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工艺学

音乐工艺学音乐工艺学包括乐器制作工艺学、音乐建筑工艺学和电子音乐工艺学。本章重点介绍乐器工艺学。一、乐器工艺学与乐器工艺乐器工艺学是研究、总结利用材料的自然属性，以建构集中产生声音能量的乐器的工艺化过程和工艺形态的规律，及其所蕴涵的人文特色和科技因素的一门应用性学科。乐器，其物质性形态的基本特征体现了物质的功能性及工艺技术性，形成了各种乐器的基本形态特性。乐器工艺的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及时代性凝聚了人类社会的文明与智慧，其人文作用和艺术价值都值得重视。乐器工艺有着丰富的内涵。在中国古典音乐文献《乐记》中，可以发现“乐”的社会内涵和发展线索：“凡音者，生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可见，“乐”字包含着文明的概念。“乐”也有五声、八音总称之说。“器”，物也，在中国汉字中可释为容器、器皿。“器”是依据一定功能、指标的要求，并由“可考之事行”制造出来的具体的物态形式。“器”作为物质的实现手段和方式，处于承转关系的中心位置。“工”在古汉语中，意味着“巧也，匠也，善其事也”。凡执艺事成器以利用皆谓之“工”。又云：“工，巧饰也”，在古籍中单独用“工”字时有工艺、工巧、精巧、精致、精密、擅长之意。“艺”最初之意为种植、种树的意义，植物的生长是有着不断变化的。莫测的神奇之感，也可以解释为有创作之意。《考工记》中记载：“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为圣人之作也。”创造的艺术和工艺的技术都包含在工艺的范畴之内，可见，工艺之作并非常人之事。在古代，乐器更是被视为神圣之物，因此曾被作为法器、礼器、道器，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影响极其深远。乐器工艺反映并表现着人与自然的一种关系，一种利用与改造的关系。技术意味着人对自然界有目的性的变革，并在本质上反映着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在这种关系中，技术是按照人的目的而使自然界人工化、对象化的过程和手段，是人的知识、能力与物质相结合，对自然进行重建的动态过程。因此，乐器工艺技术具有自然和社会、客观与主观两种属性。乐器并非是单纯的工艺品，它融合视觉、听觉、触觉、情觉为一体，能够驱动人的情感。是一种符合人的多方面需求，具有严肃理性和高度浓缩工艺形态的特殊器物。随着社会的发展，“乐器工艺”一词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乐器的创造不仅证明了人类认识自然、掌握材料性能、加工材料的技能、利用材料的智能，而且能够利用所获得的技能和智慧，按照自己的审美观不断创造出风格结构不同的器物——乐器，来满足人的生理及精神上的需求。人类社会文明不断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人类自己的审美标准，以及对乐器的鉴赏能力。对乐器的工艺形态及材料质感、声学品质以及人文内涵等因素的解释，丰富了人的想像，是人们在欣赏乐器的工艺风格和器乐作品时特有的精神活动和认识过程，从而全方位地体现了乐器工艺的价值取向，促进了乐器工艺学的发展。乐器工艺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诸多因素相关联，特别是自然环境、民族风俗、宗教信仰和时代因素等，它们对乐器工艺风格、特征的形成和演变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漫长的乐器工艺的创造活动中，人类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受到不同自然条件及文化的影响，造就了特有的审美观念和创造意识，同时也在不断提高对各种材料的把握能力和加工技术，因此，形成了结构风格各异的乐器。每种传统的乐器工艺的形成都是历史文化的浓缩，具有很明显的传承性，使乐器保持着原始造物时基本的形态和结构，为乐器工艺学的建立、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依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乐器的工艺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思维表现，既具有文化艺术特征又具有科学技术因素，它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具有多层次内涵的、极为丰富的系统工程。乐器的工艺形态具有创造性、传统性、文化性、民族性、时代性及艺术性的特征。乐器工艺体现工艺者对工艺设计的性质、功能、范围、目标、对象、程序、体系等方面的总体认识，也是社会、文化、经济、科技、艺术等各种信息作用于工艺者头脑里的综合反映。所以，优秀的乐器工艺者不能仅仅把乐器工艺理解成手工操作或是工程技术，而应能在传统工艺原则的基础上，尽可能按自己的审美意识进行有限量的个性创作。这是形成乐器工艺风格或品牌特征的重要的因素，也是乐器固有的工艺特质。除此之外，还要充分注意工艺艺术及科技文化，人文历史载体的作用和传统工艺的继承。传统工艺随着相关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和综合成为一种必然，因此，乐器工艺学也有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乐器工艺的形成是以人类加工利用材料为起点的。它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着。近万年来，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通过艰苦的劳动不断地提高对自然材料的利用和把握能力以及完善加工技术，并在不断的获得技能和智能的基础上，造就了自己的审美观和创造意识。由于受到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经长期积淀，对物体的发声原理的规律形成了一定的认识，创造了结构、形态、风格各异，难以数计的乐器，把人类引入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高度统一的崭新境界。乐器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宠儿，它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各个阶层。社会因素、民族风俗、宗教信仰和时代的科技因素都对乐器工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将这些风格各异、丰富多彩的乐器和谐有序地发展和传承，是乐器工艺学研究的宗旨。随着乐器种类的增多，为使乐器工艺规范化，出现了据乐器发声体的材料进行分类的“八音”分类法，即金(钟、铙)、石(磬)、土(埙、缶)、革(鼓)、丝(琴、瑟)、木、匏(笙、竽)、竹(排箫、笛)的“八音”分类法。“八音”后来成为各类乐器的统称。材料的质量和结构不同，产生的音质也不同。古人对材料中存在的这种自然规律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利用和总结，形成了乐器工艺学的雏形。乐器工艺学包括手工艺和现代乐器生产工艺，既能解释传统乐器工艺的现象，又能包容现代乐器生产的形态。乐器工艺学广义的界定，有利于作为人文科学全面的、深层次的理解、思考、阐述和解释；狭义的乐器工艺主要指传统方式的手工乐器工艺，从而与工业化乐器工艺方式形成了两个互相补充的范畴。二、乐器的产生与完善1．工具到乐器的演化乐器工艺的形成是与人类对工具的创造使用分不开的。乐器，由工具演变之初，是一器一音的单体发音，从严格意义上讲，应称响器。只有把一些发声的器物按音乐表现的需要进行制作、使用(其中主要的是按音高进行编组，形成符合音律化的形态)，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乐器。培养人的听觉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也是音乐产生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农耕及渔猎文明产生了磨制打制的石质工具和陶器，例如：石犁、石刀、石镰、陶盆、陶响及弓、弦、箭等。一些拟音的工具长期大量使用，逐渐培养了人的音列听觉观念，开发了人类创造音列的智能和技能。在人类生存条件得到保证后，由于生产有了剩余，人们开始追求精神生活，将一些易发响的石质(石犁、石镰)工具按体积大小悬挂起来，敲击发出悦耳的声列，形成了有编悬音列概念的编磬；将狩猎传递信息的骨哨增加音孔后，产生了能够吹奏出具有音阶的骨笛；由弓、弦逐渐演化为弓形拨弹乐器——箜篌等，陶制的容器与兽皮组合成陶鼓，打猎用的陶响或称陶弹演化为陶埙，使能够发出声音的器具逐渐按着符合人类听觉审美需求进行再创造或精加工，形成了早期的乐器工艺审美趋向和具有音乐审美意义的乐器。2．钻孔技术的产生——乐器工艺初见端倪石器时代穿孔技术的发明是石器制作技术上的一项突破，它以“工具再造工具”的复合智能方式，体现了人类文明进入新纪元。钻孔技术基本上分为钻穿、管穿、琢穿三种，它促使带柄石器工具和悬挂器物的产生。这一技术的发明，直接影响乐器的创造和进化。从早期出土的骨哨上的开孔不难看出，在钻孔专用工具创造出来之前，骨哨上的开孔只是用石刀或石斧等石刃工具与骨质的管壁锉磨而成，孔型呈缺口状，音孔周边纵向和横向的水平面差距很大，不利于用手指按堵吹奏。从河南贾湖骨笛的出土，我们可以看出约七千年前，在乐器工艺上的钻孔技术的成熟与精彩的运用。从贾湖出土的两支骨笛上看，每支骨笛上面有七个标准音孔，孔径规格统一。两支骨笛分别在不同的音孔一侧钻有微孔调音，不难看出对乐律应用的精确程度和精湛的工艺技术水平。将石犁或石镰钻上孔悬挂起来，当敲击振动时阻力减到最小的程度，使物体得到充分振动。这种悬挂工艺方法的发明，保证了物体最佳声学性能的体现。按物体的体积大小排列悬挂，产生悦耳的音列，创造了编磬这类乐器。同时，可以看出当时的音律观念的形成和对物体发音规律的认识。在这一时期的乐器制作工艺中，体现的多孔骨笛七声音列观念和埙的小三度音程的概念，预示着某种独特听觉心理的形成和乐器工艺的逐渐完善。三、乐器装饰工艺的形成趋向乐器工艺的形态和功能是相互依存的。不同的乐器工艺不仅影响并限定了一定的装饰形式，乐器工艺方式有时本身就是一种装饰方式和形式。乐器的装饰工艺不仅是一种艺术和文化，而且也是历史事实的反映。一个装饰图形，一个纹饰，只有与乐器工艺结构及装饰艺术相结合，才能形成它的文化实体。乐器装饰工艺传达和表述着一定的文化信息和社会属性。一定乐器装饰的品格、形式、风格的形成，实际上是乐器工艺材料与工艺技术和工艺过程的一种限定。乐器工艺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和文明的标志，夏商时期以来，烧陶技术的成熟和青铜技术的出现对乐器的装饰工艺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因为陶器和青铜器都有着较好的可塑性。同时，从乐器的使用规模及工艺的精细程度不难看出，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水平。1．统治者炫耀权贵对乐器装饰工艺的推动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的逐步发展，王室贵族的生活盛行着享乐之风，乐器成为诸侯贵族炫耀地位、权力和满足感官享乐欲求的象征，因此形成了先秦时代辉煌的钟磬音乐，这种风格的音乐对乐器工艺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乐器装饰工艺的发展。因此，青铜编钟，演变为富贵及权力的象征，当作“明尊卑、别上下”，体现等级的礼器，其象征功能远远超越了原来的实用功能。乐器的拥有数量，经常被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钟磬这类乐器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则，“天子在宫中行乐时，是在殿堂四周都摆设编钟、编磬这类编悬乐器；诸侯行乐，则是三面有编悬乐器；卿大夫行乐，是两面陈设乐器；士，就只能在一面设编悬乐器。”商代的诸种虎纹、龙纹、鱼纹石磬，都具有这种人文意义，特别是虎纹大石磬的图形，更是让人直接体验到一种有意刻画出来的威慑力。商代的青铜乐器兽面大饶和饕餮纹铜鼓，通过表面纹饰，反映的也是商代统治者炫耀武力和权力威严的观念，以及将这种观念从外在的图形上给以情绪化的审美意识，造型威严、纹饰丰富、制作精美，常以抽象和半抽象的动物纹样为主要装饰，最突出的是饕餮纹，称兽面纹，采用抽象和夸张手法，造成狰狞恐怖的视觉效果，体现着奴隶社会的精神意义。这些装饰性图纹，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符号，具有很浓的文化意识。2．乐器工艺的成熟和完善商代和周代青铜器铸造工艺达到了顶峰，由于乐器装饰工艺的高度发达，从某种意义上讲，提高了乐器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在《考工记》中记录着钟磬等乐器制作的重要工艺技术指标。这也是古代乐器工艺学逐渐完善的过程。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不难看出古代乐器工艺在乐律学、精密铸造技术、材料学以及乐器的装饰工艺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精模的雕刻技术、失蜡铸造法、后期的调音编列及悬挂敲击方式，都充分证实了人们对物体振动形成的认识和乐律及音阶观念的成熟。乐器工艺在全方位上得到升华。但是，这一历史时期，由于过分注重乐器装饰的豪华、规模的庞大、构造的复杂以期作为权贵的象征器物，而忽略了对乐器音质功能的追求，导致一些乐器悄然消失，以致在近现代的乐器家族中难见其身影。从当时的乐器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秦音乐形态思维，例如三分损益律，五声、七声音阶以及十二律观念的确立、展示及其成熟，无论在中国音乐史，还是在乐器工艺史上，至今仍可视为一个奇迹。从这一时期乐器的工艺造型上看，可谓是龙飞风舞，注重造型和工艺上的渲染，构成了这一时期乐器工艺的审美趋向。现代乐器工艺注重形态的隐喻性、功能化以及文化的历史性，重视形态的品格，重视社会、心理、文化的文脉意绪，重视现代与历史的承续与整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