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Week3HistoryoftranslationinChinaHistoryoftranslationinChina1陈福康编著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是按照中国历史的分期来划分的，即把中国翻译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部分：古代翻译史起于先秦时有关翻译的零星论述，至清干隆初年《番清说》为止东汉至宋代的佛经翻译古代佛经翻译的四个阶段明清的宗教、科技翻译近代翻译史起于鸦片战争止于“五四”运动现代翻译史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代翻译史则从建国后至今古代翻译史远在原始社会，各氏族或部族之间，就应该有双语人或多语人的翻译活动，然而已无文献可查。在夏、商两代，现存的史料记载也很简单。如《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有下列记载：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于夷”、“方夷”与夏、商王族并非同一部族，语言有殊，遣使“来宾”，必然需要翻译，否则无法进行活动。只有到了周王朝，才留下翻译机构和译员职称的记载，见《周记》和《礼记》。古代翻译史周王朝以及后面的各个政权都设置了配有翻译人员的外事机构。周：大行人下属的象胥秦：典客和典属国两汉：大鸿胪和尚书主客曹魏晋南北朝和隋：大鸿胪或鸿胪寺和主客司唐：鸿胪寺、客省和礼部主客郎中宋：鸿胪寺、中书省和礼部主客郎中元：礼部下属的会同馆明：鸿胪寺和礼部下属的主客清史司清：鸿胪寺、理藩院和礼部下属的会同四译馆以及后来改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民国及现在：外交部，配有译员古代翻译史我国翻译史上有文本的笔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印度佛经的翻译。因此一直到东汉桓帝建和二年，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口译阶段。从公元148年至今应是口笔译并行的阶段。从东汉末至北宋初的佛经翻译，将近千年，其时间之长，可以视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特色。古代翻译史佛经翻译是古代印度文化郁中华固有文化之间的互补性的平等交流。虽有抵触但最终融合，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原因：1.印度佛教在传入时即依附和迎合本土文化2.印度佛教本身也具有郁中华文化相近或相通的因素，而且包含可以补充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定内容古代翻译史从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的佛经翻译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是草创期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是发展时期第三阶段在唐朝，是全盛时期第四阶段在北宋，是基本结束时期古代翻译史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公元148-316年）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最早的译家有两个：安清，字世高，西域安息人，原是安息王国太子。从公元148年到172年（灵帝建宁五年），20年间译出有关止观法门的种种经论。支娄迦谶（chen)，简名支谶，西域月支人。他通晓华语，到灵帝中平年（184-189年）为止，“传译梵文”，译出若干部佛经。古代翻译史但在当时，以上译者的译作都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原因：汉代的佛教始终被视为当时社会上所盛行的神仙方术迷信的一种。汉代人对佛教的理解，可以说就是道术，他们总是把“浮屠”和“老子”并称。古代翻译史这一段时期佛经翻译的特点有四：第一，翻译佛经的主要力量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而以汉族知识分子僧徒为辅助力量。此时期的翻译尚未得到政府的支持，而是在民间信徒们的自主下分散进行的。第二，古代印度佛经原无写本，之是师徒口耳相传，所以早期翻译佛经，全凭口授，即由外僧背诵某一经，由一人口译成汉语，叫做“传言”或“度语”，另一人或数人“笔受”，即录成汉字，再进行修饰。古代翻译史第三，从翻译方法来说，犹豫当时处于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译经僧侣对佛经经典抱有虔敬的态度，惴惴然唯恐违背经旨；另一方面经验不足，语言学知识贫乏，不懂得重视于原文的条件，是要合乎译文语言的全民规范，因此一般都采用直译法。佛经是外来唯心主义神学，大搞唯心主义哲学的中国统治阶级与之一拍即合，是乐于加以利用的。古代翻译史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公元317-617年）翻译由私译转为官译；隋朝，上林园里设置了翻经馆。东晋前秦时朝廷设置了译场，由高僧释道安（313-385）为译场主持。在他的监译下翻译了《四阿含》、《阿毗昙》等。后秦时则请印度高僧鸠摩罗什来中国译经。古代翻译史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苻坚和姚兴开始组织译场，选拔大批人才参加翻译活动，由前一阶段的私译转入官译，由个人翻译转入集体翻译。第二，此阶段的翻译原本往往不止一种，这就便于相互校勘，使译文更为正确。第三，在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研究上，这阶段也有所发现，有所进步。第四，这一阶段南北朝两方统治者都把佛教作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因此佛教在南北两方都得到发展。古代翻译史第三阶段在唐朝（公元618-906年）主要译者多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加上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这一阶段的译经活动达到顶峰，出现了玄奘、不空、义净等著名的僧人译经家。伴随着佛经的翻译入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对我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的医学、天文、算术乃至语言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古代翻译史印度学者柏乐天和我国学者曾著文指出玄奘运用了六种翻译技巧：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古代翻译史从晋到唐，传入中国的佛教小乘有、空两宗，逐渐寂灭。在我国流行的乃是佛教大乘。南北朝以后，大乘的三论宗、净土宗、禅宗（分北宗与南宗两派）、法相宗、密宗及律宗相继成立，中国僧徒还自创天台宗和华严宗。武宗灭佛以后，译经事业日渐凋残。古代翻译史第四阶段在北宋（公元954-1111年）五代时，周世宗因寺院和皇族争夺劳动人口，曾下令废除寺院，禁度僧尼，佛教稍受打击。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一反周的政策，修废寺，造佛像，印大藏经，佛教又兴盛起来。古代翻译史从佛经翻译开始，翻译家们就开始总结实践经验，探索翻译规律。支谦突破了以往的直译法，开始追求文字的典雅；在最早的《法句经序》中已初见“信达雅”的端倪。道安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主张直译，译文不增不减，只是在词序上作些调整彦琮在其论着《辩正论》中提出了翻译要例“十条”和对译者的要求“八备”；鸠摩罗什开始提倡意译，常对原文加以改动，以适应中国的文体慧远等人则对译文的风格和文体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并为译经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赞宁提出译经的“六例”这些论述奠定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初步基础。古代翻译史中国翻译史上有“译经三大家”的说法，指的是：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鸠摩罗什（344-413）：东晋后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和《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评论说，鸠摩罗什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说明在译文中仍然可见原作之神情。鸠摩罗什的译文为我国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真谛：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应梁武王之聘来到中国，译经达49部，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甚大。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称唐僧。贞观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规模的译场，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335卷。此外，他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唐代之后，译经在中国虽不曾中断，但规模均无法与唐代的盛况相比。古代翻译史佛经翻译的影响：自佛经输入后，印度佛教的唯心主义哲学逐步和中国原有老庄玄学相结合，到南北朝时，这种唯心主义思潮发展到极盛阶段。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书里，对帝王相貌的描写往往是“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等，这种描写是受佛经影响，造成神秘莫测的印象，增加自己身份，是百姓臣服。古代翻译史从语言方面说，大量佛教词汇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如菩萨，阎罗王，世界，五体投地，因缘，果报等。如“劫”，全译音是“劫波”，是印度深化里一个极长时期的名称。据说，1680万年为一小劫，合20小劫为一中劫，合4中劫为一大劫。每劫末尾，一切都要毁灭，所以汉语里有“在劫难逃”的说法。古代翻译史“魔鬼”一词的“魔”字，是佛经中的一个恶神的名字。据说释迦牟尼快要得道的时候，魔派遣他的女儿去引诱如来，如来不为所动，他又带兵来威胁，结果也失败了。“魔”原译“磨”，是梁武帝把“石”改为“鬼”的。“如是我闻”在语法解构上受了梵语的影响，颠倒了。古代翻译史明末清初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主要内容是基督教义、古希腊哲学以及17世纪自然科学的若干新发现。基督教义，虽在唐代（景教）和元代（天主教）两次传入，但昙花一现，影响不大。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奉教廷之命到中国来，人数多，译著丰富，传播地域广阔，都比前两次强。不可避免引起两种文化的冲突。古代翻译史明清两代兴起的“教案”就是证据。排斥传教士的杨光先甚至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不得已》）。虽然有皈依天主教的有识之士，但是对宗教的热情并不太高科学家徐光启曾有意用基督教义来“补儒易佛”，但他们所热衷于学习和研究的是传教士引进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论，目的是把科学从理学梦寐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试图”以会通求超胜“，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局限在上层的少数有识之士的圈子里，没有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只能算一个序幕。古代翻译史在此次西学翻译中，也有翻译家总结翻译规律。徐光启“会通超胜”李之藻“真实、奥义”古代翻译史李之藻(1565—1630)，明代科学家。字振之，一字我存，号凉庵居士，又号凉庵逸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南京工部员外郎。二十九年从传教士利玛窦习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三十一年任福建学政。三十三年以工部分司之职赴山东张秋治河。三十六年任开州(今河北濮阳)知州，兴水利，治州城。用西洋算法查核隐匿钱谷之弊，政绩斐然。三十八年入天主教。翌年丁父懮回籍。四十一年改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上疏请译西洋历法。四十三年迁高邮制使，治南河﹐成绩显著。天启元年(1621)清军陷辽沈，以徐光启荐，任光禄寺少卿兼工部都水清吏司事，上疏力主仿制西洋铳炮，以固防务。三年二月遭劾，以太仆寺少卿调任南京，寻罢官回籍。从事译述。崇祯二年(1629)新设历局以修正历法，得起复。次年六月到局视事，旋病卒于任所。李之藻学识渊博，娴于历算。“晓畅兵法﹐精于泰西之学”﹐与徐光启齐名。万历四十一年与利玛窦合作编译的《同文算指》(八卷)，是中国编译西方数学的最早著作﹐在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所译《名理探》一书是名学中的最早译本。他还协助徐光启修订《大统历》，并编撰《崇祯历法》。著作主要有《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等，均收在自辑的《天学初函》五十二卷中。古代翻译史明末科学翻译活动启动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触。明末科学翻译是中国少数有识之士企图冲破长期封建保守与夜郎自大的氛围，自觉睁眼看世界之始，不仅与西方传教士热衷传教的翻译目的不同，还不断面临保守官吏顽强的阻力。由于朝廷支持不够，译人不足，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尚未形成，致使当时已传入我国的一大批西方书籍未能得到译传，使我国错过了一次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极好机会。严格地说清初的科学翻译活动主要是围绕康熙皇帝的个人兴趣开展的。他利用传教士翻译了少量关于天文装置、历表及地理、数学等书籍。但这些译稿仅束之内廷高阁，对民间丝毫未产生影响。清初中国翻译唯一有影响者是薛凤祚。他与传教士穆尼阁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对数、天文和三角方面的书籍，使这些知识在民间得以及时传播。近代翻译史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著名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翻译的论述。他提出有三类书籍急需翻译，并指出“需要择其善者译之“。此外，他在总结了当时译文中常见的不足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