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和“三言”

第二节冯梦龙和“三言”一、冯梦龙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等，长洲（今苏州）人。他少有才气，狂放不羁，但一生功名蹭蹬，五十六岁才补岁贡生，任丹徒县训导。四年后升福建寿宁知县。崇祯十一年（1638）秩满离任，归隐乡里。明王朝灭亡后忧愤而卒。他毕生从事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是我国著名的、被称为“全能”的通俗文学家。他增补、改编了长篇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创作了传奇《双雄记》、《万事足》两种，改编了他人传奇十余种，曾合刊为《墨憨斋定本传奇》。他还纂辑过文言小说杂著《情史》、《古今谭概》、《智囊》及散曲选集《太霞新奏》等。万历四十年（1612）前后，他曾搜集、编印两部民歌集《挂枝儿》和《山歌》，收录盛行于吴中的民间歌曲八百多首，目的是“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山歌序》）。但他一生在文学上的最大成就还是“三言”的编辑。冯梦梦特别推崇通俗小说。他认为：“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古今小说序》）。说明冯梦龙已明确意识到通俗小说在广大群众中具有深刻的艺术影响。他还认为通俗小说能够“与《康衢》、《击壤》之歌并传不朽”，甚至可为“六经国史之辅”（《醒世恒言序》）。他收藏了很多古今通俗小说，在天启年间（1621—1627），择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共一百二十篇，分别编辑成《古今小说》（天启初年编，茂苑野史氏撰，绿天馆主人序）、《警世通言）（天启四年1624，可一居士评，无碍居士校）、《醒世恒言》（天启七年1627，可一主人评，墨浪主人校）。其中《古今小说》在天启七年以前改名《喻世明言》，合称“三言”。冯梦龙还在《醒世恒言》序中指出：“三言”命名的用意是：“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也。”很显然，作者编辑“三言”的目的，在于劝谕、警戒、唤醒世人，有明确的社会功能。二、“三言”的内容和艺术“三言”的内容，包括冯梦龙搜集并加工整理的宋元旧篇五、六十种和明代拟话本，包括冯梦龙自己写作的话本共有六、七十篇。各篇标题均按长篇章回小说样式，编成字数整齐的回目（单句）。这部“三言”成为宋元明三代短篇活本和拟话本最重要的一部总集，被称为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三言”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强有力地进一步推动了白活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三言》所收录的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其中有对佞臣的谴责和对良吏的赞扬，有对友谊、爱情的歌颂和对富易交、贵易妻行为的鞭挞，也有不少描写市井生活的作品。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施润泽滩阙遇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等。这些描写市井生活的作品，强调人是情种，人情应受到尊重，道德标准，婚姻原则，都应以人情为基础，反对用封建名教、传统观念来束缚人性，摧残人情。这就在婚姻问题上提出了新标准：彼此尊重，倾心相爱。而门第、权势、富贵和等级全被唾弃了。这种以宣扬优美人情为中心内容的作品，不仅有别于士大夫那种帮忙、消闲的文学，而且与传统诗文所表达的主题，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作品体现了充满生命活力的市民思想意识和审美趣味。这在当时有着冲击封建礼教、习俗，为“人性”张目的意义。蒋兴哥在善良的感情支配下，与有不贞节行为的妻子重新和好；杜十娘一旦发现李甲负情，为珍惜人的尊严，便毅然沉江而死，决不用“百宝箱”去乞求苟活；卖油郎秦重之所以博得花魁女莘瑶琴的欢心，就在于他的忠厚老诚，知情识趣，尊重她的人格。莘瑶琴决心委身事之，就在于他看清了衣冠于弟，均是为了自己的欢乐去制造别人的痛苦的酒色之徒。《三言》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它的价值，在于多侧面而又逼真地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面貌。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犹如一轴用绚丽色彩描绘的社会各阶层生活景象的画卷。这轴画卷，虽不是尽善尽美，但确是再现了时代的风貌，能使人从中得到一般公私典籍中所没有的东西。不过，《三言》里也有一些描写神仙道化，渲染因果报应，宣扬伦理纲常的作品。总之，尚情、讲理、好货、寻欢、指奸斥佞、求仙访道……凡是人所共知、共好、共言、好习之事，在《三言》里都得到热情的描写。这种在歌颂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新思想的同时，又掺杂进了消极、腐朽、庸俗的旧意识，也就是说，进步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美与丑，交错混杂在一起，正是晚明这个特定时期的市民文学的基本特征。在表现艺术方面，冯梦龙已开始注意到描写真假关系，《警世通言序》中指出：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在情节结构上，《三言》善用“无巧不成书”的手法，把故事写得波谲云诡，迷离恍惚，波澜起伏，曲折多变，悬念重重，引人入胜。最典型的例子可推《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作者还善用“小道具”串合全篇，使整个故事既结构完整，又波澜迭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一件“珍珠衫”便是穿针引线贯穿全篇之物。《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金钗钿、《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中的鸳鸯绦等亦复如此。《三言》在体式和语言上，比之于话本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文学性有了质的提升。比如话本的“入话”大多比较松散且分量过大，冯梦龙删繁就简，使之与正文的内容有较为紧密的联系。话本中夹杂了大量的韵文，他也大幅度加以删改，更适于阅读。更重要的是，冯梦龙在语言的通俗性上进一步作了努力，请看下面的例子:《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宣赞着眼看那妇人，真个生得：绿云堆发，白雪凝肤。眼横秋水之波，眉插春山之黛。桃萼淡妆红脸，樱桃轻点绛唇。步鞋衬小小金莲，玉指露纤纤春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许宣看时，是一个妇人，头戴孝头髻，乌云畔插着写素钗梳，穿一领白衫儿，下穿一条细麻布布裙。第三节“二拍”和文言短篇小说一、凌濛初和“二拍”在“三言”的影响下，凌濛初继起仿效。由于宋元旧篇已被冯梦龙“搜括殆尽”，他不得不别出心裁，在古事今闻的基础上进行拟话本创作，并将自己和少数同时代人的拟作编辑为《初刻拍案惊奇》（1628年刊行）和《二刻拍案惊奇》（1632年刊行），总称为“二拍”。每集各四十篇，但有一种重出，一篇为杂剧，实只七十八篇。凌濛初（1589—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曾以副贡授上海县丞，后擢徐州通判，分署房村。崇祯十七年在房村镇压李自成农民军，因失败呕血而死。他著有杂剧《虬髯翁》等，编有戏曲散曲集《南音三籁》及其他诗文杂著共二十多种，但最有名的还是“二拍”。“二拍”均为拟活本，题材不少取自《太平广记》、《夷坚志》、《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及其他古籍，多数可能出自凌濛初手笔。“二拍”对传统陈腐观念的冲击与反抗、所表现的市民社会意识，要比“三言”显得更强烈。所写的达官贵人凶暴残忍、厚颜无耻、忘恩负义之类行经的故事特多，对那些假道学，尤其深恶痛绝。甚至把朱熹描写成一个挟私枉法的小人（《硬勘案大儒争闲气》）。在反映商人经济活动和追求财富的人生观念方面，“二拍”也更为集中和具体。《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叠居奇称客得助》这样的故事，在“三言”中是没有的。“二拍”也写了很多爱情婚姻故事，不仅肯定了“情”对于人生的至高价值，还更多地把“情”与“欲”即性爱联系在一起，并给予肯定。如《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通闺闼坚心灯火》等故事。在艺术上，“二拍”与“三言”特点相近，唯缺特别精彩的精致之作，但有一点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他在《拍案惊奇序》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之者固多也。又批评当世小说：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二拍”中的作品虽然未必达到作者所提出的标准，但已有不少篇目，如《韩秀才趁乱聘娇妻》、《恶船家计赚假尸银》、《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等，非但没有神奇鬼怪或大奸大恶之类，而且也没有过于巧合的事件，主要靠巧妙的叙述手法营造故事的生动性。小说摆脱传奇性，这是艺术上的重要进步。因为这样有益于小说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更有利于对人性内涵的深入开掘。但从总体上讲，由于取材于旧籍，缺乏独创精神，现实意义不强。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也略有公式化之弊。不少作品还流露出封建迷信、因果报应、宿命论和色情成分。对于封建道德的宣扬更是充斥全书。因此，价值略低于“三言”。但文笔尚称流畅，情节也还曲折，思想与艺术水平均在明末那些拟作末流之上。而且，“二拍”的出现，开创了文人拟作话本专集的先例，在古代小说史上有着重要影响。所以，一般都将“二拍”与“三言”并称。二、文言短篇小说明代的短篇小说局面冷落，成就不高。但亦非不值一提，其中以“剪灯系列”较有价值。剪灯系列《剪灯新话》四卷二十一篇，瞿佑撰，今存明正德六年杨氏清江堂刻本、清乾隆刻本等。1917年董康据日本所藏活字本重刊，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此校注排印。关于此书作者，向有不同说法。瞿佑在本书自序（1378）中，明言是他在辑录前代作品《剪灯录》四十卷之后，又据近世传闻，写成此书。当时的一些著名文人凌云翰、吴植、桂衡等为此书作序时（均洪武年间），也都承认是瞿佑所作。后来的《菽园杂记》、《蓬窗类记》、《百川书志》、《少室山房笔丛》等也均无异词。但明中叶王奇的《寓圃杂记》、都穆的《听雨纪谈》却引周鼎之言，说此书系瞿佑窃取杨维桢原槁，加入部分己作而成。明人丛刻在选录此书篇目时．往往妄题撰者姓名，更制造了紊乱。实际上，这些都不足凭信，连都穆自己也对周说持存疑态度。本书作者生逢乱世，由元入明，对战乱灾祸和社会黑暗感触颇深，撰语成篇，不时流露出不满情怀。书中写社会政治问题诸篇，大多采用神怪、荒诞的形式，隐含讥讽，对奸臣赃官及为富不仁者作了抨击，称贪官污吏为“无厌鬼王”，称残杀人民的军将为“多杀鬼王”，谴责了秦桧、贾似道等误国奸臣。《绿衣人传》一篇，以爱情故事为框架，对贾似道的罪行作了较为全面的揭露。《太虚司法传》则把当时的杜会现实写成了一个使善良人受尽折磨和痛苦的鬼怪横行的世界，对封建制度的腐朽和不公渑表不满。《修文舍人传》中有段很精采的文字：“冥司用人，选擢甚精，必当其才，必称其职，然后官位可居，爵禄可致；非若人间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第而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躐取也”。要语不烦，深中肯綮。《华亭逢故人记》一篇更直书“忠臣不可为”，为韩信、刘文敬等人鸣不平。时在朱元璋大杀功臣名将，文臣又多遭猜忌不得善终之日，矛头所向，不言自明。所以，正统六年（1442）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就曾奏请禁毁本书，罪名是“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顾炎武《日知录之余》）。此后，本书的上述作品就很少流传，作品的现实意义，于此可见一斑。书中所写爱情婚姻的小说，更为细腻，富有文采。作者以同情或欣赏的态度用洁净的笔墨，来写青年男女的自由爱情。《翠翠传》一篇写一对青年男女自小青梅竹马，长大后男方家境贫寒，但女孩誓不易嫁，其父母也坚定不移，支持这桩婚事。女方家长表示：“婚姻论财，夷虏之邀。吾知择婿而已，不计其他。”《爱爱传》描写了妓女出身的罗爱爱的不幸遭遇，谴责了官军奸淫掳掠的暴行，受憎分明。《绿衣人传》里的绿衣女子与书生赵源的生死恋情，更写得委婉动人。本书上承唐宋传奇的余绪，其艺术成就虽不如唐人传奇的名篇佳作，但却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特别是诗文相间、骈散并陈的写法，对整个明代的文言小说创作影响深远。后出小说集称《剪灯余话》的就有二种，《剪灯奇录》、《剪灯续录》、《剪灯琐语》等书皆袭“剪灯”之名，《效颦集》、《秉烛清谈》、《觅灯因话》等，更是仿效本书之作。据本书改编的古典戏曲有十种左右，多取材于《翠翠传》、《金凤钗记》等爱情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据《绿衣人传》改编的《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