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党课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三中全会党课：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表明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A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的一个核心观点。“自我革命”概念最早提出的语境正是用于全面深化改革。2015年5月，A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深刻领会“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的重要论断，对于全党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一、深刻认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一）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既包括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暴力革命，也包括新的社会建设运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主要是指通过不断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本色，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过程。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要实现这样的崇高使命，必须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彻底的自我革命推动深刻的社会革命。恩格斯指出，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列宁也讲过：“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自我革命和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是有机统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A总书记多次强调自我革命，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是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强大动力，贯穿于社会革命的全过程，全面引领社会革命的新实践；党的自我革命所达到的历史高度，决定着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深度；社会革命的新任务新挑战又对党的自我革命提出新目标新要求，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二）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我们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的百多年征程，既是一部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史，也是一部激浊扬清的自我革命史。百多年来，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纵观我们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协同交融，谱写出一曲曲“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丽诗篇。我们党通过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廓清了错误认识，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新时代，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显著特点。A总书记强调：“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党以从严管党治党开局起步，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实施中央八项规定转变作风到构建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从“打虎”“拍蝇”“猎狐”无禁区、全覆盖到坚决查处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重大腐败案件，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全面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到着力营造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一套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我们党以自我净化革除自身毒瘤、以自我完善提升整体形象、以自我革新培育创造活力、以自我提高增强担当本领，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更富生机与活力，实现了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能力的整体性提升，为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强有力保障。（三）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科学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关键所在。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在长期的斗争历程中，我们党锻造了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纠错能力，始终保持着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旺盛生命力。实践充分证明，自我革命不是简单的自我修复，而是直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党情、国情、世情，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持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领导核心和主体力量，既是中国社会发展性质和方向的根本保证，也是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引领。在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必须深刻洞察社会现实，正确认识和紧抓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就自身发展而言，我们党面临的“四种危险”和“四大考验”是长期的、严峻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我们既不能“松口气、歇歇脚”，也不能“一劳永逸”“见好就收”。自我革命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A总书记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涵盖的领域极其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触及的利益格局调整极其深刻，既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涉及的矛盾和问题极其尖锐，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交织叠加、错综复杂；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任务极其艰巨，体制性弊端、机制性梗阻犹如“拦路虎”“绊脚石”阻碍改革发展进程；进行伟大斗争的形势极其复杂，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复杂敏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党必须强化自我革命的迫切性、主动性和前瞻性，必须以“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英雄气概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持续锻造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进一步完善自我革命的机制、途径和手段。要时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政治定力，准确把握新时代新阶段的特征和要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要发挥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不断提高党员干部适应现代化建设履职尽责的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自觉成为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二、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重申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所不同的是加上了“继续”二字。这既表明了我们党为实现这个总目标已经取得的明显成效，也表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锚定这个总目标，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开创新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思想的伟大创新，是党的自我革命在理论上取得的重大成果。这是因为，在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多方面原因，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为开辟新路打下了重要基础、提供了重要启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考虑的不仅是要解决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问题，而且是要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为把这个战略构想落实下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进入了后半程。后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党提出了自我革命的任务，主要体现为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进行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次改革紧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性、整体性重构，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难题，理顺了不少多年想理顺而没有理顺的体制机制，初步建立起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主体框架，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