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装的发展演变,各朝代的艺术特点中国古代的各种衣裳、冠帽、鞋袜等服装,在世界上自成一系,其结构与款式随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发展而逐渐变化。通过对古代服装的研究,可以认识历代人物的风貌。在鉴定有关文物时,服装也是断代的重要尺度。古代服装存世不多,在研究中除依据实物外,古代雕塑、绘画中的人物形象,也往往是重要的参考资料。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已知缝衣,周口店山顶洞人的文化遗存中曾发掘出骨针。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不同地区和族别的人们中间,服饰款式已各不相同。以发型为例,大地湾文化中有剪短的披发,马家窑文化中有后垂的编发,大汶口文化中有用猪獠牙制成的发箍,龙山文化中则用骨笄束发,陕西龙山文化之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头顶有髻,可能就是用笄束发的反映。骨笄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诸遗址中均曾出土,形制与商代的同类器物相同。因此得知束发为髻在远古时已是华夏族服装的特征。商西周商与西周时的衣着无实物存世,据安阳侯家庄墓及妇好墓所出玉、石人像,可知商代贵族上身穿交领衣,腰束绅带,下身着裳,腹前系市(蔽膝)。西周时遗留下来的人像材料更少。从洛阳出土的玉人及铜制人形车辖来看,衣、裳、带、市仍是贵族男装的基本组成部分。其衣用正色,裳用间色,并特别重视裳前之市。西周铜器铭文记载周王在册命典礼上颁赐的服装中,常有“朱市、葱黄”(《毛公鼎》)“市、黄”(《询簋》)等物。市、黄即古文献中的、衡,指蔽膝,衡则指包括系玉之组和玉件在内的整套佩饰。河南信阳长台关与湖北江陵纪南城战国墓所出之俑,均在腹前系玉佩。贵族则在玉佩下衬以色彩特殊的,因而引人瞩目,成为代表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春秋战国这时深衣和胡服开始推广。深衣将过去上下不相连的衣裳连属在一起,所以叫深衣。它的下摆不开衩口,而是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即所谓“续衽钩边”。深衣在战国时相当流行,周王室及赵、中山、秦、齐等国的遗物中,均曾发现穿深衣的人物形象。楚墓出土木俑的深衣,细部结构表现得更为明确。短袖衣是楚服的一项特征。江陵马山1号楚墓曾出短袖的“衣”,衣即衣,据《说文》的解释,这是一种短衣。根据曾侯乙编钟之钟金人的服装看,应即短袖之衣。胡服主要指衣裤式的服装,尤以着长裤为特点,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服装。为骑马方便,他们多穿较窄的上衣、长裤和靴。这种服制据《史记·赵世家》说,是赵武灵王首先用来装备赵国军队的。山西长治分水岭所出铜武士像,上身穿矩领直襟上衣,下身着长裤,腰系绦带,佩剑,正是采用胡服的赵国战士的形象。秦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大批陶俑的出土,为秦汉武士的服装提供了较充分的例证。他们穿的半长衣所交掩之曲裾虽较浅,但仍为深衣之属,其下身着长裤,腰系施钩之革带。这种装束在西汉时仍广泛流行,裤也逐渐向全社会普及。冠制的确立是在汉代实现的。上古时,华夏族之冠主要从属于礼制,男子成年时皆行冠礼。汉代的冠则主要从属于服制,是身份、官职以至官阶的表征。身份低微的人,只能戴帻而不能戴冠。冠本为加于发髻上的一个发罩,并不覆盖整个头顶。帻则像一顶便帽。冠和帻原来互不相关,到了王莽时,据说因为他头秃,所以先戴帻,帻上再加冠。后来这种戴法普及开来,因而在东汉画像石上出现的冠,也都在下面垫着帻。冠和帻不能随便配合,文官戴的进贤冠要配屋顶状的介帻,武官戴的武弁大冠则要配平顶的平上帻。进贤冠前部高耸,后部倾斜,外观若斜俎形。冠前有“梁”,可根据梁数的多寡来区别戴冠者的身份。皇帝戴的通天冠和诸侯王戴的远游冠也都是在进贤冠的基础上增益华饰而成。武弁大冠又名“惠()文冠”,起初只是用(薄麻布)制作的下垂双耳之弁,后来在弁下垫帻,进一步又在弁上涂漆,其状遂若漆沙笼,故又名“笼冠”。甘肃武威磨嘴子62号新莽墓曾出土了纱笼冠。此外,武士也戴冠。执法的官员则戴獬豸冠。在区别尊卑方面,进贤冠上的梁虽然起一定作用,但梁数多不过三,等级的划分较粗略。所以汉代又用绶作为官阶的标志,不同等级的官员之绶的颜色、织法、密度和长度都不相同。这时的绶是系在官印上的带子,但它和西周时佩玉之组实一脉相通。汉代妇女一般将头发向后梳成下垂的圆髻,名椎髻。常着深衣,女式深衣之华丽者名衣,它的曲裾不但在下身缠绕好些层,且在其斜幅上缀以三角形物及长飘带,即文献中所称之与。其状可在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见到。魏晋南北朝魏、西晋时的服装,大体沿袭汉制。唯流行褶装,且多戴当时称之为小冠的平巾帻。南北朝时,由于北朝处在鲜卑或已鲜卑化的当政者统治之下,故流行鲜卑装,少数鲜卑族男子多穿圆领或交领的褊衣,着长裤、长靴,腰系装带扣的革带,头戴后垂披幅的鲜卑帽。各民族长期杂处之后,这种装束也在汉族平民中普及开来。另一方面,北魏的某些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提倡汉化,于是皇帝和臣僚的祭服、朝服中又出现了峨冠博带的汉魏“威仪”。这在响堂山石窟的《帝后礼佛图》浮雕或《历代帝王图卷》的北周武帝像上可以看到。唐代在南北朝胡、汉服装相互影响而又各成系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唐代服制,出现了“法服”与“常服”并行的局面。作为大礼服的法服仍是传统的冠、冕、衣、裳,常服则是在鲜卑装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唐代男子上自皇帝下至厮役,在日常生活中都穿常服,包括圆领缺袍、幞头、革带及长靴。缺袍即开衩的长袍。幞头则是由鲜卑帽演变出来的,它本是一幅头巾,系裹时两个巾角向前抱住发髻,其余两个巾角在脑后结扎,多余的部分自然垂下。幞头的质料起初用黑色的缯或罗,所以垂下的巾角也是软的,故称“软脚幞头”。以后又在巾角中用铜、铁丝作骨,将它撑起来,成为“硬脚幞头”。由于硬脚的形状及翘起的角度不同,又有“句脚”、“展脚”、“朝天”等式。唐代的革带上起初装有供系物用的窄皮条,故此种带名带。上面并固着若干方形饰牌,名。依官阶之不同,分别用玉、金、犀、银、瑜石、蓝铁等材料制作,从而使革带也成为区别官阶的标志。另外,北周时出现的“品色衣”,在唐代已形成制度,成为此后中国官服的一大特色。唐代官员自一品至九品,服色以紫、绯、绿、青为等差。唐代女装主要由裙、衫、帔组成。这时常将衫掩于裙内,所以显得裙子很长。帔又名帔帛,像一条长而薄的披巾,是受了西亚佛教的影响才在中原流行的。唐代前期女装中还流行卷檐虚帽、翻领外衣等胡服,安史之乱后,此风渐歇。宋代宋代服装大体沿袭唐制。这时的幞头内衬木骨、外罩漆纱,宋人称之为“幞头帽子”,可随意脱戴,与唐初必须临时系裹的软脚幞头大不相同。这时,皇帝和高官戴的展脚幞头,两脚向两侧平直伸出,可达数尺。身份低的公差、仆役等,则多戴无脚幞头。宋代妇女也穿裙和衫,这时的衫子多为对襟,盖在裙外。裙较窄,多施细摺,福州黄墓中除出罗裙外,还有开裆裤与合裆裤,可见宋代妇女在裙内着裤。起于五代时的缠足,至北宋晚期已逐渐流行。元代元代蒙古男子所戴之帽圆形的名钹笠,方形或多角形的名瓦楞帽,俗称均为鞑帽。前者在甘肃漳县元汪世显家族墓中有实物出土,后者则见于河南焦作元墓所出陶俑。元人之袍常在腰间施辫线,下身有褶,名辫线袄子,高官贵胄多以纳石失(织金锦)制作。冬季常穿翻毛皮衣,名答忽。贵妇戴顾姑冠,以木为骨,高三尺许,外包红绢,上缀珠玉,顶插木枝、翎毛,式样极特殊。元初曾要求在京士庶均作蒙古装束,大德以后则各任其便。所以元代汉族,尤其是居住在江南的汉族即所谓“南人”的服饰大体与宋代无别。明清明代要求衣冠恢复唐制,其法服的式样与唐代相近,只是将进贤冠改为梁冠,又增加了忠靖冠等冠式。明代的公服亦用幞头和圆领袍,但这时的幞头外涂黑漆,脚短而阔,名乌纱帽,无官职的平民不得服用。公服除依品级规定服色外,还在胸、背缀补子。文官补子中饰鸟,武官饰兽。为褒奖官员的功勋,另特赐蟒、飞鱼、斗牛等服。蟒是四爪之龙,飞鱼为鱼尾有鳍之蟒,斗牛则在蟒头上加弯曲的牛角。官至极品则用玉带。所以“蟒袍玉带”就成为这时大官僚之最显赫的装束。清代改着满装。官员在袍外所着之朝褂多为石青色,故不用品色之服。清代官服区别等级时,除继续用补子外,还特别重视缨帽的顶子。一品官装红宝石帽顶,二品装珊瑚顶,三品蓝宝石顶,四品青金石顶,以下各有等差。武官中之亲贵及有军功者,还赏戴花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因此清代官服遂以“顶戴花翎”为最显赫的标志。明、清两代汉族女装变化不大,仍着衫、裙,清代后期始以裤代裙。清中期以后女装层层镶边,称为“滚镶”。清代满族妇女着旗装,她们不缠足,不束裙,皆穿旗袍,有时外加坎肩。乾隆以后,满族女装中出现高底的“花盆底”鞋。咸丰以后,又出现高大的“两把头”、“大拉翅”等发型,成为满族女装之突出的特征。中国服饰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各具特色的风貌和体系,在式样、外形、结构、装饰、色彩、图案、审美文化的诸多方面军有自己的特点、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我们需要了解与探究中国中国服装的发展演变,各朝代的艺术特点,来更深层次的了解中国的文化与美丽,使我们的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