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东亚生产网络重构

中国崛起与东亚生产网络重构唐海燕张会清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为主要成员的东亚生产网络，经过多年的生产合作与相互的贸易投资，逐渐发展成为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鼎足而立的三大生产网络之一。然而，随着加快融入东亚生产网络，以及生产和贸易能力的迅速扩张，中国在网络中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引发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重构。本文从产品内分工角度，着重考察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位置变化，以及崛起的中国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影响。一、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与演进东亚生产网络是指在分割生产（FragmentedProduction）的条件下，商品生产流程按价值链属性分散在东亚各国，区域内经济体在产品内分工的各个阶段从事专业化生产，并通过产品内贸易所形成的多层次、网络状生产体系。它是在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是产品内分工和垂直专业化模式下的新型区域性生产体系。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东亚地区基本上是单一的产业间分工格局。日本作为区域内唯一的发达国家，生产领域集中在重化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其他国家负责提供工业原料和资源品，并生产一些简单的普通消费品。此后，由于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大力推动产业升级和引入先进技术，东亚分工模式逐渐转向产业内分工，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之间的产业内分工因素明显增加，分工领域也从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扩展到钢铁、船舶、电子等资本密集型和部分技术密集型行业。东盟国家经过70年代中后期的制造业快速发展后，也开始参与东亚产业内分工体系。进入80年代，东亚分工又有了新进展，产业内分工继续深化的同时，出现了产品内分工的生产合作，主要形式包括外包（Outsourcing）、转包（Sub-contracting）、生产分担（ProductionSharing）等。尽管分工模式发生了改变，但分工基础仍然是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东亚产品内分工的典型模式是日本、韩国等发达地区的企业承担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前道工序，并将零部件等中间品出口到东盟国家，由这些地区的企业完成劳动密集的后道工序。80年代末期的日元大幅升值，以及随后的四小龙货币升值削弱了自身的出口竞争力，迫使这些经济体中的企业加快生产转移的速度，通过直接投资将部分劳动密集的工序转移至亚洲的低工资国家，或者通过委托加工的方式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产品内分工模式进一步强化，东亚生产网络的覆盖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在东亚生产网络的演进过程中，中国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自80年代初期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之后，中国开始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凭借充裕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以及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迅速承接了来自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转移。而毗邻东亚各国的地理特征，决定了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点是在东亚地区，经过近30年的融合发展，目前已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一个重要支柱。在推动东亚生产扩张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崛起的竞争效应引发了东亚生产网络的重构，网络成员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化层级也随之发生变动。考虑到经济体的规模和影响力，本文研究的东亚生产网络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东盟四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中国大陆（简记中国）这十个成员，基于贸易数据的历史观察，分析中国在网络中的崛起状况及其对网络内部构成和成员分工地位的影响。二、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历程中国作为东亚分工体系的后来者，参与生产分工的历史并不长，但速度却很快。1992—2006年，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由1034亿美元上升到7449亿美元，年均增长15.1％，而同期日本的这一增速仅为8.5％，网络成员中增速最高的韩国也只有11.6％。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参与东亚分工的步伐，对东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速高达21.4％。1978年，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贸易量占对外贸易总量的比重仅为10.8％，2006年这一比重已升至43.4％，显示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心正向东亚地区倾斜。在参与东亚分工的过程中，产品内分工的因素逐渐增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5）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与东亚地区之间的产品内分工趋势正在强化，且产品内分工增速远高于中国与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衡量产品内分工程度的主要指标——垂直专业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简记VS）比率显示，中国与日韩东盟地区的VS值从1992年的0.0358上升到2003年的0.0893，中国出口贸易中来自日韩东盟的中间品价值比率上升了150％，而来自全世界的中间品价值比率仅上升了50％。为进一步反映中国参与东亚产品内分工的程度，以及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速度，我们根据联合国按宽泛经济类别（BroadEconomicCategories，简记BEC）划分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计算了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中间品贸易量与所占比例的变化，从中可以观察到，中国与东亚地区的中间品贸易量从1995年的828亿美元快速上升到2006年的4537亿美元，年均增长16.7％，占中国与东亚地区对外贸易总量的比例从54.4％递增至60.9％，说明中国目前主要是以产品内分工形式参与东亚分工体系。相比之下，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产品内分工程度则要低得多，中间品贸易所占比例仅为38.2％，与美国的中间品贸易所占比例更是只有34.1％。可见，中国更侧重于东亚区域内的分工合作，且合作程度日渐深化，地理上的邻接性使其更易于融入东亚生产网络。而中国与东亚以外地区的生产合作相对松散，最终制成品贸易占比较高，更多的是作为相互的产品销售市场而存在。三、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变迁中国在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进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不断强化与其他网络成员的生产合作，在网络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1995年，中国与其他网络成员的进出口贸易额为1545亿美元，占网络内部贸易总量的比重只有12.1％，不仅远低于日本的23.2％，即便与东盟四国相比也少了5个百分点。2006年，中国在网络内部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已升至25.4％，日本所占的比重则降至17％，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东亚生产网络中最重要的单一经济体。在兴起于东亚生产网络的同时，中国在网络中的贸易方向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原先的顺差国转变为如今的逆差国。1995年，中国对东亚地区还有112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至2006年却出现了98亿美元的逆差，而四小龙和东盟的贸易方向则均由逆差转为顺差。虽然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很快，1995—2006年间的出口额增长了3.4倍（同期网络内部的出口贸易额仅增长了1.3倍），但在此期间，中国从东亚地区进口的增长速度更快，进口额增长了4.3倍，且主要的进口来源地正是四小龙和东盟国家，从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的进口额分别增长了4.4倍和10.2倍，由此导致中国出现商品净输出国到商品净输入国的网络角色转换。中国在贸易方向上的转变是否意味着竞争力的下降？或者中国在网络中所处的分工地位在下降呢？对此应当从产品内分工的价值链环节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加总的贸易数据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分工地位。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商品生产过程被分割为若干生产阶段，一件完整的商品也被分解为用途各异的若干组成部分，各个生产阶段具有不同的价值链属性，各个组成部分的商品则对应于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一般而言，原材料等初级投入品和最终消费品的附加值一般较低，而零部件和资本品的附加值相对较高。如果一国在产品内贸易中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比重下降，而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比重上升，这就表明该国的专业化阶段朝着价值链高端环节转移。那么尽管贸易顺差在减少甚至转为逆差，但从产品内分工中获得的利得却在增加，实际所处的分工地位也在改善。为此，我们采用Gaulieretal.，（2006）的方法，根据BEC分类体系将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分解为产品内贸易的各个组成部分，从具体结果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贸易集中在中间品（包括半成品和零部件）和最终产品（包括资本品和消费品）阶段，初级投入品贸易占比不足5％，说明主要是在东亚产品内分工体系的中后端进行生产合作，扮演制造基地的角色。从出口贸易构成的变化来看，零部件和资本品占比上升较快，分别较1995年上升了17.1个百分点和15.2个百分点，而消费品所占比例则下降19.8个百分点，初级产品占比也下降了4.4个百分点，反映出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进口贸易构成中资本品占比保持不变，初级产品和消费品占比也基本稳定，中间品进口占比虽然维持在70％左右，但进口内容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半成品占比下降21.3个百分点，而零部件占比则大幅上升23.9个百分点，说明中国仍处于东亚分工体系的较低层次，在生产网络中的外部依赖性较高，只不过随着自身技术水平的逐渐升级，低技术含量的半成品依赖性在下降，而高技术含量的零部件依赖性在上升。正是由于中国从东亚进口的零部件大幅增加，仅此一项所产生的贸易逆差就上升了600亿美元，直接导致贸易方向的逆转。值得一提的是，资本品由贸易逆差转为顺差状态，显示中国在这一高附加值环节逐渐摆脱了对东亚地区的依赖性，具备了较强的自主生产能力。尽管中国从东亚内部的贸易顺差国变成逆差国，但通过核心部件的进口、学习、模仿乃至创新，在产品内分工合作中积累了高端产品的生产经验和必备技能，并带动了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逐步提升了所属价值链的专业化层次，这也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利益所在。总体而言，中国在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进程中，分工地位随之不断提升，这在资本品生产环节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核心零部件还依赖于东亚经济体的外部供应，但随着分工合作迈向更高层次，中国的零部件生产能力得到显著加强，只要有合适的学习和创新激励机制，如今的进口依赖必将演变为以后的自主生产，资本品环节的演进就是明显的例证。四、中国崛起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影响中国在东亚分工体系中的异军突起，不仅扩大了东亚地区的国际影响力，而且引发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重构，网络成员的分工位置因为中国的参与而发生变更，网络成员的相互联系也因中国的连接而愈加紧密。归纳起来，中国崛起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成长为东亚生产网络的制造中心，日本和四小龙的网络影响力被削弱1995年东亚生产网络完全由日本和四小龙所主导，占网络内部贸易量的70％。随着中国融入东亚乃至全球生产网络，承接了越来越多的生产转移，2006年日本和四小龙占网络内部贸易量的比重已降至60％，网络支配地位有所动摇，中国则一跃成为网络中最大的制造基地。然而，这种网络地位的转换主要是缘于日本和四小龙竞争战略的调整，将优势资源集中到产品内分工的高附加值领域，而将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和东盟，生产网络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工艺仍然由这些发达经济体所掌控，分工合作的绝大部分利益也归其所有，被削弱的影响力可能仅限于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环节。通过比较各经济体在产品内分工各阶段的网络内部出口比例可以发现四小龙是网络中最重要的中间品供应方，占网络内部中间品出口总量的比重将近50％，但出口内容逐渐向高附加值环节的零部件产品转移，占网络内部的零部件出口比重从1995年的44.6％上升到2006年的56％，而半成品的出口比重则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消费品的出口比重也大幅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四小龙的分工重心正在转向生产领域的高端环节，成为网络中高附加值产品的制造中心。日本的零部件出口比例虽然大幅下降，但这是日本企业专注于核心竞争力提升的结果，为应对欧美企业的竞争，日本厂商将比较成熟的零部件和资本品生产环节转移到技术水平较高的四小龙，集中力量在本国从事关键零部件和资本品的生产制造，以及尖端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设计，掌握分工体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技术资源。Ernst（1997）分析了日本电子企业的亚洲生产网络，发现这些企业往往将一些相对复杂的零部件外包给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生产，在国内从事技术密集型环节的专业化生产和研发，以节约创新所需的时间。Yamashita（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生产环节对外转移与研发环节内部集中的分工模式对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