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

1《现代建筑解析》课题论文《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表达—南京博物院》授课学期2012学年至2013学年第二学期学院设计学院专业环境艺术设计学号201113401139姓名谷雪馨任课教师***日期二零一三年六月十日成绩阅读教师签名日期2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表达——南京博物院【内容摘要】在设计南京博物院时，为什么梁思成和建筑师从某些建筑而不是其他建筑中提取某些构图要素而不是其它要素?他们又为什么要对一些要素的设计进行修改？他们进行选择和修改所依据的原则是什么？毫无疑问，建筑的中国风格的纯正性是他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为此他们依据上华严寺大雄宝殿设计了博物院平面的长、宽和柱廊的高等最基本的尺度，又完全依照10——12世纪的建筑实物设计了其他细部，他们甚至缩短柱头铺作的令栱短于泥道栱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再将他们的选择和修改与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写作进一步对照，就可以发现这些选择与修改背后西方建筑话语——如建筑的古典美、功能性和结构理性——所起到的主导作用。换言之，南京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看似纯碎的中国风格实际上又是按照西方标准提炼出来的，它在梁思成心目中是世界的，也是“现代”的。【关键词】南京国立博物院；辽宋风格；梁思成；大屋顶引言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体验经济与更高审美时代已经到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建筑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越来越最求建筑的实用和精神享受，而民国时期的建筑是我国上下五千年来其中的又一次的高峰阶段，以梁思成、林徽因、戴念慈、吕彦直、张镈、徐敬直、李惠伯张开济等为代表的杰出建筑师层出不穷，使中华民族的建筑又一次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现代社会迅猛发展的步伐中，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建筑界的水平却一塌糊涂，一群连篇文章都写不出的大师们浮出水面。对我们来说，应该强烈反思我国状况，要使我们的建筑重新达到一个高的水平，建造一群既有民族特色，又有现代审美与技术要求的建筑，我们应向先前的大师们虚心学习，掌握好其中的奥秘。中国的建筑是一种高度“有机”的结构。它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东西：孕育3并发祥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发育”于汉代（约在公元开始的时候）；成熟并呈其豪劲于唐代（7—8世纪）；然后于明代初叶（15世纪）开始显出衰老羁直之象。如今，随着钢筋混凝土和钢架结构的出现，中国建筑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局面。诚然，在中国古代建筑和最现代化的建筑之间有着某种基本的相似之处，但是，这两者能够结合起来吗？中过传统的建筑结构体系能够使用这些新材料并找到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嘛?可能性是有的。但这决不是盲目地“仿古”，而必须有所创新。—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前言一、建筑简史南京博物院原名国立中央博物院，兴业建筑事务所设计，梁思成顾问。位于南京，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建筑之一（见附录）。南京博物院建筑图案审查委员会成员除梁思成以外，还有地质学家翁文灏、丁文江，美术家张道藩，历史学家傅斯年，政治学家雷震，经济学家傅汝霖，考古学家李济，物理学家李书华。南京博物院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特殊可见于下述事实：（一）它是继南京的中山陵(1925年）、广州的中山纪念堂（1926年）和北京的国立图书院（1926年）之后第四个经设计竞赛产生的大型国家级建筑；（二）它是中国近代“中国风格”的建筑中唯一采用辽宋建筑式样的建筑；（三）中国近代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梁思成亲自参与了它的设计，同时它也是梁思成一生为数不多的建筑创作中第一座建成的仿古“大屋顶”建筑。但今人是其理解上的“模仿论”假设却不无弊端：这一假设所导致的“复古主义”评论还抹杀了在这种探索背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于现代中国文化建筑所持的一种理解。1935年6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举办竞赛，征求这座重要的文化建筑的设计方案。13位知名的中国建筑师应邀参赛，其中12人最终提交了设计方案。竞赛章程由梁思成负责拟定。除了功能要求以外，竞赛章程规定，设计“须充分采取中国式之建筑”。竞赛的结果于同年9月公布。令人失望的是，在综合处理选址、功能、风格等问题，无一方案能够充分满足筹委会的期盼。最终筹委会决定选取兴业建筑师事务所徐敬直和李惠伯的设计，并指定筹委会中唯一的建筑家梁思成作为顾问，协助建筑师对方案进行修改。二、建筑造型来源分析4中国建筑史中所称的宋代中期和清朝建筑有大量的实物遗存。而今天人们对所谓的“辽和宋初建筑”造型的理解并无历史文献的依据，其风格的所有特征都是梁思成等在少数尚存的该时期建筑遗构详细考察的基础上归纳和总结得出来的。为什么梁思成和建筑师不采取简单的做法，直接参考法式的规定去设计标准的宋代中期或清代式样，相反却舍简就繁去设计辽和宋初风格？如果他们在设计中参照了现存的古建筑，那么他们所选择的参考对象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梁思成和建筑师没有照抄任何一座辽宋建筑实物，而是从不同建筑中提取构成要素，那么他们选择和重组依据的原则又是什么?在接下来将一一找到答案。在两个层次上能帮助加深我们对于梁思成的认识：第一，作为一名学院派教育培养出来的建筑家，他对于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所进行的独特尝试和思考；第二，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历史革命感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他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所持的理念。南京博物院的大殿坐落在一个高大的平台上，它的正面为十柱九间的外廊，其中两个梢间被封为售票和办公用房。大殿的屋顶为簧琉璃四阿顶。这种屋顶颜色并不见于任何现存的辽宋建筑而与明清时期的皇家建筑相仿。但是其微曲的正脊、上扬的鸱尾、梭形的列柱、生起的阑额，以及山面侧墙的仿侧脚斜出，都有别于明清建筑，是梁思成所认为的辽宋建筑的典型风格特征。大殿的南部是一个一层高的月台，它向前延伸，又与一个宽台阶和另一个低矮的平台相连。连接廊柱的水平构件时阑额及其之上的普拍枋。二者一竖一横形成了一个T形的断面。这种断面可见于许多辽宋建筑，而它们突出边柱未经修饰所呈现出的垂直截面却是梁思成所认为的典型辽宋是建筑做法。普拍枋之上是斗拱，也即《营造法式》中所称的“铺作”。与大多数辽宋建筑一样，南京博物院的外檐斗拱有三种，即柱头铺作、补间铺作和转角铺作。斗拱是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关键要素，首先它的出跳数目体现了建筑等级：通常建筑的等级越高，斗拱出跳数也越大；同时，它又是一栋重要建筑设计的基础，如宋代栱的断面长宽尺寸相当于一个重要的度量标准，即在建筑的营造过程中被称为“材”的基本模数。在梁思成调研过的辽和宋初建筑中，柱头铺作做法与南京博物院的相同的只有河北正定孔庙的五开间大成殿和蓟县独乐寺的三开间山门。5南京博物院大殿的补间铺作和转角铺作也与独乐寺山门的相应构件相似，不过它们都经过简化。两栋建筑的补间铺作都由蜀柱、栌斗和隐刻了泥道拱的柱头枋构成，但是因为缺少了山门补间铺作所有的华栱，博物院的补间铺作实际上更近似下华寺悬山顶的海会殿这一等级更低的建筑。至于转脚铺作，博物院虽然参照了独乐寺，但它去掉了后者所具有的45度斜栱。在柱廊内，柱头铺作第二跳的后尾变成了两椽长的副阶乳栿。在博物院的原设计图中，室内屋顶的中央为一藻井天花。这一设计参照的是独乐寺观音阁和下华严寺薄伽藏殿等辽代建筑而不是《营造法式》所介绍的更为华丽的“斗八藻井”。博物院的屋顶是由钢桁架支撑的四阿顶，这种屋顶形式在清式建筑中称为“庑殿”,是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的象征。博物院大殿屋顶的举高——即脊抟上皮与撩檐枋上皮之间的垂直距离——约是前后撩檐枋水平距离的四分之一。这一比例符合梁思成所发现的辽和宋初建筑的一般情况。以上设计概况，也就是建筑和规范也就成为南京博物院设计过程中建筑构图要素和构图方法的来源和依据。显然，梁思成和建筑师的设计方法是，从既有的古建筑实物和法式中分别提取所需要的构图要素，对个别的进行修改，然后再将它们重新整合。三、建筑设计思想分析在设计南京博物院时，为什么梁思成和建筑师从某些建筑而不是其他建筑中提取某些构图要素而不是其它要素?他们又为什么要对一些要素的设计进行修改？他们进行选择和修改所依据的原则是什么？毫无疑问，建筑的中国风格的纯正性是他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为此他们依据上华严寺大雄宝殿设计了博物院平面的长、宽和柱廊的高等最基本的尺度，又完全依照10—12世纪的建筑实物设计了其他细部，他们甚至缩短柱头铺作的令栱短于泥道栱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再将他们的选择和修改与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写作进一步对照，就可以发现这些选择与修改背后西方建筑话语——如建筑的古典美、功能性和结构理性——所起到的主导作用。换言之，南京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看似纯碎的中国风格实际上又是按照西方标准提炼出来的，它在梁思成心目中是世界的，也是“现代”的。梁思成还进一步批评了明清建筑在平面设计上只注意恪守柱网的规整而不6能根据需要灵活调整。在南京博物院的设计中，梁思成与建筑师也采用了“减柱之法”，将大殿中央的四棵立柱减去，使得建筑的空间的设计，至少看起来是出于“依实用之需求”的考虑。无论如何，结构理性主义在南京博物院的设计中影响最大。它不仅是梁思成评判中国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他和建筑师从现有的辽宋建筑实物中选取理想的结构要素之造型的依据。南京博物院钢筋混凝土屋顶的曲线既没有参照任何一栋梁思成考察过的辽宋建筑物，也没有完全遵循《营造法式》的规定，它也因此显得比这些用木和泥瓦造就的传统建筑形式更轻盈、更舒展。借助明清皇家建筑黄色的琉璃瓦，南京博物院这座现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建筑终于获得了一种有别于上述所有厚重沉着的辽宋建筑的视觉效果，这就是明快和开朗。结语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建筑家和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对“中国风格”建筑的探索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十分相似的目标，即中国建筑师学会会长赵深提出的“融合东西方建筑学之特长，以发扬吾国建筑固有之色彩。”这一努力的共同特点是局部地或整体地采用中国建筑的装饰母题或造型，利用现代材料和现代结构进行设计和建造。尽管这些努力有多种形式，但是在设计方法上有两种因为旨在运用理性原则使中国风格的设计规范化而最具特殊意义：一种由吕彦直最早采用，又由杨廷宝发扬光大；另一种则由梁思成在南京博物院的设计中采用。借助于黄金分割等古典比例，吕彦直和杨廷宝试图将中国建筑的造型要素与体现于学院派教育中的西方建筑构图法则相结合，使得新的“中国风格”建筑在造型上同样符合西方古典建筑的比例原则。中央博物院的设计说明，梁思成和建筑师并非是“复古”，而是在“整理”中国建筑之“故”的基础上，通过运用新的学理进行批判与改造，试图“再造”出理想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它的建筑语言源于中国的豪劲时代，但所有造型要素又都经过西方建筑美学标准的提炼和修正；它采用现代材料建造，适合建筑的功能需要，在造型上具有西方古典建筑之美而且尽可能地符合现代建筑的结构理性标准。不仅如此，这栋建筑还是梁思成作为一名民族主义的知识精英对于现代中国文化复兴所持理想的一种体现：它以中国最强健时代是文化为再生的起7点，参照了西方的古典和现代的标准；它是中国的，同时又是世界的和现代的。参考文献：[1]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2]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3]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中国营造学社印行，1934[4]赖德霖，折衷背后的理念——杨廷宝建筑的比例问题研究，艺术史研究，2002附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