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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我国发展的必谈之题——读《新人口论》作为拥有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发展，都与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要研究中国的未来发展问题，就必然要对我国的人口做一番细致的研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刚刚结束解放战争，迎来新中国的成立。多年的战争使国家损失了大量财富，人民也经受了身体和心灵的伤害，但在这样百废待兴的情境下，西方势力仍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和军事威胁，国际形势不容乐观。反观我国，虽然八年抗战和三年国内战争使我国损失了不少人口，但受长期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多子多福的思想根深蒂固，我国人口还是达到了4亿之多。但人口多并不意味着发展就有优势，我们想要学习“老大哥”苏联，想吸收先进的制度和技术让国家发展起来，这么多人口显然成为了一个大包袱，更何况还是多少年农业社会传承下以农民为主体的素质并不高的人口。这样的情况下，北大教授马寅初率先发现了问题并经过实地调研得出了结论，这样的结论在今天看来依然经得起推敲。马寅初先生的落脚点在农民，旨在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这使得他的观点在本质上有别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认为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是错误的。这点我们可以以德国为例，教育的发展，知识的增加使德国人口增长率逐步下降，而科技的发展却使生产率提高，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反倒呈现了与理论相反的效果。最关键的是，马尔萨斯在本质上有维护资本主义的嫌疑，工业革命后，在资本主义的压榨下，许多底层人民生活艰辛，人口增加是客观原因但绝非根本原因。马尔萨斯则是在强调贫困市人民自己造成的，是人口繁殖过多造成的，这当然违背了客观现实。马寅初则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正确看待了农民是我国人口的主体，号召提高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他看来，我国人口控制势在必行，归纳大概有以下原因：一．和谐社会的需要。这主要考虑到农民的态度问题。建国后，我国对农业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分土地、免交粮、增加投入、改良技术、五保制等等，为农民提供了很多便利。但如果放任人口泛滥，人均土地减少，人均粮食必然随之减少，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困难户，如果这样，农民就感觉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何在，归属感拥护感减弱，那新中国对农民的种种照顾就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恩德就可能转化为不满，这样就不利于社会稳定。二.加速积累资金的需要。只有加速积累资金，才能为扩大生产和再生产提供物质基础，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而积累资金最快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众所周知一个工人所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一个农民，在生产效率上同样高于农民，这就是说要加速发展工业。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工业化、机械化并不需要太多人力，倘若人口过多，就必然要给剩下的大量人口安排工作岗位，那就是一些中小型企业了，而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大工业，这就给发展造成了困扰，给积累资金造成了阻碍。况且人口占用了相当多的耕地种植粮食，没有更多的土地用来给工业种植经济作物，在为轻工业发展造成困扰的同时直接影响了下一个部门——重工业。而且在人口过多的情况下，资金大部分被拿来消费，也使得资金积累缓慢。三.促进科学发展的需要。新中国刚刚成立，长期封建社会和闭关锁国使我国在科技上已经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时代发展的今天，科技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人民的科技素质本来就不高，过多的人口又必然产生许多矛盾要解决，这就会削弱国家在其他方面的投入精力。如果人口数量能得到控制，资金积累达到正常水平，国家就可以抽出身来从宏观的角度对社会进行整体把握，就少了很多顾虑，可以按需要分配资金，使社会生产各部门协调运作，才能实现平衡发展的原则。另一方面，人口数量的控制为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可能。人民可能有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人口素质将有更大的提升空间，这就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四.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这是站在现在的角度概括出的。在当时那样以农民占大多数的情况下，人口得到控制就能使更多农民分到更多土地，从而拥有更多粮食，最终减少甚至消灭贫农。这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体现了现在社会公平的原则。在具体阐述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原因后，马寅初先生提出了几点建议，即实行人口动态统计和计划生育。有人认为动态统计做起来费时费力，但我觉得其实动态统计不需要像人口普查那样广泛而细致，只要在地方设立对口的机构，能随时监控和掌握人口数量的大致变化和大致走向即可，以便为国家发展计划提供实时的参考。至于计划生育更是具有先进性，这里包括晚婚晚育和优生优育。当时马寅初先生已经意识到不能任由人口发展下去，要进行控制。当时他认为二胎是最合适，这在今天看来非常正确。如果当时能采纳马寅初先生的建议，我国人口也不会出现三次人口大高峰以至于后来紧急采取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为现在的人口研究带来诸多困扰，“四二一家庭”、“失独”、独生子女心理等问题都是当时的政策延续下衍生出来的。只有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才能将人口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除此之外，马先生还提到了文化技术下乡，旨在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提到使工厂与合作社合营，使农民生产成本降低，使地方群众力量能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地方工厂能因地制宜的为农村经济服务，这使我联想到如今的农村集体经济，按劳动者人数平均分配，共同所有，既为农民带来便利，很大程度上又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得不说是很有前瞻性的提议。在整体上我对马寅初先生的观点是支持的，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有了局限性，有了一些质疑。首先是马寅初先生谈到由于在教育等支出方面人口对国家的依赖甚至大于对家庭的依赖，所以国家有权利对人口数量进行干预。且不说在人权方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属于自己的，如今九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只覆盖了部分地区，大量私立学校的出现使家长成为学费的主要承担者而并非国家，而且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也不在义务范围，所以从现在看来这一说法似乎不太合适。其次，在我国发展矛盾方面，马寅初先生说人民公社制度是最先进的制度，其组织形式最完善，所以是生产力发展赶不上生产关系。这样在如今看来让人啼笑皆非的论述实在要和当时的政治背景相联系，在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这种虚假浮夸风也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了学术领域，使其主动或被动地错估了实情。在今天看来，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且社会运行客观规律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又怎么会出现生产关系优越于生产力的情况呢，这足以说明大跃进是严重偏离客观规律的，是不科学的，是对当时的一批人造成了误导的。总体来说，马寅初先生的见解极具时代性和前瞻性，可惜在成型初期得不到领导人的实质支持，直到两年后即1957年才见报，又过了很多年才被人认同，使我国很可惜的错过了一些改善人口状况的机会。不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马寅初先生详细而深刻的解答，对我们今后的人口发展方向也必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