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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经济举世瞩目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而人们对人居环境的关注点渐渐从充分注重自己的住房及周边环境品质改善延伸扩展到整个社区、整个城市的环境建设，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全面地、系统地追求理想的生活环境，人居环境的品质与意境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和关注。引言人居环境所涉及的方面不仅是要满足人类对遮风挡雨、生活起居的物质需求，而且还要满足人类对心理、伦理、审美等方面的精神需求。因此人居环境的发展表现了一个时代文化艺术的风貌和水准，凝聚了一个时代的人类文明。无论是建造住宅还是与其融为一体的园林景观，都既是一种生产活动，又是一种文化艺术活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居住环境不断发展的历史，人对居住环境的选择就是人的漫长的进化历程，居住环境的改善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和文明进步。人居环境，“居”字是住宅，“环境”就是社区，是人们所能触及的外在环境的总和，从精神的内在体验和外在的环境空间，如何让住宅和社区符合优质人居环境的标准和特色，人居环境为人所造，又反过来通过它的“美育”作用，来陶冶人的心灵和性情，来“造人”。人居环境的品质与意境研究的是人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状态、生活的氛围，有“情”有景，情景交融如诗如画。人居环境发展概况一、工业革命前的人居环境品质与意境的和谐平衡我们可以从考证中得知原始人类从巢居、穴居发展到定居，它们是人类求得生存过程中的安全避护所。从品质上满足了原始人对居住环境最基本要求，遮风挡雨、防灾防兽、群分类聚，并在寻求理想生存环境的过程中改进选择环境的技巧，对“天”的崇拜与天人合一的观念促使他们寄望通天通灵的巫术意念活动，从意境上以取得人类自身无法知晓的“天”的暗示，以“天”意来选择环境从而达到与天地山水同相连的意境。而后，随着世界上先后出现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国家的出现同时也表示人类聚居规模的不断扩大，人居环境也不断改善。因此产生了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农业文明:黄淮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和地中海文明，这四种文明表现在人居环境上就是创造了灿烂辉煌而各具特色的建筑与城市空间。在埃及，人们迷信人死后会复活并从此永生，创造了至今震撼世界的理想化“阴宅”——金字塔。在地中海，古希腊的手工业、航海业与海上贸易的发达，创造了延续到古罗马并对16世纪文艺复兴影响巨大的西方古典建筑，人们在注重居住空间的舒适的同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广场、剧场、神坛、浴场、斗兽场、音乐台等等——是对人居环境中私密性和公共性极富理性和浪漫色彩的定义和诠释;也就是在意境上有了最初步的发展形成了最初的特色。在东方，从黄淮流域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农业文明，启发了人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生存环境选址中也加入了占卜这一程序，即谓卜宅。殷墟甲骨文中就有多例关于迁徙与营建的卜辞，经孔子编撰而得以流传的典籍《尚书》中有“太保朝至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的记载，叙述了周成王时在洛水滨选址洛邑的事件。古人对可以把握的因素力图寻求变化规律与对不可把握的因素力图寻求彼岸的暗示构成了几千年中选择生存环境的两大领域，从意念上把人居住环境的选择归结于山水地势，进而形成体现中国人居环境观的“风水”学说中的形式宗和理气宗的部分核心内容，直接影响和构成了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的建筑与城市空间。以中国为代表的封建时期，帝王建筑(宫殿、庙宇、祭祀)延续发展了风水理论的环境观，由于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受命于天的帝王建筑(宫殿、庙宇、祭祀)而形成了宫殿、庙宇、祭祀建筑空间的主导地位。在地理环境的体现上将景观与人事联系，与人的理想联系，尤其因“人杰”而感“地灵”，将人才辈出与山川秀丽建立联系，“兴云沛雨，万物育焉”，“钟灵毓秀，圣杰出焉”，将古代地理学中对环境关系中的形势上升为“形胜”，将人居环境意境融入大量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内涵，“聚其形，得其胜，斯为形胜”，完善了从生至死的居住空间“天人合一”意境的创造。正如我们看到中国大地上的城市乡村的景观，都纳入了天人合一的现实文化框架中，只有在园林中，这种约束才稍稍舒解。概括而言，从人居环境的品质与意境的关系特点，上述历史形成了不同地域的人居环境，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居住空间和风格迥异、千变万化的公共活动空间。这两种类型的空间构成建筑与城市的基本元素，满足了人们二元化的公共性和私密性的需求。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有限，数千年来自然经济社会与大自然基本做到了和谐相处，平衡发展。二、工业革命后人居环境品质与意境的矛盾和对立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打破了这种平衡。19世纪、20世纪初现代建筑与城市规划学提出了“住宅是居住的机器”的口号；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工业化的建筑施工，将人与自然隔离对立起来，在居住硬件改善的同时失去了环境的亲近感和谐调感。这一潮流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也直接影响到东方和全世界。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以后实现现代化的方针下，中国将工业化作为发展的目标，反映到人居环境，就是大量方盒子住宅、公建模式。无庸置疑，工业化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但是，其负面效应也体现在社会各个领域。自本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经历了所谓“人口爆炸(Population)”“环境污染(Population)”“资源枯竭(Poverty)”的“三危机”，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从赖特的有机建筑到阿尔托的人情味，从后现代到解构主义……现代主义者们试图寻找一种解决人工与自然矛盾对立的途径。在众多探索中，有两条线索特别引人注目。从理性和实证出发，西方学者提出了生态建筑学(EkistiesArchitecture)和景观建筑学(LandscapeArchitecture)，试图将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从感性和想象出发，东方学者重新继承发展了风水理论中天、地、人有机统一，“天人合一”的理想，力图创建新时代的“山水园林城市”。同时，全球也把注意力转向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OnerEarthOneWorld”的口号成为时代宣言，人类对人居环境的品质与意境有了共同认识。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东西方走过了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人居环境意境的和谐平衡人居环境的营造活动，是在人的规划下进行的，这种营造之前的谋划通过模拟、预设而表现在图或模型上，而这种设计是受设计者的构思与权衡制约，从本质上说，人的思维活动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不同的地理、气候、社会环境决定了设计者的思维差异，从而决定了设计的结果差异，然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意识不仅仅会反过来影响人的社会存在，同时作为文化沉淀的、相对稳定的观念形态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存在，必然的影响到人居环境的设计、选择。这种观念的基础就是实践理性精神，人就是在不断实践中完善人居环境意境的观念。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影响人居环境发展的诸多观念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根本性的。“天”是一个历史范畴，起源于远古人类对无法预测的苍茫太空的敬畏，从夏商时开始，“天”被认为是有意志、有人格的最高主宰，随着对灾变、地形、人事兴旺、凶吉关系的长期思考探索，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相应的扩展，但其内核任是外在于人、人类无法把握的宇宙主宰。而后，在这种主宰的崇拜构架起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宇宙观，并形成“天命”、“天意”、“天文”、“天道”等一系列概念。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顺应天意作为人居选址的理论基础，力图将人居的选址模拟成通过天象观测所认识到的“天”以求得到合法与永恒。古周易中有“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与于地”的原则，使中国文化中的天构成了与希伯来文化中的上帝及古希腊文化中诸神相异其趣的另一番景象，从而影响了人居环境的发展。其一，作为中央、地方、以至乡村的最重要建筑活动，是创造与天及与从属于天的下一个等级的若干对话的场所，从远古的祭坛，后来的明堂，直到明清的坛庙建筑及地方社坛神祠的人居环境意识形态，构成中国人居环境体系的神圣核心和最具象征意义的部分。其二，古代中国州郡依据其在国中的位置寻求天上的星宿与之相对应，《周礼?春官宗伯》叙及：“……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量，以观妖祥。”12州与12星宿相对，在城市，尤其是都城以及宫殿、寝陵的布局和规划设计与命名都力图体现天人合一的追求，如汉之长安城“……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称汉京城为斗城，汉末央宫有白虎、朱雀、玄武、青龙之名，宋东京及明初南京城的兴建、命名和事后的诠释都以天象图布施。其三，通过进一步的关于自然环境的具体认知及其他更低层次的事物中的序的把握，使天人合一观念逐渐潜化为人对居住环境选择中的关系。二、物我一体的自然观自然观是人对生活其中的可见的天然世界的认识。受基督教文化的上帝创世说的教化影响，欧洲古典文化虽然将人与自然都看成是被造之物，但接受了被赋予人类的上帝自己的形象及享用自然、管理与控制自然的特权，因而在欧洲文明中，自然是作为人类的对立面而出现在矛盾关系中的。而在中国的古文明中，自然原则指自然而然的意思，在老庄那里“天然耳，……以天言之，所以明及自然”，“道法自然”，在玄学及儒家体系中，“无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自然作为抑制人欲的对立面出现的。“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定位下，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作用下，形成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观念形态，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包含“自”与“然”两个部分，包含人类自身以及周围世界的物质本体部分，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自然观是将自然看作包含自我一体的概念，人类及水、花、草、树木、鱼虫、走兽等都是从属于物质世界体系，因而在这种概念的作用下，人与自然其他要素是处于同层次与地位上的，为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奠定了基础。在这种自然观的影响下，古典的风景画表现的是对立于人类的自然景色，而在中国却用山水画一词代替风景画，在写意山水的表象后流露着诸多“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类人文追求、文学要素也直接纳入到造园的范畴，并催生人居环境中的人文精神，显示了人在自然中的不可分割的地位与主体价值。三、阴阳有序的环境观环境观指的是人对周围环境因素及相互关系的认识。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下，古代以农立国的生存环境中，形成天地、日月、昼夜、阴晴等来概括为阴阳的一系列对立又相互转化的矛盾范畴，商周时期的易经就将之概括为乾坤、泰否、剥复、损益，在老子的《道德经》更明确为“万物负阴而抱阳”。战国以后形成的易传对事物的相互关系概述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更高的水平上发展了阴阳学说，而《易经》被儒家定位六经之首，并被道、佛诸家接受并弘扬。战国后的阴阳家揉合了五行说及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使得阴阳学说十分庞杂，而阴阳学说却在思想上根深蒂固影响了中国人对居住环境的选择，这种影响表现在：第一，认为方位是有主从的，对太阳的崇拜形成日出日落的方位观，战国前的王侯墓葬以及某些少数民族的庙宇始终以东向日为其主要轴线方位，明代以前的祖庙中的始祖牌位立坐西向东。以天上星宿的方位与地上方位相呼应，从而有了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四象说，强调东向：“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太阴。太阳所居不可背而向。”后世随着地理、堪舆、相宅、风水诸种与人居建筑朝向更密切的知识构架的形成，朝向也就更多样化。第二，赋予构成人居环境的各种要素以互相依存又有主次的属性。最为典型的就是关注环境中的山于水的位置，定山属静为阴，定水属动为阳，南为阳北为阴，高为阳而低为阴。“万物负阴而抱阳”既为人居经营时提出了背山面水的要求，也为人居环境的变通提供了其他可能，在与周易卦象结合中，为宫与寝、长与幼、文与武、上与下、僧与俗等的功能格局提供了选择空间。四、社会文化心理的若干影响因素生活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群在心理上有着对社会条件相仿的折射，有着对社会规范文化同构的心理认知，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自然影响着包括人居在内的人群的活动与行为。如中国文化的内倾性格，而这种文化性格所促使的都是防御性的内向人居环境建筑，早自仰韶时期的姜寨遗址，商代的三星堆遗址及后来的城池，住宅、园林、等多数地区的建筑群，大多数都以院落呈现的人居环境空间。现代人居环境品质与意境的新发展现代人类通过三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物质财富达到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