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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与秩序——西周工艺美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学课件制作人：复旦大学文博系赵琳一、藏礼于器：西周中期开始了青铜器的礼化时期。青铜器的设计风格有了显著的变化，强调条理化、秩序化、系列化，以适应青铜器功能礼制化的需要。最为典型的标志物就是完善于西周中期的列鼎，《周礼》载：“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即所谓藏礼于器，用以“明贵贱，辨等列”。列鼎是这一时期青铜器功能礼制化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实证。而其条理化、秩序化的装饰，又从视觉上强化了青铜礼器的理性化、礼制化功能。《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学课件制作人：复旦大学文博系赵琳在器物组合上，商代重酒器的组合，周代重食器的组合。商代的爵、觚的组合，逐渐被周代鼎、簋的组合所代替。《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学课件制作人：复旦大学文博系赵琳青铜器进入一个尚质的阶段，装饰趋向规矩简单。总体上周代器物少用凶狂神秘的饕餮纹，以凤纹和几何纹为主，产生轻快质朴的韵律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学课件制作人：复旦大学文博系赵琳西周中期以后的几何形主纹，装饰格式与商代的单独适合对称形式不同，运用了二方连续的带状纹样，表现出舒畅贯通之气。窃曲纹（穷曲纹）和环带纹（波曲纹）成为主要纹样，其他还有重环纹、垂鳞纹、弦纹。这些几何纹样打破了商代以直线为主的特点，也打破了对称的格式，一般都组成S形，但又未完全摆脱直线的雏形，因此形成直中有圆、圆中有方的特点。((((附图附图附图附图))))《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学课件制作人：复旦大学文博系赵琳整体而言，西周青铜器造型圆浑、饱满、舒展，相对质朴、简洁与活泼，器物的神秘感消失了，而亲切感增加了；在装饰上，其纹饰以几何纹为主，富于韵律感、秩序感，并且已出现了大块空白，形成了质朴洗练，疏朗畅达的艺术风格。繁缛雕琢退去了，而简洁流畅盛行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学课件制作人：复旦大学文博系赵琳二、礼玉文化：商周时期，尤其到了周代，玉的形制与宗教祭祀的关系进一步规范化，并形成一整套玉礼器体系。《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学课件制作人：复旦大学文博系赵琳明《遵生八笺》：“上古用玉，珍重似不敢亵。”《周礼·春官·大宗伯》载：周代“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附图附图附图附图））））《后汉书·明帝纪》：“朕以闇陋，奉承大业，亲执圭璧，恭祀天地。”《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学课件制作人：复旦大学文博系赵琳由于功能性局限，礼玉的造型都是规整对称的几何形状。其中既有圆形和半圆形，如璧、瑗、环、玦、璜等，又有长方形的圭、璋等，还有方圆结合的琮等。《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学课件制作人：复旦大学文博系赵琳用玉器的尺度、纹饰、色泽、质地作为等级身份的标志，是中国礼玉文化的一大特色。《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恒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关于各圭的尺度，《考工记·玉人》中有明确的记载：“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恒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而谷璧和蒲璧之分，是由于纹饰的不同。《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学课件制作人：复旦大学文博系赵琳《考工记·玉人》载：“天子用全（纯色之玉），上公用龙（杂色之玉），侯用瓒（质地不纯的玉），伯用将（玉、石成分各占一半的玉）。”总体说来，西周礼玉因受礼制约束，形式上中规中矩，表现出强烈的秩序感，在艺术上新的突破较少。《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学课件制作人：复旦大学文博系赵琳考古学家郭宝钧《古玉新诠》：“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学课件制作人：复旦大学文博系赵琳《礼记·玉藻》记载了佩饰的情况：“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附图附图附图附图））））《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教学课件制作人：复旦大学文博系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