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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1我的第一份工作汽车清洁工[1]我从父母那儿获得了很强的工作道德观。他们俩都经历过大萧条时期，对不是按常规工作的人感到难以理解。我曾经告诉我妈妈，西尔堆斯特·史泰龙工作10周挣1200万美元，“那他在一年其余的日子里干什么呢?”她问。[2]我把父母的工作道德观带入了我在故乡马萨诸塞州安多佛镇附近的威尔明顿镇福特汽车专营店干的第一份工作。那时我16岁，学期当中我干活干到五、六点，暑假期间则每天干12个小时。我干的是汽车清洁小工的活儿，也就是清洗，抛光等事，并确保纸地板垫的位置合适。还有一项职责是在夜里将汽车轮毂盖取下来以免被偷，第二天再还回原处。这是一项很费劲的工作，因为我们有占大约7英亩地的汽车。[3]一天，我抱着一大捧毂盖转过一个角落，几乎与我们新任总经理撞了个满怀。我吓了一跳，结果把毂盖全掉在了地上。他当场就解雇了我。[4]我羞愧万分，不愿让父母知道这件事。大约有两周的时间，我每天都忙到晚上，然后我会回家说工作干得很愉快。[5]走投无路之下，我写了一封信给亨利·福特二世，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我说我们家是福特车的忠实用户，并说我长大成年后打算买一辆野马车。最后，汽车专卖店的店主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不知道你在底特律认识谁，”他说，“但如果你还想要回你原来的工作的话，这工作就归你了。”[6]后来在大学期间，我想在一家劳斯菜斯(罗尔斯—罗伊斯)的专营店干活，但店主说他们不缺人。即便如此，我还是开始在那儿清洗汽车。当店主注意到我时，我说我会一直干到他雇我。最后他真雇了我。[7]成功需要毅力。态度也很重要。我从不认为我那时比其他任何人强，但我一直相信我当时干的活别人都赶不上。出纳员[1]第一次与我祖母坐在她位于曼哈顿的药店的现金出纳机后时，我l0岁。不久之后，她就让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很快我就知道了礼貌对待顾客以及说“谢谢”的重要性。[2]起初我的报酬是糖果，后来我每小时得到50美分。每天放学后我都工作，暑假、周末和假期则从上午8点干到下午7点。我父亲帮我在银行立了一个账户。看着存款数增加比我当时本可以买到的任何东西都更让我满足。[3]祖母是一位严厉的监工，从不给我任何特殊照顾。她像鹰一样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不过却放手让我应付象在午餐高峰时干活这样压力很大的场面。她的信任教会了我如何对待责任。[4]等我到了12岁时，她认为我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因此提拔我去卖化妆品。我培养出了直视顾客眼睛的能力，尽管我只是个孩子，妇女们会问我“你认为我试用哪种颜色?”之类的问题，我发自内心地关心她们的问题，井能理解她们的愿望，给她们出些该如何化妆的点子。结果创下了化妆品销售量的最好成绩。[5]这项工作教给了我宝贵的一课：要做成功的销售者，你不必是一位火箭科学察——你需要的是当一个令人满意的倾听者。今天我仍牢记着这一课：聆听顾客的倾诉。只不过他们不再是从我这儿买化妆品的妇女，而是些孩子们，他们对我说他们喜欢哪些设计和开发出来的玩具。Unit2网络经济的明天当我们步入新世纪的时候，人类社会正开始由工业经济向知识型经济转型。具体地说，经济中信息的应用主要是反映在通讯的网络化，也就是所谓的网络经济。该网络就是指由卫星、光纤和电话线路将世界各个角落连接在一起的电脑网络。只要用鼠标点击一下，在地球另一端的信息马上就会以每秒钟绕地球七周半的惊人速度传输到你的电脑屏幕上。网络化大致可分成两个方面:其一是企业与客户之间的网络化。另外一个则是企业间的网络化，或者是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网络化。网上购物就属于第一个方面。从长远来看，网上购物仅仅是低层次的网络化，未必会成为最重要的趋向。毕竟大多数商品并不适合于网上购物。此外，如果大家都在上网购物，那么成千上万的购物中心该怎么办呢？所以说，网络化的第二个方面将更加重要。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商务联络。媒体曾报道过世界各地的医生利用国际互联网进行即时会诊。这些才是高层次网络化的初期例子。有人预测，电脑和网络技术新的互动将会对未来工业产生巨大的影响。电子商务的惊人威力会使贸易发生激动人心的巨变，彪马体育用品公司在1992年已濒临破产。1993年起，彪马公司开始把生产、原材料供应和销售等各分部分散到全世界80个电脑联网企业。结果业绩斐然。彪马从一只病猫变成一头真正的猛兽。其原因就是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电子网络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规划、信息收集以及数据交换的效率。由于业务迅速合理化，生产数量得到了提高，而同时成本也随之降低。电子商务的发展很可能会把世界带进一个“电子货币”的崭新时代。电子货币的出现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目前欧美和亚洲的发达地区都已经开始了对电子货币可行性的研究。电子货币不单指钱币，而是泛指网上一个完整的金融系统。它包括一种虚拟的数字钱币、一套电子出纳转账借贷系统以及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智能卡（电了钱包)。电子货币系统的出现意味着“虚拟银行”和“虚拟企业”的出现。其实，这种虚拟银行的雏形早在1995年就已经在美国出现，它的名称是“安全第一网络银行”，堪称世界第一家国际互联网银行。虽然它只是一家微不足道的银行，但是它却代表了未来的趋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许真的不得不告别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纸币。当网络化高速地推动经济的时候，经济也反过来促进网络市场的发展。其结果是国际互联网本身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当然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尽管在国际互联网市场上投资的许多公司都赚了大钱，但它们通常是一些小公司，如雅虎之类。迄今为止，多数公司还是赔钱的。网络化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将会造就大批的自由职业者，从而将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知识型经济的时代，科技领域的竞争也会变得更激烈。这必定会促进更大(甚至是全球范围内)更卓有成效的合作，以保持竞争力。全球网络化的高效率研究及开发工作是中小型企业联合起来打破“巨人”垄断的极好条件。Unit3保护我们的地球尽管科学研究进行了几十年，但仍然没有人知道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究竟有多大。人类被认为应该为一系列环境问题负责：从全球温度上升到臭氧大大减少。然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人类正对地球上的动、植物的生活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目前，估计每年大约有5万物种绝迹。牛津大学的地理学家尼克•密德尔顿博士说道，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它对所有生物的影响将可能是深远的。“所有物种都以某种方式互相依赖以生存。因此危险就在于，如果你从这个互相联系的非常复杂的网络上除掉一个物种，你很难预料这对生态系统造成的连锁影响。所以，如果你失去了一个重要物种，那也许会引起大量其他物种的绝迹。”麻烦的是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明显的解决办法。和全球气温上升以及臭氧大大减少这些问题不一样，如果政府进行干预，这两种情况可以通过减少废气的排放得以减弱，而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却依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最新的想法是“可待续管理”，这就是说，如果人类能使每一物种有足够的个体存活下来，从而确保该物种得以延续其生存，那么人类才能从动、植物物种中获益。人们把可持续管理视为一种保护物种使之免于绝迹的实用而又经济的办法。这种办法使当地人们可以为了经济上的原因而去保护动、植物，而不是依靠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奏效的那些反非法偷猎的规章制度。例如，在津巴布韦就有可持续管理项目来保护大象。外国游客为娱乐猎杀这些动物要付高额费用，这些钱随后要交给射猎活动地区的居民。可以预测，由于牵涉到当地居民的经济利益，他们会受到激励去保护大象而不是去非法偷猎或允许其他人去偷猎大象。这听起来像是一项明智的策略，但它能否起作用还有待于观察。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腐败，一些观察家对这些钱财实际上能否到达应该接受这笔财物的人们手中表示怀疑。而另一些人则想知道当地居民在制止非法偷猎者方面究竟有多大效果。当涉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地区，如世界热带森林时，可持续管理是否仍然切实可行，人们也有一些疑问。理论上讲，原则应该和处理大象一样——允许伐木公司砍伐一定量的树木，但这个量不应该多到会完全摧毁整个森林的程度。森林的可持续管理既需要投资种植新树以取代被砍伐的树木，也需要对被砍伐树木的数量进行控制。由于几乎所有的热带森林都位于那些迫切需要从伐木中得到收入的国家，因此在那里很少有规章制度和奖励措施来控制伐木数量及鼓励种植新树。事实上，对伐木者来说，最明智最合算的办法是尽快砍伐尽可能多的树木。原因之一是热带森林的大多数商业树种的价格平稳少变。一般来讲，价格每年至多增加4%到5%。试将这个递增率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做一比较:在这些地区，投资者每年一般有15%或更多的回报率，有时为零回报。显然推迟砍伐从经济上来说是不明智的。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只认可来自于可持续管理森林的木材。理论上讲，消费者只能购买这些获得认可的木材。这将迫使伐木公司开始保护“绿色”，否则将无生意可做。遗憾的是那种不加限制的砍伐所带来的收益要丰厚得多，以至于从接受管理的森林产出的木材价格要高出5倍多——这种增长，消费者是不大可能接受的，无论他们是多么积极的“绿色”保护者。基于这些原因，热带森林的可持续管理在近期是不太可能推广的。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据估计。这些森林拥有地球上50%到90%的动、植物物种。例如，在一次有关秘鲁雨林的5平方公里的调查中，科学家计算出有1300种蝴蝶和600种鸟类。而在整个美国大陆，却只记录有400种蝴蝶和700种鸟类。科学家诺曼•迈尔斯教授把这种情形看做是“我们正对地球进行的一次巨大的实验”。“我们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这实验搞得一团糟的话，我们也不能搬到另一座星球上去。这是一次唯一星球的唯一实验。”Unit4道歉的时机在整个历史上，说对不起并不是让政治和宗教领袖感觉舒服的一件事。一些人把说对不起看作是软弱的象征；另一些人认为说对不起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容易犯错误的—这一点是宗教机构特别小心加以回避的。但随着政治体制变得更加精密复杂，政府和教会是无懈可击的观点已越来越难以站得住脚。一些身居要职的人对此的反应是站起来为过去的错误道歉。这个潮流是从1995年才真正开始的。当时英国女工承认当新西兰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时，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曾遭到英国人的羞辱。从这以后、以涓涓细流开始的道歉就变成道歉的滔滔洪水。仅去年一年，就有三个世界最权威的国家道了歉。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为本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在美国黑人身上进行医学实验而道歉；英国首相托里•布莱尔为上一世纪英国在爱尔兰因土豆枯萎而引发的饥荒中没有帮助受灾的饥民而道歉，这次饥荒使一百多.万人丧生；法国天主教的主教们为他们的前任在二战中的表现而道歉。但为什么政府首脑感觉有道歉的必要，并且为什么现在才有这种感觉呢?原因之一是与最近的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有关。3年前，世界各国政府想以行动来纪念这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但二战的战胜国发现简单地庆贺胜利已不再合适。许多政治领袖，和他们的国民一样，属于战后的一代，他们现在认为那次战争并不是简单的正义战胜邪恶的战争。并且，时间的流逝抹去了很多当时的宣传色彩。取而代之的是，近期被销密的文件显示战胜方的许多人不是获得了利益，就是对战争所造成的灾难视而不见。结果，二战50周年的庆祝活动强调了重铸和解以及永远不使二战中的暴行和苦难重演的愿望。但在这些普遍的良好愿望中，还有在二战中经受过如大屠杀暴行和军事占领暴行的极少数幸存者要求承认他们的个人伤害，并要求加以赔偿。重新审视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只是道歉现象的原因之一，其他一些政府，尤其是美国，也已意识到如果他们想要求其他国家有高标准的道德行为，他们只有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才能做到这一点。支撑这些道歉的并不仅仅是良心的发现，也不仅仅是压力群体的要求。一个恰逢其时的道歉对抬高首脑人物的公众形象是很有帮助的。在20世纪90年代，体贴和富于情感的领袖人物要比骄傲和武断的领袖人物赢得更多的选票。然而，玩用道歉来赢得公众关系的游戏是危险的，这一点一些政治家已亲身体会到了。瑞士政府仍然还在试图纠偏一场公共关系带来的灾难，其原因在于他们对瑞士在本世纪30和40年代与纳粹分子的交往所作的道歉是有失公允的。但在英国，托尼•布莱尔通过对爱尔兰士豆饥荒的道歉却获得了另一种政治上的利益。他的道歉有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