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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唐代散文与传奇第一节政治改革与文体文风改革一、中唐士人的中兴愿望与政治改革1、中唐士人的中兴愿望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代，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2、政治改革（1）肃宗、德宗朝A、李泌、陆贽等人的整顿纲纪B、杨炎、刘晏等人的财政税法改革C、杜佑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针对时弊，提出节省开支、裁减冗员的主张。（2）顺宗朝：永贞革新永贞元年亦即贞元二十一年（８０５），以王叔文为首，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为中坚的一批进步士人，发起了一场旨在打击宦官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贞元弊政，廓然一清，“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四）。这场运动在多种政治势力的联合打击下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它致力于王朝中兴的内在精神，却直接影响到此后元和一朝的政治方向。（3）宪宗元和一朝：继续推行了永贞时期的一些改革措施，如禁止供奉、减免赋税、精简冗官，并在一定范围内抑制了宦官的权势；与此同时，倾全力解决藩镇问题。唐宪宗先是采纳宰相杜黄裳“以法度整顿诸侯”（《旧唐书·杜黄裳传》）的意见，大举出兵，在不长时间内，即讨平西川、夏绥、镇海诸处叛乱，后又倚重宰相裴度，经过长期战争，平定了淮西叛乱，迫使成德、卢龙诸藩相继归顺朝廷。“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新唐书·本纪第七》）。可以说，上述财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变革，既有力地促使唐王朝走向中兴，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而所有这一切，又无不与广大士人志在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紧相关联。二、六朝以来文章发展过程中的弊端1、骈体文过度膨胀本来，六朝人提出“文”、“笔”之分，包含着区别艺术性与实用性文章的意识，但士人好尚丽藻的风气，不仅使抒情写景一类文章完全骈偶化，而且把骈文的写作推进到奏议、论说、公文、信札等各种实用文的领域，使用散体文的几乎只剩下历史、地理等不多的几种著作类型。2、骈体文的束缚越来越严重。本来，骈文的基本特征只是使用对偶句式，而且也不妨散句和骈句杂用，到了后期，不仅对偶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句式也定型为四字句和六字句交错，还要讲究用典、声律，实际成了一种“格律文”。3、文章的抒情、叙事、说理等各种功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对文章形式的极度讲究，原本和南朝文人回避社会矛盾的心理有很大关系；而形式的严重束缚，又推进了程式化和好用陈词滥调的习气。因此，能够在层层束缚中自由挥洒的骈体文不是没有，但这毕竟太困难，大多数人只能靠套用陈旧的程式、典故、语汇来写作，造出大批不痛不痒、半死不活的文字。三、文体文风改革（古文运动）1、文体文风改革的目的⑴更好地服务于政治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企图通过文体文风改革来复兴儒道，恢复散文宣扬正统思想的功能、以挽救唐王朝的衰亡他们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韩、柳二人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他们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的感召力的古文杰作。⑵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也需要通过文体文风改革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这一种需要同前一个目的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古文运动”之所以有文学史上的价值，主要还是因为后面这一点。2、“古文”的概念“古文”是与骈文(时文)相对的散体文章。“古文”，是韩愈等人针对“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盛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3、“古文运动”的概念唐代古文运动是韩愈、柳宗元领导的一次文学革新运动。它针对南北朝以来骈文创作的浮艳空洞的流弊，以恢复孔孟儒学为号召，以学习先秦两汉散文为目标，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诸方面进行变革。这是一次名为复古、实为革新的文学运动。第二节倡导古文的理论与杂文学观念的复归一、韩、柳的古文理论1、“文以明道”韩、柳理论主张的核心是“文以明道”说，他们倡导的文体文风改革也是以这个口号为主要标志的。2、道文并重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前人遗产。“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韩愈《答陈生书》）“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韩愈《上兵部李侍郎书》）也说：“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这种重道亦重文的态度，已与他们之前的古文家有了明显的区别。由此出发，他们进一步主张广泛学习经书以外的各种文化典籍，对他们一再指斥的骈文，也未全予否定，而注意吸取其有益成分。这种文学观较之此前古文家将屈、宋以后文学一并排斥的极端态度来，无疑有了长足的进展。3、反因袭，贵独创(“陈言务去”)师古的同时又强调创新学习古文辞应“师其意不师其辞”，“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韩愈《答刘正夫书》）。在文章体式上，他主张写“古文”，但在具体写法上，却坚决反对模仿因袭，指出：“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在《答李翊书》中，韩愈概括了他追求创新的三个阶段：开始学习古人时，虽欲力去“陈言”，却感到颇为不易；接下来渐有心得，对古书有所去取，“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如此坚持下去，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最后达到随心所欲、“浩乎其沛然”的自由境界。可以认为，倡导复古而能变古，反对因袭而志在创新，乃是韩愈古文理论超越前人的一大关键。柳宗元提倡创新的力度虽不及韩愈，但也一再反对“渔猎前作，戕贼文史”（《与友人论为文书》），这正说明他与韩愈的主张是一致的。4、“气盛言宜”、“不平则鸣”韩愈论文非常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答尉迟生书》）“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答李翊书》）“有诸其中”、“养其根”，都是指道德修养，有了良好的道德修养，文章才能充实，才能光大。A、“气盛言宜”说韩愈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和梁肃的“文气说”，提出了一条为文的普遍原则：“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气”是修养的结果，其中既有“仁义之途”、“诗书之源”等道德因素的贯注，又有源于个性秉赋和社会实践的精神气质、情感力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后者的比重要更大一些。当这种“气”极度充盈喷薄而出时，文章就会写得好，就有动人的力量。B、“不平则鸣”韩愈进一步强调“郁于中而泄于外”的“不平之鸣”（《送孟东野序》）主张“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等“勃然不释”（《送高闲上人序》）之情的畅快渲泻。柳宗元的理论也高度重视个人情感与韩相同，柳宗元也主张人的气质“独要谨充之”，情感要“引笔行墨，快意累累”（《复杜温夫书》）地尽兴抒发，并认为：“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吟踊跃以求知于世。……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这里的“感激愤悱”与韩愈的“不平则鸣”有着内在的同一性，作为一种高度重视个人情感的理论主张，二者均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二、杂文学观念对散文发展的深远影响1、杂文学观念“杂文学”是相对于纯文学而言的。我们所说的纯文学，指非功利、重抒情的美文；混美文与非美文为一的，我们称为杂文学观念。A、齐梁之前：杂文学观我国早期文学与非文学是不分的。魏晋之后，文学逐渐独立成科，但美文与非美文还没有分开。南朝宋文帝立四学，其中的文学依然指文章之学，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不同。此际，文、笔问题的讨论，各人看法不同，但一种要把美文与非美文区别开来的意向却清晰可见。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里，把是否有浓烈的感情和声律、词采之美作为区分文、笔的标准。萧统编《文选》亦将非抒情又乏文采的史传、诸子排除在外。这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就文学自身的演进而言，这一观念更重视文学的特质，意在把“文学”从杂的境地纯化出来。到了唐代，这一观念仍有相当影响，如初唐人编写的《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等，在提到“文”“笔”时都分得很清楚。B、齐梁之际，纯文学观念萌芽（“文”“笔”之分的讨论）C、盛唐以后，杂文学观念复归。（“文章”合一）盛唐以后，纯文学观念逐渐消退，随着文体文风改革呼声的增高，文、笔之分又为文、笔未分之前的“文章”概念所取代。自陈子昂说“文章道弊五百年”之后，用“文章”包括一切文体的用法便成了古文家的习惯。在李阳冰、贾至、任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笔下，“文章”一词频频出现，从而泯灭了魏、晋以来日趋扩大化了的不同文体间的差别。表面看来，以“文章”取代“文笔”，只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变化，但在这一现象的底层，却反映了唐人文学观念的重大变革，亦即杂文学观念的复归。这种似旧实新的观念，将南朝人想从“文”中排除出去的大量应用文体重又收罗进来，施以新的写法，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地位。2、杂文学观念对散文发展的深远影响韩愈、柳宗元在文坛的崛起及其倡导的文体文风改革，除了现实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外，正与这种杂文学观念的影响紧密相关。他们大量使用“古文”、“文章”之类词语，将经、史、子乃至碑、铭、杂说等一切有韵无韵之文统统包罗在内，并在理论上予以倡导，在写作实践中赋予这些应用文体以文学的物质。“二公者，实乃站于纯文学之立场，求取融化后起诗赋纯文学之情趣风神以纳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纯文学之阃域而确占一席之地”（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杂文学事实上已起了某些变化。需要说明的是，杂文学观念的复归并没有影响到唐代诗歌的发展，因为在唐人那里，诗、文的界限并不混淆，有时，一些人则用“诗”、“笔”来区分诗、文两种体类，如“杜诗韩笔”、“孟诗韩笔”之类。这里的“诗”，纯指诗歌，“笔”则与“文章”同义，包括诗以外的各种文体。第三节韩、柳散文的艺术成就一、韩、柳的开拓1、建立新的散文美学规范。他们在文学观念上否定了六朝的“文”、“笔”之分，把散文引入了杂文学的发展路途；但在创作实践中却颇为重视辞采、语言和技巧，突破了一切文体的界限和陈规旧制，把大部分应用文写成了艺术性很强的文学散文。A、对骈文的扬弃从辞采来说，韩、柳既一致反对“绣绘雕琢”、“类乎俳优者之词”的骈文末流，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尽量吸收骈文的优长，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清人刘开曾指出：“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这说明韩愈在破坏的同时，又十分重视散文的重建。B、自铸伟词与“文从字顺”从语言来看，韩愈既力倡“去陈言”，又强调“文从字顺”和“体备”“词足”。其雕琢词语、匠心密运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骈文作家。兼收前人语言和时下词语，熔铸成精警独到、别具一格的新词，如“蝇营狗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崭然见头角”、“入主出奴”、“弱肉强食”、“痛定思痛”、“大放厥词”等等，都是前人笔下所无的创造性成果。柳宗元也力主搏采众长而自铸伟词，对遣词造句和文势的营造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并严格语言文辞的使用标准，避免歧义。C、技巧的运用从技巧来看，韩愈善于用变化多端的构思方法组织文章，善于通过比喻、排比、细节描写来丰富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他的文章既“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又自有抑扬起伏开阖照应的规律可寻，“法度不可乱”（刘熙载《艺概·文概》引《姜白石诗说》语）。从而在无法与有法之间，创立了一种与上古文判然有别的新的散文规范和秩序。其二、韩、柳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读韩、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