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历史公案之我见樊洪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文革中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流传是毛泽东说过的,但在邓小平为《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事向毛泽东请示时,毛泽东说他不记得说过此话。随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成为批邓的一大佐料。龚育之曾在文章中称之为“一桩历史公案”。①为了把这桩“公案”的原委交代清楚,最好还是读一读龚育之的原文: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科技工作的整顿准备了一个文件,起初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后来改称《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准备向中央作汇报的提纲,初稿上就写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修改稿上曾用黑体字写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说它是毛泽东主席的话。当时这样写的根据,一是马克思多次讲过这样意思的话;二是当时流传,毛泽东1963年12月听取中央科学小组聂荣臻等同志汇报科技工作十年(1963-1972)规划的时候讲过这句话。不仅是流传,而且已被编入《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这类内部印行的资料中;不仅编入非正式出版物,而且正式文件《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纪要》中也用黑体字印上了这句话。当时,文件、文章中用黑体字引用的只能是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话。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出了一个问题,毛泽东说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邓说明马克思讲过这样的话,毛说他还是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于是,又做了两件事情:一是遵照毛的几点意见进一步修改汇报提纲,包括将用黑体字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删去。一是查找1963年毛听汇报的时候出席人所作的原始记录。找到了张劲夫、韩光、于光远、范长江等人的原始记录。他们的记录上的确没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样一个直接的判断。那份流传开来、含有这个判断的记录,从何而来,已经查不出来了。一、关于内部资料《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以《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为题编印的内部资料,在文革中有过多种,一般都是由科研机构的人员编订的。龚文中提到的文本,与笔者收藏本相同。32开本,共46页,封面为白底红字。扉页印有“内部资料妥为保存”。未署编者、印制时间和印发单位。据笔者所知,这个本子是1968年由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组织编选,1969年印发的。中国科学院的原有领导机构,在1967年“一月风暴”中被夺权。随后按着“大联合、三结合”的程式,于1967年7月30日成立了院革命委员会。相对于社会上严重混乱局面而言,科学院曾有过相对稳定的时期。1967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各单位都①龚育之:一段历史公案和几点理论思考,1988年中国科协“四大”学术活动“交叉学科分会场”论文。2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科学院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进入“斗批改”阶段。按当时的理解,就像讲“抓革命、促生产”时是强调生产一样,讲“斗批改”时则是强调“改”。经过一段准备,于1968年春节前举办了一次学习班。在家赋闲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被邀入会,他在日记中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这里摘录1月22日(开班第一天)日记中的一段:8:30乘车赴西颐宾馆办公室。9时至西楼会议室,今天是院革命委员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幕典礼。目的要求人人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和科学革命的论述,以斗批改为纲,总结我院两条路线斗争,研究下一阶段在我院开展院方向、任务、体制为内容的科学革命运动。参加人员今天到者约一百五、六十人,以革委会秦宝臻、邹协成、刘继英三同志负责。文革办公室、体制组、任务组有关同志,各所负责运动、生产的勤务人员①及革命的科学工作者参加。时间1月22-28日。今天由邹协成主持,先请秦宝臻讲了话,说明(1)斗批改,改什么?(2)斗批改的意义;(3)学习班的任务和(4)如何办好学习班。他的声音宏亮,我尚可以记下来大部份。继之刘西尧讲话,虽只5米距离,但我完全不能听清,因为声音低,无放大器。十一点散,分为三排七组学习。我在第四组,即和地质、地理、古脊椎、综考会一组,每单位3-6人,共约二十多人,在五单元开会。到十二点我至大饭厅排队买了一个馒头和一碗菜肉汤(每碗三角)。大家立在桌边吃完后再至二单元办公室。1时30分又至五单元,不久邹协成说要我和李宝田今天或明天去看钱学森,约他于星期三、四到学习班演讲。在五单元今日发了三个文件:1)毛主席和马恩列斯论科学技术;2)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等对于国防科学的指示;3)聂总和院革委常委1月15号的谈话。我即回到二单元阅读。当时召开重要的工作会议,往往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名义。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在“斗批改”的部署之下,讨论科学院今后的“方向、任务和体制”问题。会议由三位院革委会成员主持,秦宝臻是军代表,邹协成和刘继英是以造反派入院革委会的常委。在当时院常委的分工中,邹分管“斗批改办公室”,刘分管“科研生产组”。各所参加会议的人员也都是相关工作的负责人。与会人员以军事组织“连、排、班”编制。会上发的文件中,列在首位的是《毛主席和马恩列斯论科学技术革命》,为会议组织者事前派人编选的语录体文件,要求以其作为指导会议参与者思考和言论的依据。竺可桢又记会议于1月28日结束时,“邹协成同志说……前星期所发《毛主席和马恩列斯论科学技术革命》中所取材料安排有何意见,限下星期提出。”按此,表明院中是打算在会后还要继续修订这份资料。会后,院中有些研究所安排本单位的“斗批改”,也是按编选语录、办学习班这一套路。大约在1969年上半年,院革委会决定编选出“高水平”的《马恩列斯论科学技术革命》和《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并把任务分别下达给了他们认为在前段编选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单位。落实下来,前一本由数学研究所的毕大川负责②,后一本由微生物研究所的吴允山①负责。吴是一位干什么事情都非常①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曾将领导班子称作“勤务组”,语出毛泽东谓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②后未见成稿印发,内情不详。3认真的“拚命三郎”。他接受任务后,马上就组织他所在的生物化学研究室的科研人员投入工作,制定方案,分派任务,广泛收集,精心筛选。其中最困难、花时间最多的,是在核实订正的环节上。编选素材主要是依据公开出版的《毛选》四卷和报刊中已公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文选》《学习资料》为书名的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印刷品。其内容都是未收入《毛选》四卷但又被认为是毛泽东的著述和讲话。其来源多是在文革初期抄家、夺权高潮中,群众组织根据机关档案和高级干部收藏的内部文件、工作日志和个人笔记等辑录而成的。因为事先已明确《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将由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印发,编选者并不敢轻易从流传本子中选择毛的论述。从积极方面说,是要用毛的论述指导工作,编选工作的态度十分虔诚和认真;从消极方面说,也是害怕沾上“伪造最高指示”的罪名,社会上以此获罪者已不乏其例。在从民间印刷品中选择语录时,一般要参照毛泽东的其他论述,对拟选语录的可靠性做出初步判断。其次就是要到有关部门查阅相关文件或是对相关人物做核实或“校勘”工作。笔者当时曾与闻其事,近年曾请吴允山回忆此事,但相去时间已久,又没有留下工作记录。关于文献搜集、访查核实和最后定稿的过程细节,都已了无印象。编选稿经多次修改后,送交院革命委员会审定,大约是在1969年国庆节之前在科学院内部印发。竺可桢在1969年11月10日日记中有句云“阅了《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应该是指此这本小册子的。二、其来有自:“吴编本”与“流传本”的比照文革初期的流传为毛泽东文选的本子(下称“流传本”),笔者保留有若干种,其中有两种②收选了1963年12月毛泽东听取聂荣臻汇报时的谈话,又都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这里抄引《毛泽东思想万岁》单集本的全文,以便与其他各种本子相比照,由以判定各本之间的关系。在聂荣臻同志汇报时的谈话(纪要)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谈到松辽平原的经验时)主席说:“石油部是第一个运用解放军的一套办法。工业部门要学习解放军,设立政治工作部门,用政治工作来保证建设任务的完成。石油部是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象连队的政治工作一样,不脱离业务。”主席说:“石油部比较单纯,一机部复杂(指产品),要调些人到工交部门作政治工作,解放军是出人才的学校。”(汇报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任务时)主席说:“要打这一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打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①现在山东济宁某厂任总工程师。②一种为《毛泽东思想万岁》单集本,32开,336页。全红塑料封皮,书名印于扉页,下署编印时间为“1967年9月”,未署编印者。收文按时序编选。另一种为《毛泽东思想万岁》两集本,32开,379页。封面白底红字,书名之下分两行印出“内部资料不得外传不得引用不得翻印”,未署印行时间与印发单位。收文按时序收选。4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汇报基础理论时)主席说:“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搞一批理论队伍,也包括社会科学。”(汇报留学生工作时)主席说:“只派留学生,国内却固步自封,不向好的单位学习。”(汇报向国外进口书刊时)主席就问:“多少外汇?”(答××美金)主席说:“不多。”主席问:“社会科学的买吗?”(答:“也买。影印外文杂志,广告不要弄掉。”(汇报十年的基建投资××亿时)主席说:“十年××亿,每年××亿,不多么。”(汇报到××时)主席说:“要有些人专门搞这事,长远来搞,××从数量上来看,人家比我们多,我们搞不过人家,但是从历史上看,攻防两手,防我们要考虑,比如城墙筑起来,是为了防御。”(汇报黄淮海问题时)主席说:“这个研究工作要几万人来搞。”(汇报医药卫生问题时)主席说:“感冒药要认真解决。”(汇报探索性工作时)主席说:“允许公开犯错误,但是发现错误要批评,又要鼓励。允许人家公开改正错误。”(最后谈到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问主席关于科学实验的含义是什么时)主席说“我讲的科学实验,主要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科学是不能搞科学实验。商品、价值法则不能搞科学实验。战争不能搞科学实验。辩证法不能搞科学实验,理论法则是概括出来的。军事学习不能搞实验室,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科学实验。”笔者所藏的另一种《毛泽东思想万岁》是两集本,在下册中载有这次谈话,收录内容与上面引录的基本相同,只有个别文字的差异,疑为所据来源相同,或两种本子之间有先后翻印的关系。在由吴允山负责编选、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印发的《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下称“吴编本”)中,第33-34页选录有关文字情况如下。(汇报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任务时,毛主席说:)要打这一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打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搞一批又红又专的理论队伍,也包括社会科学。只派留学生,国内却固步自封,不向好的单位学习。(关于治理黄、淮、海的问题)这个研究工作要几万人来搞。(汇报探索工作时)允许公开犯错误,但是发现错误要批评,又要鼓励。允许人家公开改正错误。我讲的科学实验,主要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科学是不能搞科学实验的。商品、价值法则不能搞科学实验。战争不能搞科学实验,辩证法不能搞科学实验,理论法则是概括出来的。军事学习不能搞实验室。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科学实验。5听取科学技术十年规划汇报时的讲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吴编本全书是以语录形式入选,采用的原则之一是于科学院的工作更有针对性。将吴编本与前面引录的文革流传本的内容相对照,似可判定:吴编本是根据上述流传本选录的,仅有个别文字的差异。作为原始的记录性文字,不管是高级干部的笔记,还是档案文献,都难免有错白字或语句不通之处。《流传本》的编选者可能对原文做过润色加工。吴编本》起初选择《流传本》为初选稿,后来在访查中有可能根据得到的原始记录稿做了个别改动。无论怎样,吴编本中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直接来自《流传本》,当无疑义。三、否定之否定:《毛泽东文集》与《聂荣臻年谱》前述龚育之文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