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叙事艺术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叙事艺术《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是《左传》的第一篇文章[1],也是《古文观止》中选录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文学、史学方面的价值由此也可见一斑。前人对该文已多有论述,但论述的重点都主要集中在文章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分析上,很少论及该文的叙事构思艺术。其实,作者在该文的构思上是颇费了苦心的。该文叙述的是郑国国君郑庄公与他的弟弟共叔段之间政治斗争的历史,若以郑庄公即位(公元前743年)算起,到共叔段出奔共(公元前722年)为止,前后历时有二十二年,其间围绕兄弟斗争的事情何止百件,涉及兄弟斗争的人物何止百人,然而《郑伯克段于鄢》一文却仅描述了六个人物,用字不到千数就把整个事件的始末交代得清清楚楚,把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让人不得不惊叹作者的构思之妙、叙述之精。考察文章的表述会发现,该文的叙事方法是非常独特的,它采用了多个视角进行表述,全文中含有三种不同的叙述视角:一种是作者视角,从史官记录历史的视角叙述事件;一种是人物视角,通过事件中人物的视角呈现事件;另外一种是论者视角,从第三者的视角评述事件。这三种叙事视角的使用,使得整篇文章既有简约精彩的概述,又有曲折生动的细节;既有泼墨挥洒的详述,又有惜字如金的略说;既有复杂动人的情节,又有精彩纷呈的评论。这篇文章是历史传记,它的作者是史官,因此这里的作者视角就既有作者视角的基本特点,又有史官视角的特殊之处。史官和一般的作者一样,从作品创作的角度对全文进行构思和安排,对所有的材料进行剪裁和连接,可以说此时的作者对要表述的内容是全知全能的,他能够对表述内容拥有最大最高的权力。但是作者权力在对历史的记录中又是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因为作者要记录的是客观存在的人物和已经发生的事件,所以作者只能对事件进行剪裁加工,而没有创造人物事件的权力;而且历史写作要求作者以客观实录的方式展示人物事件,所以作者就不能直接表现自己的态度和看法,不但不能有意显露作者的主观情感,而且必须有意识的淡化作者对表述内容的影响,最大限度的减少作者个人因素对历史事件的涉及和干扰,客观地叙述人物和事件,只有“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班固《汉书?司马迁列传》)才能使历史文学作品成为历史的“实录”。比如“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这一段文字中,作者就是纯用白描手法来叙述的,寥寥数语就把郑武公、姜氏、郑庄公、共叔段之间的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并且把人物之间矛盾冲突的起因也明确地揭示了出来,其间只有作者对事件的直接再现,语言简洁概括,几乎看不到作者本人的情感意志。当然,任何作品都是作者创作的产物,它无可避免的必然会带上作家的情感意志,历史文学作品也是一样,虽然作者没有能从文章中直接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但在字里行间,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作者情感的存在,比如“遂恶之”中,一个“遂”字就把武姜对郑庄公的厌恶至极的态度表现了出来,但同时也让人感受到武姜对待儿子的这种态度是多么冷酷,多么不合理。类似这样的表述随处可见,比如“遂姜氏于城颍”中,一个“遂”字就把郑庄公对武姜的怨毒至极的情感表现了出来,但同时让人感到他对待母亲的这种行为又是多么的残忍无情。所以,当作者描述到“遂为母子如初”时,又用一个“遂”字把一出反覆无常、虚伪奸诈的政治丑剧展示了出来。在作者视角统照全篇的前提下,作者似乎有意识地退出了对事件的叙述,而通过事件中的人物自己来呈现历史事件展开叙述。人物视角就是由事件中的人物来呈现事件的发生发展及人物的情感态度。这样作者视角似乎消失了,作者的主观性被人物所取代,似乎作品中的一切情感因素都是人物的而与作者本人无关,一切都是事件中人物的言行情感,未受到作者的干涉打扰。这样的叙事方式所能呈现的事件是有限的,它不具有超越整个事件之外的能力,但它却能非常生动细致地呈现具体事件和事件的局部,并且能把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自然地表现出来。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一段文字中,作者通过郑国大夫祭仲和郑庄公的视角来呈现兄弟斗争事件的发展,从二人的对话中,透露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共叔段使自己的城墙超过了百雉,显露出扩张势力的野心,使兄弟间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以祭仲为代表的人们认为应该对共叔段采取一定的措施;而郑庄公却把话题转移到姜氏身上,表示因为要孝顺武姜只好对共叔段忍让;所以祭仲提出要处置姜氏和共叔段,并认为郑庄公对姜氏过分孝顺,对共叔段过分宠爱;郑庄公强调姜氏和共叔段的灭亡是他们自取,而和他无关。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事件的发展情况,还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对事件的不同反应:祭仲的话语表达了人们对共叔段行为的愤怒,屡次不失时机的对郑庄公进行提醒、劝谏、警示,表现了他作为一个臣属的忠诚,也表现了他对事件的准确分析和把握;相比较之下,郑庄公的话语表现了他作为乱世中的“小霸”所具有的城府之深,心思之细。在《郑伯克段于鄢》中从人物视角的转换来叙事,写得最细腻的是郑庄公释放武姜一段:遂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遂为母子如初。这段文字中,从郑庄公“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中可见其对武姜的怨毒之深,这是从出生就累积下的母子相弃的怨恨,一旦爆发,就会带着难以控制的复仇力量,所以当文章很快接着写郑庄公的“既而悔之”时,其中的“悔”就颇为可疑,郑庄公似乎迅速意识到自己快意报复的行为对自己的政治形象有极大损害,所以想及时弥补自己的失误。然而作者并未妄下断言,而是客观地传递出信息:郑庄公想把武姜释放出来,可是找不到适当的理由。此时颍考叔就毛遂自荐,以“食舍肉”引出郑庄公“尔有母遗,?我独无!”的喟叹,这与其说是郑庄公对自己缺少母亲的遗憾的表白,不如说是对颍考叔意图的试探;而颍考叔顺势又问道“敢问何谓也”,这与其说是颍考叔对事件情况的询问,不如说是对郑庄公决心的试探,因为颍考叔对整个事件早就“闻之”,是特意来“有献于公”的。当二人确认了对方的想法后,颍考叔便和盘托出了计策:“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这显然是个欺世盗名的计策,但这个计策在客观上却掩饰了郑庄公虐待母亲,不忠不孝的事实,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为郑庄公赢得了不计前嫌、宽宏大度、孝敬母亲的名声。颍考叔利用文字游戏和郑庄公的政治权势,策划了一场政治闹剧。作者把郑庄公与颍考叔的谈论非常细致的记录了下来,表面上内容是顺理成章的,二人的言语也极其自然,起承转合配合默契,却能让人感受到其间矫揉造作的痕迹。后来“公入而赋”、“姜出而赋”表现得越是冠冕堂皇而实际上是欲盖弥彰,“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表现的越是热闹欢喜,越是显得做作至极。所以整篇文章该省处极省,惜字如金,“既而悔之”就是如此;然详处又极详,用墨如泼,绘影绘形,如郑庄公与颍考叔谈话一段就是如此。这种通过人物视角展开叙事的方法既展示事件,又把人物性格形象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这是作者视角很难做到的。除了作者视角、人物视角之外,《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还使用了一种特殊的叙事视角,姑且称之为“论者视角”。作者视角和人物视角从本质上说主要是再现事件情况的,事件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并不能直接地陈述出来,而论者视角就是评论者直接地对所陈述的事件加以评论,对事件中所蕴含的思想加以明确揭示。同时,论者视角是超越于整个事件之外的视角,它并不在事件中出现,也没有具体的形象,仅仅是以第三者的方式对事件发表一定的看法、见解。《郑伯克段于鄢》里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也。这段文字就是通常所说的“解经语”,即有人对《春秋经》中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这句话的解释:论者从道德伦理上对共叔段的评价是“不弟”,而对郑庄公的评价是“失教”;论者从政治上评价郑庄公和共叔段又势如“二君”,势不两立;要从整体上对郑庄公、共叔段的行为道德进行定性的评判,论者认为是困难的。所以从中可以看出论者对郑庄公既有批评又有讥刺,对共叔段也是批评的。这里没有说评论者是谁,实际上,当人们把《郑伯克段于鄢》当做文学作品阅读时,没必要弄清楚评论者到底是谁,他可以是作者,也可以是另外的人。但是这段评论却是弥补了文章中缺少评论的不足,为人们理解这篇文章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观点。在文章结尾还有一段评论性的文字: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谓乎。同样的,这段文字中评论者“君子”是谁人们并不知道,也不必知道。这里只是提供了一种对郑庄公和颍考叔的评论,从字面的意思看,论者对郑庄公和颍考叔的行为是充满褒奖赞美,认为他们的道德仁孝是可以流芳百世的。所以杜预在给这段文字做注时就解释道:“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谓‘永锡尔类’。诗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论之,不以文害意”[3]。可以说,这两段评论有许多不同之处,表现了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这种论者视角的使用深化了文章对事件的表述,增加了文章的理性色彩,丰富了文章内容,被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太史公曰”的方式较好的继承了下来。综观《郑伯克段于鄢》,全文叙事角度灵活多样,作者对多种叙事视角转换的使用已经是驾轻就熟。所以清代学者章学诚云:“离合变化,奇正相生,如孙吴用兵,扁仓用药,神妙不测,几于华工,其法莫不备于《左传》”。对《左传》的叙事艺术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注释:[1]蒋冀骋点校.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11月第1、2页.[2]班固著吕祖谦编纂.汉书详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9月第339页.[3]左丘明撰杜预集解.左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第10页.参考文献:1左丘明撰杜预集解《左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版2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词典编纂中心编《古文观止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3郭丹著《左传国策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4赵伯雄著《春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版5何新文著《左传人物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6李梦生撰《左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注:本文为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教学改革重点项目《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探讨》(项目编号:A-03-2)的阶段成果之一。彭新有,男,云南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