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行业包工制农村劳动力使用与城市空间生产的制度逻辑

建筑行业包工制：农村劳动力使用与城市空间生产的制度逻辑任焰/贾文娟2012-7-1115:19:16来源：《开放时代》(广州)2010年12期第5～23页【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建筑行业普遍存在的包工制——其固有特征、运行逻辑、兴盛原因——的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这一视角重述空间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地方性实践，探索城市空间生产的制度逻辑。作者认为，包工制的再次兴盛是农民工“拆分型的劳动力使用模式”在空间生产领域中的具体体现，通过包工制度，原本在户籍制度限制之下割裂的农村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被纳入一个更受限制的空间，它将再生产策略与中国空间和地理的不平等相结合，既满足了城市的发展需要，又满足了资本的弹性积累需要。然而，由此而来的危机所导致的社会冲突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愈演愈烈，这些危机终究难以通过将非正式用工普遍化的包工制度得到彻底解决，在城市空间发展和资本积累过程中保障社会和谐的根本力量在于相关制度法规的建立健全和贯彻执行以及城市对于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承担。Thispaperisanattempttoanalysetheinnatefeatures,operationallogicandthecauseofprevalenceofthelabourcontractualsysteminChina'sconstructionindustry.EmployingtheMarxisttheoryoftheuseandreproductionofproductiveforce,thispapertriestoreinterpretthepracticeofspatialpoliticaleconomicsinChina'slocalitiesandexploretheinstitutionallogicofurbanspatialproduction.Theauthorsarguethattherevivalofthelabourcontractualsystemembodiesthedivisiveuseofrurallabourforceinthedomainofspatialproduction.Underthelabourcontractualsystem,theuseandreproductionofrurallabourforce,whichhasalreadybeenlimitedbythehouseholdregistrationsystem,isnowfurthertieddown.ThelabourcontractualsystemcombinesitsreproductionstrategywiththeinequalityofChina'sspaceandgeography,therebysatisfyingboththeneedofurbandevelopmentandthatoftheflexibleaccumulationofcapital.However,alongwitheconomicdevelopment,socialconflictsareragingon.Thecrisiscannotbesolvedbythelabourcontractualsystemwhichisbasedontheinformaluseoflabour.Toensuresocialharmonyinurbanspatialdevelopmentandtheprocessofcapitalaccumulation,weneedsoundlawsandregulationsandthecity'scommitmenttothereproductionofrurallabourforce.【关键词】包工制/劳动力使用/劳动力再生产/城市空间生产labourcontractualsystem/useoflabourforce/reproductionoflabourforce/urbanspatialproduction【作者简介】任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贾文娟，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一、城市发展与资本积累：包工制度重现的社会背景哈维（DavidHarvey）曾经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唯一的方式——通过占据空间，通过生产空间——而在20世纪得以幸存”。①广州珠江新城，6.19平方公里②的土地被规划成为未来广州的CBD，集金融、商贸、文娱、行政和居住功能为一身，在2010年亚运会时成为城市景观轴和形象窗口。东塔、西塔、广州新电视塔、海心沙市民广场等多个新地标、极尽奢华的购物中心、广州歌剧院等重要的公共设施都在这里拔地而起。2009年初，当我们走进珠江新城，仿佛进入一个“异质空间”（heterotopia）③，充满现代感的高楼大厦与低矮破落的工棚，自信而富有的走在时尚前端的都市男女与卑微而贫穷的劳作于建筑工地中的建筑工人，让人体验到一种时空的错乱和混杂，农村与城市、富裕与贫穷、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在这个时空中不协调却又理所当然地相遇，提供给我们一个中国社会转型和城市空间型构的叙事范例，让我们可以借此去理解中国城市发展与农村劳动力使用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土地资本的积累和扩张带来对城市空间的再造，并同时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进行重构。作为一个资本积累过程，城市空间生产的逻辑必须回到具体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中去理解。哈维曾经指出，“城市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过程，……地理作为一种景观，它是具有某种空间构型的人工环境的第二自然，这种第二自然是在资本的控制下生产出来的，因此直接体现了政治权力。”④布洛维（MichaelBurawoy）曾在1985年提出了生产政治（politicsofproduction）的分析范式，并且讨论了生产政治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框架之下形成的特定历史原因。⑤在中国城市飞速发展和扩张的今天，一种生产政治的分析是必要的。通过它，人们得以知晓是怎样一种劳动力组织和使用的方式保证了大规模、高速度的资本转移，并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城市空间生产背后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内涵。列斐弗尔（HenriLefebvre）指出，在城市时代，资本主义的维持已经不依赖于工业生产，而依赖于城市空间生产本身。⑥哈维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对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是资本的第一循环（primarycircuit），在这一循环中出现的因工业资本过度积累而导致的经济社会问题并不会将资本主义导向灭亡。城市空间这个“人造环境”（builtenvironment）为解决资本过度积累问题提供了渠道：工业资本中过度积累的部分通过投向城市扩张、房地产开发、交通运输事业而在资本的第二循环（secondarycircuit）中得以消化，同时还刺激了汽车、石油、钢铁、木材等工业领域的消费。⑦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可以说20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城市空间的生产。与西方国家相似的历史进程同样在当代中国发生了，城市空间生产对于整体经济的重要性逐步上升。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启动了我国住房制度的全面改革；1998年下半年国务院发文停止实物分房制度并明确提出“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了200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指出“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2003年以后，尽管政府频繁出台措施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几度在刺激推动和规范扼制之间打摆子，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直没有被撼动，房地产开发投资不断增加。2008年下半年，始于美国的金融风暴使得中国低成本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在创造了30年“中国奇迹”后终于遭受挫折，中国工业陷入危机。工业资本的过度积累以及利润率的下降使得国内出现资本闲置与劳动力闲置并存的局面。在经济下行压力愈演愈烈之时，国家主导的资本投资向第二循环的大规模转移迅速启动，4万亿救市资金中的2.9万亿用于以基础设施、住房建设、灾区建设、城市发展为主的空间生产中。统计显示，2008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828.3998亿元，其中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为41997.7553亿元，全社会施工房屋建筑面积632260.9445万平方米，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投资额31203.2亿元。⑧2009年房地产业占GDP的6.6％和投资的1／4⑨，对我国GDP增长“保8”的贡献巨大。城市空间生产项目在中国广袤大地上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以笔者关注的广州珠江新城建设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政府的投资达到200亿元之多，而地产开发商的投入更难以计算，该区建成后人口规模预测可达17～18万，提供近30万个就业岗位。⑩以雨后春笋般惊人速度崛起的摩天楼群提示我们，珠江新城的建设具有区别于中国过往历史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与整体资本主义发展之趋势却是相一致的。列斐弗尔强调特定类型的地形以及相应空间产品的创造正是为了让积累产生资本需要，这是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生产的再生产的核心。更进一步来看，发展新的空间是为了保障资本积累的连续性，避免经济萧条。(1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危机发生后，国家主导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发展计划正展示了一种试图通过新空间的生产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努力。而且这种高速度、大规模的空间生产是在哈维所谓后现代“时空压缩”的情境下进行的。在新自由主义借由全球化过程得以大肆蔓延之时，空间的生产也愈加精益化，呈现出弹性积累的特征。这种积累模式要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强度、加快资本的周转——即生产、交换、消费的周转速度以应对多变的市场环境。(12)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需要一种用工制度来保证在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空间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能够降到最低；土地资本同样需要一种用工制度来保证其在自身资金周转不利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顺利进行灵活积累。作为一种劳动力的招收、使用和管理的具体组织形式，包工制度所具有的对劳动力使用的非正式性、灵活性、去福利化以及低成本等特点恰好既契合国家对高速度、大规模的城市空间生产的需要又契合资本对于弹性积累最大化的要求。于是，包工制度得以广泛重生与继续推进，成为当前中国建筑行业通行的劳动用工方式。所谓的包工制，是指建筑工程由建筑公司承办后，层层分包给大大小小不同规模的包工队，建筑工人在包工头的组织和带领下进行劳动。随着中国公有制单位制度的瓦解和国企改革，建筑行业不再雇用固定的建筑工人，在建筑工程普遍采取“转分包”方式进行组织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建设大军主要由来自广大农村的劳动力构成，根据2004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统计，建筑业农民工数量多达4000万人，占全国农民工的30％以上，占建筑业一线人员的99％以上，建筑业已经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行业。(13)在当代中国，建筑工人这个词汇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国有建筑单位的职工，而是指改革开放后进城从事建筑施工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主要通过包工制方式组织起来。本文将讨论的，正是这种在当今中国高速迅猛扩张的建筑行业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劳动力组织和使用机制——包工制度。以往很多学者对建筑行业的包工制度以及建筑工人的生存状况、劳动过程、社会网络以及劳动权益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14)而在本文中，我们将在一个更大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去理解包工制度再生和延续的制度性与社会性基础。我们认为，作为一种资本积累的地方性实践和建筑行业的生产政治的核心，包工制度使得资本得以从最大范围内、围绕自身的效率实现和成本控制理性组织一支富有弹性、吃苦耐劳的劳动力队伍，在多个工程同时开工、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下进行高速度的积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工制度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弹性积累的市场理性逻辑与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战略目标实现的政治理性逻辑共同作用之下应运而生的，是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独特的地方性实践，这种实践中充满了国家和资本对空间、社会以及劳动的操纵和控制，并因此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