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欧亨利契诃夫莫泊桑短篇小说的比较研究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和美国的欧•亨利都是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活跃于文坛并以其各自创作的短篇小说闻名世界的文学大师，被誉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他们的短篇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文学背景与精神个性又使这三位作家的作品各呈异彩，可谓同中有异，下面将着重于他们的“异”来对其短篇小说结尾进行比较分析一，三位大师短篇小说结尾特色分析；（一）欧亨利短篇小说结尾特色分析欧·亨利是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家之一，他的小说从各个角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黑暗，描写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和苦痛，颂扬了他们的真诚爱情和友谊、自我牺牲的高尚行为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他小说的结尾采取喜剧的形式，表达深刻的社会内涵、残酷的社会现实和人性的升华，并进一步指出这种现实的不可逃避性。本文探讨了欧·亨利小说中的“欧·亨利式结尾”发人深省的艺术效果在他文章中的体现和作用。欧·亨利式结尾就是在文章情节结尾时突然让人物的心理情境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或使主人公命运陡然逆转，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但又在情理之中，符合生活实际，从而造成独特的艺术魅力。欧·亨利一生共创作了三百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著名的短篇小说有《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和《最后的藤叶》等。就以他的小说《警察与赞美诗》为例来说说这种艺术。综观全文苏比曾几次惹事生非，想进监狱得以安身，可他总是“背运”。当苏比受到赞美诗的感化，欲改邪归正时，警察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投入了监狱。在所有人都认为苏比将要平安度过一生之时警察出现了并将他带上了法庭。这是典型的“欧·亨利式结尾”就犹如看见黎明的人又跌黑暗一般，让读者的心一揪，回味无穷，发人深省，久久难以忘怀。而欧·亨利就很好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并借此深刻地反映社会善恶不分的现实。“欧·亨利式结尾”的艺术效果并不一定只出现在小说结尾处也会在文章情节中。例如，在《警察与赞美诗》中有这样两个情节；有一次，苏比想通过“调戏”一女子来达到进监狱的目的。但这貌似“文雅娴静”的女子却反过来勾搭起了苏比。又有一次苏比拿走了一位“衣冠楚楚”的顾客的伞，可这伞原本“来路不正”。“简朴而颇讨人喜欢”的女子、“衣冠楚楚”的顾客都给人以品格端庄的感觉，却做了暗娼和小偷。相信读者在读到这个情节时都感到不可理解，但细细想来这样的“伪君子”在现实社会中是处处存在。所谓高尚的上流社会成员都是衣冠楚楚、文雅高贵？可事实上，他们只是把卑鄙的行径掩藏在美丽的面纱下而已。也正因为内心的肮脏，才更需要表面上的装点。因而表里不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欧·亨利式结尾”在幽默中深刻地擒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每况愈下的世风。“欧·亨利式结尾”的艺术效果在他的令一篇著名的代表作《麦琪的礼物》中也被演绎的淋漓尽致，一对深深相爱的小夫妻德拉和吉姆为了给对方买圣诞礼物分别将自己最美丽的圣诞礼物和家传的金表买掉去买了配的上金表的白金链子和配的上美丽头发的梳子。爱情就在他们分别拿出礼物之时发出了万丈光芒将读者的眼眶湿润。文章的最后说“他极不明智地为了对方而牺牲了他们家最最宝贵的东西。不过，让我对现今的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一切馈赠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一切馈赠又接收礼品的人当中，像他们两个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人。”简简单单几句话却又道出了“欧·亨利式结尾”的艺术效果的真谛，引导读者向文章外的空间思考从而得出读者自身的生活真谛。寻找爱人并在她曾住过的房间被她灵魂召唤，询问房主却又是查无此人，绝望笼罩下用和爱人相同的方式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不知道第二天房东打扫时会不会在心底浮现一点点内疚或者不安。“欧·亨利式结尾”的艺术效果将这篇文章的读者拉向何为爱情，何为良心，何为生存的思考之中。《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这篇文章又借此向读者提出了问题。他爱她，因此尽力寻找，绝望之际就了决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生死相许在“快餐爱情”的今天是否仍然存在，是否仍能打动你已冰峰的爱情观。良心是什么？是诚实、守信，还是对得起自己。如果良心危机你的生存，你会选择谁呢？店老板选择了生存，他并没有错他也是为了生存。如果他不将房子租出去，如果他不欺骗那位年轻人他要怎么过活？年轻人的死，她爱人的死，店老板的欺骗都是由那时的社会造成的。黑暗，混乱，漂浮，饥饿这无一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为了生存只有各自为城。欧·亨利就是在借这篇文章抨击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试图引起人们的共鸣与思考。（一）莫泊桑小说结尾特色分析莫泊桑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莫泊桑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尽管没有什么“莫泊桑式的结尾”的说法，但他在结构艺术上给后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出人意料式的结尾，处境——纠纷——解结——余音的结构模式，短篇小说多层次多角度的叙事结构深刻的影响了后世微型小说的创作模式，而莫泊桑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在结构上的功力与造诣并不在欧·亨利之下。他的作品平中寓奇，回味无穷，类似于“欧·亨利式结尾”的作品。他先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说明一些情况，作了铺垫，埋下伏笔，但对最重要的事实却一直保守秘密；结尾时峰回路转，豁然开朗，出现一个意料不及的结局，向读者揭示了整个故事的意义和人物性格及行为的全部真实，使读者在惊愕之余，拍案叫绝，不能不承认故事的合情合理，赞叹作者构思的巧妙。《项链》这篇小说结尾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联系全文，就会发现前面已经有三处伏笔了，一处是借项链时，她的女友佛来思节夫人表现得相当大方，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任何叮嘱——贵重的东西借给人家，总要叮嘱一番，这是人之常情；二是当玛蒂尔德惴惴不安地去还项链时，佛来思节夫人竟“没有打开盒子”，验明一下“正身”，这说明借出的项链本不是什么贵重首饰；三是当玛蒂尔德拿着空盒去买项链时，珠宝店老板“查看了许多帐簿”以后说：“我只卖出这个盒子。”这说明项链与盒子不是原配的。所以，作者在结尾才说出项链是假的似乎很意外，但掩卷回思，却又在情理之中，并没有耍花招欺骗读者。相反，倒显出了作者构思的巧妙。莫泊桑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还体现在他的短篇小说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处境——纠纷——解结——余音。以《珠宝》为例。主人公朗丹娶得品貌出众的妻子，建立起幸福的家庭，这是小说人物的“处境”。而朗丹对妻子的责备——责备她的两个嗜好：爱看戏、爱假珠宝，这是小说的“纠纷”，因为这种责备中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妻子死后他的思念，出卖妻子留下的假珠宝，直到揭破这个秘密：珠宝是真的，是妻子牺牲色相换来的。这是小说的“解结”。在真相大白之后，朗丹出卖珠宝并成为有财产的人，娶了第二个妻子。这构成了小说的“余音”。“余音”在欧·亨利小说中是少有的东西。欧·亨利的小说往往在“解结”之后，便收笔给读者一个想象的空间。而莫泊桑却把“余音”作为他短篇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珠宝》中，莫泊桑在揭露了朗丹太太虚伪堕落之后并不就此搁笔，而是巧妙地用“余音”来揭露朗丹——这个巴黎名利场中新市侩的卑鄙心理和丑恶嘴脸。他寡廉鲜耻，装作正经地出卖珠宝的过程，正是他内心深处金钱欲望战胜羞耻心，出卖自己人格名誉，出卖自己灵魂的过程，应当说这个“余音”使主题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除了“突转”和“余音”外，莫泊桑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还表现在他说故事的技巧上。莫泊桑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开创了短篇小说多层次多角度的叙事结构。他的短篇小说，很少是由一个人称叙述到底的。他最常用的一种结构方式是大故事里套小故事，往往是在一个特定环境里几个人相遇，然后由其中一个人讲故事。这个人讲故事的角度，有时是第一人称，有时是第三人称，讲完一段故事后，叙述者又回到听故事人中间，让大家发表一点感慨，然后再继续讲下去，讲故事的人往往就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有时，故事没讲完，叙述者把听故事的也带入故事，去寻找故事中的人，一起去参与故事。这种复杂的叙事结构，在《一个诺曼底人》里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小说一开始是“我”和一个朋友在卢昂城外的山区，他们一边欣赏山区风景，一边听朋友向“我”讲述当地教堂的一个古怪的看守人的故事，这个教堂的看守人喜欢喝酒，发明了一种醉酒计、卖神像……朋友边走边说，不知不觉把“我”带到了那个教堂，让“我”结识了那个看守人，而且和他一起喝酒，亲眼看他醉酒、卖神像……小说本身没有什么精彩的情节，但由于采用多角度的叙述方法，读起来就显得不呆板、不平冗。《米龙老爹》中人称多次变化，使读者从不同侧面看到了这个英雄人物的英雄气概。与莫泊桑相比，欧·亨利显然要略为逊色，欧·亨利的小说结构没有这么复杂，往往只有一个故事，叙述单一，人称上几乎无变化，要么是第一人称，要么是第三人称，人物是事件的参与者，并不知道事情的发展趋势。如《丛林中的孩子》中“我”和西介弗本来是准备骗别人的骗子却被别人所骗。“我”在骗别人的过程中自始自终不知道事情发展的方向，从头到尾都是用第一人称。（二）契诃夫小说结尾分析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套中人》所描写的虽然只是一个胆小怕事沟的教员别里科夫的日常生活和他打算结婚的喜剧性故事，但却从侧面揭露了沙皇统治下整个社会停滞和窒息的气氛。“对别里科夫来说，整个世界与他都是格格不入的，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总是闹得他六神不安。”由于他安于沙皇专制统治，把反动法度看作是他的“套子”，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他不只自己在“套子”里跑不出来，还不断地用自己的反动哲学腐蚀人们的灵魂，不准任何人钻出套子。“他惧怕，也不能容忍一切新生的、他认为是脱离常规的事物，毫不踌躇地扼杀周围一切生机，极力阻止生活前进。”他是旧制度、旧秩序、旧思想的忠实维护者，是沙皇反动政府的忠实拥护者。可见，沙皇专制制度对人们的影响何其根深蒂固，以致无须动员就甘愿为沙皇卖命，并视为天经地义的行为，这是何等地可笑啊。然而，这是事实，这是客观存在。从别里科夫身上，我们看到了整个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真正面目。我们说，小说虽然描写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员，但透过这个典型形象，使我们对契诃夫那个时代的本质有了明确的认识。《变色龙》也是一篇文短意丰、言简意深的艺术珍品。小说围绕狗的主人是谁的问题，描写了巡官奥楚蔑洛夫不断变换脸谱、丑态百出的一个十足的马屁精的典型。不难看出，巡宫奥楚蔑洛夫是典型的富有“眼色”的势利眼。他没有是非曲直的标准，一次又一次脸谱的变化，将他那色厉内在、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暴露无遗，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他“根本不是为民办事的巡官，完全是沙皇豢养的一条走狗。”看到俄国人民被这帮丑类所蹂躏，多么让入可悲可憎呀。的确，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这种现实主义特点是很突出的。他的一篇篇作品，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刀剑，直刺向那沙皇社会腐败的心脏！二，三位大师的小说各呈异彩(一)同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不同的具体实践与超越三位大师几乎都是踏着冷静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大道创作的，因而其短篇小说也呈现出很强的写实性。他们在各自的作品中用或冷峻，或嘲讽，或揭露的态度很好得折射、反映了各自国家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历史阶段中的社会风貌和各国人们不同的生存、生活状态。然而仔细品读其三位作家的短篇小说，还是不难发现他们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均是沿着各自的步伐和方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