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批判土地改革

董时进批判土地改革1、被遗忘的农业经济学家对于中共的土改运动，当年知识界由于不明白真相，或是被内战裹挟，大多数人处于失语状态。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后，参加土改运动成了当局改造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再加上正在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丧失了对土改运动的深入分析和独立判断。相比之下，只有著名学者董时进有过惊人的表现。董时进（1900-1984），四川垫江人，是我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他于1920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两年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深造，1925年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担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农艺系主任，后来又担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代理院长、院长，并兼任农业经济系主任。1935年，他到江西筹建江西农业院。1937年，他改任四川农业改进所所长。1938年他创办农业学术团体“中国农业协进会”，1940年被“国际农业协会”接纳。此后他又创办了“现代农民社”，并自筹经费主编了《现代农民》杂志，在全国公开发行。1941年，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成立时当选为主席。此外，他还担任过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并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任职。1929年6月，第四次太平洋学术会议在爪哇召开，中国各学术团体共推举12位代表赴会，他是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之一。1950年，董时进根据自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曾经上书毛泽东反对土改运动。1950年4月，第六卷第十二期《观察》杂志刊登一篇座谈会记要，说董时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为此，北京农业大学的两位教授曾出面召开座谈会对他进行批判。第二年，董时进取道香港移居美国，从此在国人的视野中消失。文革结束以后，他虽然多次回国，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可以设想，假如他在上书之后不能及时离开大陆，后果不堪设想。2、他为什么要批判中共的土地改革董时进的那封信我们无缘看到，但是他当年离开大陆时，曾经写过一本《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的小册子。该书不到五万字，1951年由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其中不仅提到那封信的内容，还更加系统地表达了他对中共土改的深刻批判。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作者交代了写这本书的目的。他说，中共的所谓土地改革，是目前国内的第一重大事件。无论是毁灭财产、残杀人民还是制造恐怖，都是无比空前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件大事，许多人却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寄予几分同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土地问题带有很大的专门性，一般人、特别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相当陌生。他们既不明真相，也好像无关痛痒。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中共在报刊上宣传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如何不合理、地主富农是如何残酷剥削贫农时，就被弄糊涂了，还以为共产党搞的一套果真有正当的理由。正因为如此，董时进认为对于这一个关系极其重大的问题，人人都有正确了解的必要。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指明共产党基本理论的谬误，根据事实的虚假和他们的真实意向所在。与此同时，他还要纠正一般人对于土地问题的误解，让大家明了这是共产党最大的错误和最大的罪恶所在。3、“封建”、“地主”：被刻意歪曲的两个概念为了讨论中共土改理论的谬误之所在，董时进首先提出了三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种什么制度？第二，什么叫封建？第三，中国有没有“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对于第一个问题，董时进认为中国的土地是私有的，自由买卖、自由租佃的，无论什么人，只要有钱并愿意买地，同时又有人愿意卖地，就可以进行交易。买主有了土地以后，自己愿意耕种就耕种，自己不愿意耕种就租给别人经营，收取一定的租金或实物。这种租佃关系完全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任何人不能向对方提出强制性要求，因此他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正常的自由契约关系，而不是剥削被剥削关系。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这种制度与其他物品的买卖、占有、租佃，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与所谓“封建”也完全没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把那些拥有土地的人叫做业主，而不是“地主”。何况，在汉语中，“地主”本来是东道主的意思。也就是说，后来流行起来的“地主”一词，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对于第二个问题，董时进说所谓“封建”，本来是指国王把爵位和土地（包括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赏赐给他的臣属。其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接受赏赐的既是贵族又是地主，而这些赏赐的土地只能继承不能买卖；另一方面，被赏赐的农民其实是地地道道的奴隶，贵族地主对他们有随意处置的权力，因此经常发生残暴虐待农奴的事件。这是封建制度被欧洲人民痛恨和废除的根本原因。与欧洲相比，中国在两千多年前曾经有过一段封建制度，当时的封建主也是通过战争来争夺地盘，但他们对百姓却没有欧洲封建主那么残暴。这可能与天子诸侯的并存有关。因此，人们诅咒唾弃的是欧洲封建制度，而不是中国两千多年前的那个社会。如今有人硬把中国与欧洲相提并论，把收租行为说成是封建性的，甚至随意使用“封建”这个特定的概念，把他们认为旧的坏的事物，都冠以“封建”二字，这就不仅颠倒了是非，而且也荒谬得可笑。至于第三个问题，即中国有没有所谓“半封建”的土地制度？董时进根据已有的调查指出，除了极少数人是依靠开荒占有土地外，私人占有土地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军阀官僚利用搜刮或贪污的钱购买土地，二是工商业者做生意赚了钱购买土地，三是普通民众依靠多年的积蓄购买土地。第一种情况极不合理，但那是涉及官风法纪的问题，而不是土地制度的问题。换言之这些人有罪是因为他们贪赃枉法，而不是因为拥有土地。第二种属于正当的投资，而不是什么剥削。第三种不仅正当合法，而且是辛苦所得。他还说，购买田地就好像做生意买股票一样，是一种安置钱的办法。这种办法对于军阀官僚和大商人来说，并不是他们的首选，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大地主的一个原因。在此基础上，董时进问道：假如有五个人都挣了钱，甲买了土地收租，乙买了房产出租，丙买了车辆经营，丙买了股票分红，戊存入银行吃息。依照共产党的说法，他们都是不劳而获，但为什么唯独甲成了罪大恶极的封建分子，而其他四个人都平安无事呢？随后，他引述了自己在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这封信批驳了土地是天然物的论调，从而否定了中共所谓在农村投资具有封建性质的说法。4、质疑毛泽东的两个百分比在这本书中，董时进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百分比提出质疑。这两个百分比是：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董时进说，他最初看到这些数字就感到很诧异，根据自己研究农业问题三十多年的经验，他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统计。因为这种调查是极其烦杂的工作，就连欧美发达国家也不容易做到。事实上，中国的土地从未丈清，土地所有权从未登记，就连人口的调查也未曾着手。既然如此，那些百分比的又是从何而来呢？董时进指出：对于“什么叫地主，什么叫富农，不仅共产党的干部们自己没有搞清楚，连他们的主要人物的见解也不一致，而且根本就没有确定的标准。例如中共土改权威任弼时在一九四八年一月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篇讲词中所说，在晋绥某处原评定地主富农佔总户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六，经重新考虑之后，减为百分之十二点二六，一减几乎减却了一半，而且他认为还可以再减。原来他们所谓地主富农，并没有地亩的标准，而只是按乡村户数的百分比评定，他们认为在一般地区，应定为百分之八的左右。”（见该书第26页）董时进还说，即使那些百分比是事实，也不能以此作为没收土地的理由。如果真要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拿出进行分配，后果只能是地主富农的生活无法维持，而贫民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与其耗费那么大的经费和人力搞土改，不如去举办各项事业，为人民创造就业机会，为国家增加更多财富。5、中共土地改革的目的何在此外，董时进还在讨论地租、佃农和耕者有其田等问题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共土地改革的目的何在。他说，地主和佃农不是剥削、被剥削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伙经营的关系。在这种经营活动就好像租一个铺面给人家开店、借一笔钱给朋友做买卖一样，是通过出租土地的方式帮助对方从事生产，创造赚钱的机会。在这方面，没有土地的佃农和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在生活水平上是难比出个高低来的。正因为如此，董时进不赞成“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已经成为中共土地改革的借口，表面上是平分地主的土地，实际上是把佃农耕种多年的田地抢夺过去，发给一些既无能力、又无经验兴趣的贫民耕种。这种“土地改革”，对于农村的生产秩序和生产力是极大的破坏。在谈到土改的后果时，董时进指出：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甚至进大学读书，因此农村中尚能产生知识分子和各种人材，但由于土改之后大家都成了只有十亩八亩土地的小贫农，糊口尚且不易，哪里还能送子弟上学？即使有免费学校，农民的孩子也因为要拾柴捡粪，没有受教育的时间。这就会使农村充满极其贫穷而且毫无智识的农奴。他预言：这种农奴“永远有强大的统治者骑在他们的背上，逼使他们在‘人民自己的田地’耕种，耕种出来的东西，尽量先送缴给统治者享用。这种情形，倒真是封建制度的复活。我们可以料想到，这些吃不饱饿不死的贫民，拿到这一块恩赐的地皮，日子稍久，必会感觉它既不够养活一家人，却倒把大家的手足占住了。到最后还是不能不放弃，跑到城里面去做小工小贩，拉车子，下野力（假使他们可以自由行动而又有工作的话）。”（该书第60页）中国农民在土地改革以后的悲惨命运，早已被董时进言中。指出上述基本事实之后，董时进强调，共产党搞土地改革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耕者有其田，而是要把土地收归国有，从而使它的政府变成独佔全国土地的大地主。这不是私下的秘密，而是公开的计划。因此他在书中写道：共产党慷他人之慨，聪明无比；它把别人的田地和耕牛分配给农人，博得他们一场欢喜；它又把农人和田地分配给耕牛，把耕牛和农人分配给田地，分来分去，最后把一切都归了自己；田地和耕牛收为国有，农场变为集体，农人都作了共产党的奴隶；共产党聪明无比。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董时进并不知道斯大林对中国土改有所指示，但是他在分析《土地改革法》自相矛盾的基础上，也发现所谓“保存富农经济”完全是骗人的话，并得出了中共借土改之名行抢夺之实的结论。最后，他强调中国的问题不是土地制度不合理，而是土地太少，不够分配。解决办法，应该从多方面入手，其中最要紧的是大力发展工商业，增加就业机会。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世道太平，社会安定，政治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