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名人故事范例汇聚3篇

周恩来名人故事范例汇聚3篇周恩来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深厚的人文关怀，推动了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尊重与爱戴。以下是网友分享的周恩来名人故事相关文档，供您借鉴参考！周恩来名人故事1他离去骨灰洒向祖国大地身后没子女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洒泪送别50多年革命生涯26载总理重任“周恩来”这个名字是中国人民永远的怀念到今天周总理离开我们45年了我们用7个小故事诠释何为“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红军长征时，周恩来作为党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之一，身兼数职，极度繁忙。尽管如此，他仍严格要求自己参加组织生活。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休整，根据组织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了周恩来所在党小组的组长。一次，周恩来问为什么很久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告诉他，小组会开过了，看首长忙，就没通知。没想到，周恩来用平时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道：“那怎么能行？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发生级大地震。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前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村。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跟群众握手，说着：“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当天刮着很大的西北风，可周恩来发现群众都是面对西北风而坐，原来县委专门搭了一个坐北朝南的背风讲台让总理避风。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改变布置，让群众背风而坐，他自己迎着风讲话。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南方局的同志决定“热闹一下”，准备好瓜子、水果和糕点，想给忙碌中的周恩来一个惊喜。可大家一等再等，就是不见周恩来下楼。为了不让请他的同志为难，周恩来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请把这些茶点留给加夜班的同志吧！”后来，周恩来只让厨房为他做了一碗普通挂面作为纪念。吃过面条，他再次开始繁忙的工作，一干又是几个小时。当晚，他写下《我的修养要则》：加紧学习，努力工作，坚持原则，向群众学习。1958年1月到杭州视察，周恩来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旧被子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床，枕巾中间已经破损，他把中间剪掉、两端缝上继续用。地方同志看不下去了，就给他换了条新枕巾。了解情况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还强调，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1923年，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德国革命情侣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不是革命宣言，而是周恩来总理写给邓颖超的情书。那个年代的情书，寥寥几字，却承载了生命的全部重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奉行“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因不少故乡亲友希望能通过周恩来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曾为此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生病住院，到1976年1月8日病逝，587天里做过大小手术14次，平均40天做一次，其间他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召开会议40次……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抱病操劳国事，他说：“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们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周恩来名人故事21961年，我走进西花厅，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当卫士，从此一直陪伴总理。1976年，总理去世后，我又给邓大姐当警卫秘书。30多年间，通过近距离感受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一言一行，我深刻体悟到老一辈革命家勤俭节约、严于律己、心中无我，永远把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高尚情操。艰苦朴素方显纯真本色周总理的节俭，首先体现在饮食上。开会用餐“四菜一汤”的规定是周总理亲自下达的。那是1960年的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总理规定了用餐的标准，就是“四菜一汤”。这四菜就是鱼、肉、蔬菜之类的，绝不会有生猛海鲜美味佳肴。国务院开会的用餐，每人一碗大烩菜，其主要原料是大白菜、粉条、豆腐、排骨之类，桌上再摆几碟泡菜、酱菜、青椒之类的小菜。会务处按定量收取用餐人的粮票和钱，规定每人每餐3两粮票、4角钱。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期间，周总理号召全民节约粮食，以支援缺粮地区。他自己带头将自己的口粮定量由原来每月27斤减至15斤，邓大姐的由原来25斤减至13斤。周总理还给自己作出规定：要少吃肉、少吃鱼、多吃菜。我们了解总理的脾气，他说少吃，你就不能按照原先的量给他吃，不然他会严厉批评，还会一口不吃地退回。三年中，周总理从来没有吃过他喜欢吃的蹄髈，他和邓大姐还一再嘱咐每月的粮食不能超过定量。1962年6月，周总理去吉林省长春市视察工作。一到住地，卫士长成元功就给当地接待部门列出了禁吃的菜单，除山珍海味不要吃外，连鸡、鸭、鱼、肉、鸡蛋、罐头、香肠也列入其中。这个单子也是总理交代的。在穿的方面，总理更是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允许奢侈浪费。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总理出访了非洲、亚洲14个国家。出访的国家多、时间长，而且气候多变，我们商量后报总理同意，给他做了3套中山装。他指定用自己的工资付钱，内衣不准做新的，说是内衣旧一点，穿在里面没关系。我们又选了几件较好的衬衣、两套睡衣，其中一套已打了补丁。出访前，我们几人就商量在哪个国家访问，就把穿过的衬衣、睡衣请我们大使馆里的女同志帮忙洗，因为这些衣服很破旧，不好意思交给外国人洗。1963年12月14日，周总理一行到达埃及首都开罗，这是14国访问的第一站。当地天气很热，我们把总理换洗的衣服交到使馆，使馆的同志见了都大吃一惊，谁也没想到，为全国人民操劳的周总理穿的竟是这样的旧衣服。而这3套定做的中山装，日后更是成了总理时常穿着的标志性服装。时间久了，3套衣服有的变色，有的损坏，特别是那套法兰绒外衣，表面的一层绒都磨掉了。磨损最多的是右边袖子的肘部，破了一个洞。我们请示总理做新的，他不同意，说补一补还可以穿，外宾也不会注意。就这样，我们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用同样面料的布修补上，为了对称，索性把左边袖子同样挖上一个洞，补上一块。我刚到总理身边工作时，看到总理的皮鞋已换了前掌，鞋面也已陈旧，就向成元功打听，这皮鞋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么旧了，怎么还不做新的。成元功说，这是1954年去日内瓦时做的，穿了6年多了，鞋底都换了两次了，总理不让做新的。我们给总理买袜子，一次要买五六双，这样几双袜子轮流穿，能穿久一点。可袜子穿久了总会破，特别是当年还很少有尼龙袜，大都是棉线袜。他那几双穿了多年的袜子，没有一双是完整的。破了，就让服务员补一下，我们警卫员谁也不会补，就请服务员高云秀补。她手艺不错，织补后几乎看不出来，总理穿上很舒服，就更不同意为他买新的袜子了。在用的方面，周总理依旧简朴如一。总理夜间办公，灯光的亮度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原有的一盏台灯装有三个灯泡，以便根据需要调整亮度。这种灯泡的度数较大，办公时间久了，灯下温度较高，特别是到了夏天，有一种炙烤的感觉，于是我们就打算给总理换一个日光灯。找来找去，我们发现市场上没有合适的，又不方便到厂家定制。于是，我们请来中南海机关的电工、铁工师傅，用已有的水管、铁皮加工焊接，再刷上油漆，成了一盏落地台灯。总理试用了一下说，做得不错，工艺水平不低，又快又省。我们看这盏台灯使用效果不错，便请他们为总理又做了一盏小一些的，便于挪动。1974年周总理住进医院，我们把这盏小台灯摆在了病房的办公桌上，它伴随着总理度过了最后的夜晚。总理去世后，我和张树迎受邓大姐之托，与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道，去八宝山选购骨灰盒。八宝山的同志拿出他们已有的两种，我们选定了其中花纹较好也相对便宜的一个。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不是为总理专门定做的。我们回来向邓大姐报告，她说：“恩来用完，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于是，总理用的这个骨灰盒，一直保存在邓大姐那里，工作人员定期擦擦、晾晾。这期间，大姐几次讲，她死后不要再买新的，就用这个，可以为国家节省开支。如今，这个曾装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人骨灰的骨灰盒，陈列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严于律己彰显党员风范周总理曾经对我们有“六不准”的要求：不准用总理办公室的名义谋私情、不准提前超标晋职晋级、不准搞特殊、不准接受礼品、不准占用公家的东西、不准盛气凌人。对身边人尚且这样高标准要求，可想而知，总理在严于律己方面做得更是严格。周恩来是当年我们国家领导人中出国访问、国内视察次数较多的一位。离京赴外地视察，一般随行人员只有5至6人，包括秘书一人（视需要决定去分管内事的还是外事的）、保健医生一人、警卫两人。1967年后，总理因心脏不好，增派一名护士，警卫局派前站人员一两人负责联络。周总理在国内视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1.不准省、市领导人到车站、机场迎接。2.不准宴请、不准陪餐。3.两菜一汤，不招待酒水，不吃高级菜（如鱼翅、燕窝）。4.房间内不准摆糖果、水果，茶叶自备。5.去公共场所，不封园、不闭馆、不戒严。周总理公私分明、严于律己，绝不占公家一丝一毫的便宜。“文革”前的几年，总理工作和生活比较有规律，晚饭后，有时可以抽出点时间，去剧院看看节目。但总理看戏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自己还有警卫局派去的人的票钱全部由他付，每次去公开演出的剧场看戏前，他都要再交代一遍我们要买票入场。周总理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是1961年从上海手表厂买的。时间久了，手表逐年老化，原有的夜光不亮了，走时也不太准。张树迎和我商量，有机会去上海再给总理买一块，总理也同意了。1972年，周总理去上海，我们打听到上海出了一种表，质量不错，于是就请上海方面的同志帮忙选一块，这事很快就办好了。当时总理正在开会，我们准备会后向他报告。没想到，还没等我们报告，他就把张树迎和我叫去，问手表的事。张树迎向周总理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总理听后没动火，但还是批评我们说，为什么不先问他一下。他要我们马上把表退了回去。在外吃饭要付费，是周总理特别强调的一条规矩。1966年7月的一天，周总理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听学生们开辩论会。辩论结束已到午饭时间，总理便与同学们一起到食堂吃饭。到了那，我帮总理选了肉片烧茄子外加一个馒头。总理对我说：“你付钱。”他看着我按价付了元，这才一手端菜，一手拿着馒头，走到餐桌坐下。此时，学生们都围了上来，总理便与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气氛很活跃。这时，热情的厨师为总理送来了一碗汤，北京人称之为“高汤”，做法比较简单：葱花、酱油、香油，用开水一冲，便是一碗汤。饭后，总理叫我补交这汤钱，厨师无论如何不肯收。总理说：“你不收，我就不走。”厨师见状，只好叫我补交了5分钱，把原来开好的元钱饭菜的收据改为元，总理这才满意地离开。1973年9月16日，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在西湖旁的植物园参观结束后，送别了客人，返回招待所途中，周总理决定请我们去“楼外楼”饭庄吃饭。吃完饭，我照例去结账，总理问我付了多少钱，我拿着发票说：“10元1毛。”总理说：“太少了，这样他们会赔的，再去加钱。”那位饭店负责人推托不再收钱。总理说：“你不收钱，我就不走了。”于是负责人只好又收下10元钱。总理看看我拿着的第二次付款的发票，才起身下楼。这时，我转身小声问一位服务员，如果是其他客人吃这一餐饭需要多少钱。那位服务员说：“要30元左右。”在回住所的车上，周总理还惦记着这件事，说：“他们这种做法不好，应当按实际价格收费。我看20元也不一定够。”我把了解到的实际价格向总理说了，总理很严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