物力资本体现在物质产品上,人力资本体现为凝聚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随后,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赫曼森教授在《人力资产会计》中指出人力资源作为最有效的经营资产应该纳入财务报表,首次引入了人力资源会计的概念。可以说,人力资本理论为人力资源会计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研究人力资源会计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是在实务界至今没有得到运用。长期以来会计学者过分强调人力资源计量的作用,而忽视了人力资源会计信息目前尚未融入企业财务报告体系的症结在于相关基础理论供给的严重不足这个关健(杜兴强,李文,2000)。面对目前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困境,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回顾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基础一一人力资本理论。一、相关概念的界定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人力资源的英文表述为HumanResource,而人力资本的英文表述为HumanCapital。两者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而又具有不同属性。(一)人力资源人力资源(HumanResource)一词最早见之于管理大师德鲁2/19克所著的《管理实践》,其含义是指企业员工天然拥有的、并可自由支配的各种能力与技能。在现代汉语词典里,“人力”指人的劳力,人的力量。“资源”指物质资料和动力的天然来源。徐国君教授认为人力资源是指存在于人体内、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或为社会提供劳务和服务的脑力和体力的天然来源。张丈贤教授指出人力资源是人口经济学的一种表述。人口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人口作为生产者就是劳动力,也就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是与生俱来的。从这些概念可以看出,人力资源侧重于反映人的自然属性。(二)人力资本关于人力资本的概念,理论界众说纷纭,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有人认为,人力资本是人们以某种代价获得并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一种价格的能力或技能。它是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数量与质量的结合体。也有人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力资源的使用权让渡给企业后所形成的企业的一种资金来源。它在性质上近似于实收资本。当劳动者即人力资源的载体成为某企业的成员时,与法定企业所有者投入企业的物质资本相对应,形成了有技能的、有产出价值的“人力资本”。这一概念的提出确立了人力资源的权益。我国学者李建民教授认为人力资本应该是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强调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方面。而根据张文贤教授的研究,人力资本是在人力资源基础上通过教育、培训等投资而形成的资3/19本,其最大的特点是“永久的会自行增大价值”(西斯蒙第)。根据以上概念,人力资本侧重于反映人的社会属性。首先,人力资本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不能脱离劳动者而单独存在,而且以人具有劳动能力为条件。人们不能让渡其所有权,只能让渡其使用权。其次,人力资本是人格化的资本,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可变性,管理者的态度和管理方式对人力资本效用的发挥会产生很大影响,它有可能会不断增加,亦有可能贬值,且其损耗过程是不可见的。再次,人力资本具有地域差异性。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比,在地理上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在我国,西部的人力资本显然不如东部具有更大的优势。总之,人力资本的价值体现于其所依从的经济实体,离开一定的经济实体,人力资本的价值将荡然无存。二、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西方人力资本概念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威廉・佩第和亚当・斯密时代。据考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佩第于1676年把作战中军队、武器和其他军械的损失与人类的损失进行了比较,首次运用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之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给出了“资本”的定义,并将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同时指出,固定资本不仅包括机器、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所有后天获得的有用能力。大卫・李嘉图把这一思想推到那个时代西方经济学可以达到的最高点,指出一个国家全体居民所有后天获4/19得的有用能力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获得能力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所以它可以被看作是在每个人身上固定的、已经实现了的资本。到了19世纪,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也指出了劳动者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并认为“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认为教育可以开发人的智力,能够使人获得发挥他们潜在能力所需要的起码的知识。20世纪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希尔认为任何可以带来收入的财富都是资本,并专门阐述了人力资本概念。到20世纪中叶,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研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高速发展问题时发现,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中除了物质资本与劳动数量的增长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这些因素通过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表现出来。为了能够客观、准确地分析评价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特殊作用,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也因此被称为“人力资本理论之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他指出,人是国民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物质资本已不是使人贫穷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才是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贫富的关键。在同一时期,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学术观点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人力资本》一书当中。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F・丹尼森对美国经济增长因素5/19进行了实证分析,为舒尔茨的观点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丹尼森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对用传统经济分析方法估算劳动和资本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时产生的大量未被人们认识的、不能用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来加以解释的余数,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定量分析和解释。三、我国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我国人力资本思想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孙武。据饶淑华、张文贤研究,《孙子兵法》第二章《作战篇》提到,“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亦即精通用兵之法的优秀将帅,是掌握人民生死命运的人,也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孙子兵法》第五章《势篇》曾提到“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说明人力资本的重要,即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作战态势上,而不苛求自已的部下,因而能够选择合适的人才来利用,以创造有利的态势。同样,企业若能知人善任,就能使自身处于有利的地位。人力资源会计引入我国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对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研究。大多数的研究围绕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展开,有的学者提出以智力资本为中心的资本结构,认为人力资本与关系资本和结构资本同属于智力资本的范畴。智力资本强调与组织有关的人力资本的能力。张文贤教授则提出了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的资本结构,认为资本可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大类。李本光(2004)就我国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基础6/19进行了思考,认为人力资源会计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生产力经济学、组织行为学、会计学和人事管理学。尽管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人力资本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同样是创造社会财富的资本,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资本不再是单一的物质资本,而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是任何其他资本所不能代替的。人力资本理论的这一观念为人力资源会计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四、启示和结论在世界经济发展到知识经济的今天,人才的作用初见端倪。一个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是否具有发展前景,已不再取决于经营规模的大小和财产物资的多少,而是取决于是否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是否对人力资源进行持续、有效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可以说,世界经济的竞争已从物质资源的竞争转向了人力资源的竞,人力资源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也愈加明显。通过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回顾以及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理论正处于发展与完善之中,虽然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更重要的是它对理论本身进行了大胆地探索,如对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的研究为人力资源会计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国要打破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困境,将其纳入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反映,不仅要解决计量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要明确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基础,解决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进而寻求理论和逻辑一致的研究框架。7/19军事理论课论文1500字2摘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产生缘起于古希腊时期的广场政治,后来逐渐由一体走向分離。当代许多学者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重点着眼于对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梳理,以及该理论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殊不知,理论之争往往不仅仅在于两个理论之间的单纯对立关系,而是由其背后多个理论相互支撑的理论群进行博弈的结果。双方此消彼长,更能顺势者方能占据上风。自由主义自古至今贯穿于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是与自由主义的发展及其他相关理论并驾齐驱的。关键词:国家;社会;自由主义;法团主义中图分类号:D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3-0035-03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学研究领域一个十分重要且充满争议的话题。政治哲学从规范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国家和社会在政治生活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如何扮演的问题;政治科学则从经验分析出发,对国家和社会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进行了不断的探讨。笔者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论争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的论争息息相关,如何认识并把握其内在规律对提高当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意义重大。一、当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状况简述8/19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成果颇多,观点多与学者自身研究背景相关。王建生在《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流变》[1]中从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后工业化时期分别来论述每个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中,前工业化时期,国家与社会由“一元论”转向“二元论”;工业化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复杂,“对立性”与“同一性”并存;到了后工业化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成了多元化理论体系。庞金友在《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逻辑与特点》[2]中提出了国家路线和社会路线是研究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两条路径,这两条路线的极端形式分别是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主张的消极国家观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具有温和性的国家社会关系。罗兴佐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3]中探讨和区分了中国在1949年前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李世书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嬗变及其发展趋势》[4]中对国家和社会进行了概念上的区分,然后通过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的比较,得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由同一走向分离的结论。连朝毅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当代调适及其发展辩证法》[5]中提出治理理论致力于探索和开拓一种调适当代“国家——社会”关系的新样式,但治理理论下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共治并不意味着国家权能式微。黄冬娅更偏向抗争政治的研究,她在《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中主张将抗争政治研究中的国家区分为“稳定的政治结构”“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变化的政治背景”这9/19三个概念层次,进而讨论这三个概念层次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笔者在借鉴先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进行了仔细的爬梳,也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些看法。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嬗变(一)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起源在古希腊时期,由于城邦功能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国家与社会的划界尚不明确。古希腊的城邦不同于现代意义的城市,它是一个政治实体,以神庙为中心,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独立的城堡和周围的村社组成。彼时,国家与社会功能尚未剥离,对于生活在城邦中的公民而言,城邦兼具着国家和社会两种属性。一方面,公民依赖于城邦提供的稳定和安全的环境来维持生存;另一方面,城邦是公民阶层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所,公民在此参与公共活动。在城邦中,公民“不遗余力地献身于国家,战时献出鲜血,平时献出年华;他没有抛弃公务照顾私务的自由……相反,他必须奋不顾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