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摘要：在国家积极推动建设“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03-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和东道国基础设施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关系；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企业倾向于对自然资源丰富且制度环境较好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同时通过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亚洲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积极的影响，而欧洲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及技术禀赋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影响因素一、引言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在出访东盟国家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即“一带一路”。由此“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初步形成。“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在推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基础上全面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经贸合作，即通过“互联互通”达到共赢。“一带一路”战略是新时期中国面向未来经济发展所做出的战略性安排，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和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一次理念和行动上的转型。“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0多个国家①，涵盖30多亿人口，GDP规模接近13万亿美元，市场潜力巨大，自然资源丰富，与中国经济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开展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业务提供了契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相关政策的落实，可以预见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将会大幅度增长。在中国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同时，一个紧迫而重要的问题摆在面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及中国企业如何规避东道国的投资风险？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利于降低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提高投资效率，而且还有助于完善中国①截止目前，对于“一带一路”区域的范围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目前一般认为“一带一路”涉及63个国家和地区：东南亚11国：东帝汶、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南亚8国：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阿富汗、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西亚北非14国：伊朗、叙利亚、约旦、以色列、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伊朗、叙利亚、约旦、以色列、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埃及、土耳其、沙特、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巴林；中亚5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中欧16国：波兰、黑山、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东欧7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亚美尼亚；东亚1国：蒙古对外投资的理论体系。然而目前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研究较少，并且主要是从现象描述的角度进行研究。比如：王勇中、李曦晨（2015）从区域分布、行业结构、企业类型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直接投资、承接大型工程业务和投资失败项目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评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郑蕾、刘志高（2015）在分析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空间格局和行业分布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面临的挑战。所以本文将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特征与研究假设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2003~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度直接投资额由2亿美元增至13.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60%，远高于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也由134亿美元增至720.2亿美元，增长5.37倍。同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占中国对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的比重也分别由2003年7.1%和4.04%的攀升到2013年的12.4%和10.90%。尽管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从区域来看，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较多，而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较少。截止2013年底，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规模已达720.2亿美元，其中东南亚地区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达356.8亿美元，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额的比重达49.54%，中东欧地区（不包括俄罗斯）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为19.76亿美元，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额的比重不足3%。从国家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蒙古等国家。截止2013年底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布是新加坡（147.51亿美元）、俄罗斯（75.82亿美元）、哈萨克斯坦（69.57亿美元）、印度尼西亚（46.57亿美元）、缅甸（35.7亿美元）、蒙古（33.54亿美元）、伊朗（28.51亿美元）、柬埔寨28.49亿美元）、老挝（27.71亿美元）、泰国（24.72亿美元）。这10个国家吸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量总额的70%。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状况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具有以下特征：（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距离中国较近的国家。距离中国较近的国家吸引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较多，比如蒙古、俄罗斯、缅甸等。距离中国较远的国家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较少，比如阿尔及利亚、斯洛文尼亚等国。（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位居前10位的国家中除新加坡外，其他9个国家均是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聚在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国家。中国重点投资的国家中像缅甸、老挝、蒙古、柬埔寨等国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根据2013年世界银行公布的物流绩效指数来看，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位居前10位的国家中除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外其他7国的物流绩效指数均低于2.91①。而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较少的国家的物流绩效指数的得分则相等较高，比如捷克、巴林、以色列等。（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一带一路”地区发展中国家居多，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政局不稳定、经济政策多变，投资风险较高。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治理指数来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重点投资的国家中除新加坡外其他国家的政府治理指数的得分相对较低。根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特征，本文作出以下假设：假设1：中国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与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规模呈反比。假设2：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有着积极的影响。假设3：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与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规模呈负相关关系。假设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对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进行投资。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一）模型构建基于上文的研究假设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来实证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OFDIit=β0+β1Disti+β2NRit+β3Infit+β4Instit+θ∑Controlit+εit(1)OFDIit=β0+β1Disti+β2NRit+β3Infit+β4Instit+β5NRit*Instit+θ∑Controlit+εit(2)其中，OFDIit表示在t年中国对东道国i的直接投资；Disti表示中国与东道国i的地理距离；NRit表示在t年东道国i的自然资源禀赋状况；Infit表示在t年东道国i的基础设施状况；Instit表示在t年东道国i的制度质量状况；NRit*Instit表示自然资源禀赋与制度环境的交叉项；Controlit表示控制变量，为了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更好的揭示关键变量对中国对“一①物流绩效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5，1代表很低，5代表很高。2013年全球物流绩效指数的平均值为2.91。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本文还加入了一些被认为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选择投资目的地有重要影响的变量，它包括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技术禀赋、外资政策、宏观经济风险、双边贸易及双边汇率等，分别用GDP、Wage、Patent、FDIP、Trade、EXR表示；β0为常数项；β1、β2、β3、β4、β5、θ表示待估参数；εit表示误差项。（二）变量选取1、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尽管目前反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有流量和存量两种，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的投资流量数据存在大量的缺失现象，如果采用流量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可能产生较大的误差，因此本文借鉴DesbordsandVicard（2007）等人的作法采用存量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2、关键解释变量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本文重点关注地理距离、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制度环境等因素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1）地理距离变量本文选取北京与东道国首都的距离作为中国与东道国地理距离的代理变量。（2）自然资源禀赋变量本文选取东道国出口燃料、金属、矿石产品①占东道国商品出口总额的份额作为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的代理变量，来衡量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程度。（3）基础设施变量本文采用人均耗电量作为东道国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4）制度变量本文借鉴Mina(2009)的作法选择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标中的法治状况作为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代理变量来衡量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其取值范围为-2.5～2.5，取值越大表示法治状况越好。3、控制变量同时本文在借鉴Chakrabarti（2001）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选择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技术禀赋、外资政策、宏观经济风险、双边贸易、双边汇率作为控制变量。（1）东道国的市场规模①燃料包含SITCsection3(mineralfuels)；金属和矿石主要包含SITCdivisions27，28and68(nonferrousmetals)在其他条件相同或不变的条件下，企业倾向于对市场规模较大国家（地区）进行投资建厂。因为运输成本和企业规模效应的客观存在，企业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地区）进行投资以便于企业获得规模效益和靠近较大消费市场带来的利益（Markusen,2002），即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FDI有着积极的影响。所以本文预期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本文用东道国的GDP作为东道国市场规模变量的代理变量。东道国的GDP用2005年不变美元价格来统计，单位为10亿美元。（2）劳动力成本一般认为劳动力成本越低越有利于企业利润的实现。随着中国工人工资的大幅度增长，一些企业已经把加工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南亚及中亚国家，比如富士康把在大陆的部分生产线已经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国家。因而本文预期劳动力成本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负相关关系。本文用东道国人均GDP与中国人均GDP的比值作为东道国劳动力成本的代理变量。人均GDP用2005年不变美元价格来统计，单位美元。（3）技术禀赋技术优势既是跨国企业实施海外投资的主要优势，同时海外投资也是跨国企业获取技术优势的重要途径(Chen&Chen，1998)。“一带一路”沿线既有比中国经济发达的新加坡、捷克等国，又有比中国经济落后的尼泊尔、柬埔寨等国，因此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既有获取竞争优势的可能，也有利用竞争优势的可能。所以东道国的技术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确定，以待实证检验。本文采用东道国申请的专利、商标的数量作为东道国技术禀赋的代理变量。（4）东道国外资政策理论上认为，宽松外资政策不仅有利于降低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而且还有助于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本文预测东道国的外资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