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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史一为中国书法奠定基础的先秦书法甲骨文，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熟书法。1899年王懿荣在一种称为“龙骨”的中药材上面，偶然发现一些刻画符号。“龙骨”，就是龟壳，而上面的刻画符号，后来经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证明，就是“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是距今约三千四百年前的商代遗物。后来经过不断挖掘，出土甲骨片达十万枚之多；而上面的刻画符号，也总计达4500个，其中1700个被逐一破译和解释出来。甲骨文内容大多为卜辞，乃记载占卜吉凶之事件。一甲骨文王懿荣(1845—1900)，字正孺，又字廉生、莲生，晚年自号养潜居士。谥号文敏，《清史稿》有传。王懿荣是晚清一流的学者，着名的金石学家，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首先发现甲骨文,被称为“甲骨之父”，是中国收藏鉴定甲骨文的第一人。但他还没来得及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研究，便在庚子国难中以身殉国了。王懿荣既是伟大的学者，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学术贡献与爱国节操将永世长存。二开创先河的秦汉书法1秦代秦代墨迹，今可见者有《青川木牍》、《侯马盟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竹木简牍和帛书，告别了钟鼎器物的依托，使书法以墨迹的形式系统地出现了；而且，这些墨迹书体，已经由长而扁，由圆而方，开始了隶变之先声。秦始皇统一六国，实施书同文，制定规范统一的书体，即小篆。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秦诏版》、《秦铜量铭》，为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其书法通篇气息规整，而单字欹正多姿、大小随意，笔画之间则多呈平行态势。《峄山刻石》为秦始皇登临峄山时命李斯记颂其德所立，唐时已毁，现存者为宋人转刻（称《长安本》），该篆书圆转遒正，与《碣石颂》、《会稽刻石》、《泰山刻石》一样，为标准秦篆，是后世小篆之祖。章草，是篆书演进到隶书阶段相应派生出来的一种书体。它属于草书由胚胎时期逐渐走向规范化过程中的一种体段。唐朝张怀瓘称之为“既隶书之捷”，是由隶书的简捷写法发展演变而成的，是隶书草化或兼隶、草于一体的一种书体，也可以说章草是草书中带有隶书笔意的一种书体。章草的起源，按照唐朝张怀瓘主张，“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因章帝所好名焉。”，认为章草起于史游所做的《急就章》，得名于汉章帝。另有因《急就章》得名和因用于章奏而得名的说法。隶书相传为秦朝程邈所创。程邈为县狱吏，因得罪秦始皇，被关押于云阳狱中。其时政务多端，文书日繁，小篆不便于速写。程邈身为狱吏，深知小篆难以适应公务，便在狱中创造了隶书。这种隶书特点是扁阔取势，结构简单，笔画平直，有了波磔，与小篆相比，书写方便，易于辨认。秦始皇看后大喜，不但赦免其罪，还提升其为御史。这种字因是徒隶所创，又首先在徒隶中使用，所以称之为隶书。其实，据出土的文字资料来看，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先，就有隶书萌芽。程邈只是做了一番整理工作。但历史一般认为程邈是隶书的创造者。可惜他没有书迹留下来。秦代隶书的产生程邈2、汉代汉代从公元前二零六年到公元二二零年四百二十六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隶书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作为书法艺术，它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前人称篆书笔法为“玉箸”，即玉作成的筷子，横平竖直，均匀圆润。字的结体规矩严谨，较少变化。隶书则不然，它的点划分明，粗细有致，波画有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用笔有方有圆，或方圆兼济。结体或险峻跌宕，坚挺雄健，或秀丽工整，圆静妩媚，或坚守中宫，凝重端庄，或大开大合，意气飞扬，可谓千变万化，各臻其极。这真是书法史上瑰丽的一章。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书莫盛于汉，非独气体所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隶变的意义杜度，东汉京兆杜陵人。字伯度。一说原名操，魏晋人因避魏武帝名讳，改称杜度。御史大夫杜延年曾孙，汉章帝时为齐相。杜度以善章草著名。崔瑗，崔寔父子学杜度书，后人并称为“崔，杜”，为张芝师。张芝与朱赐书。自谓“上比崔、杜不足”。南朝梁庾肩吾《书品》列杜度书品上之中。唐张怀瓘《书断》卷中列杜度章草为神品，评曰：“虽史游始草，书传不纪其能，又绝其迹。创其神妙，其惟杜公。”又以张芝与杜度相论曰：“伯英(张芝)损益伯度章草，亦犹逸少增减元常真书，虽润色精于断割，意则美矣。至若高深之意、质素之风，俱不及其师也。”刘德升，东汉桓、灵帝时颖川人。字君嗣。相传行书为其所创，当时胡昭，钟繇并师其法。唐张怀灌《书断》卷上云：“行书者，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书断》卷中又云：德升“以造行草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列刘德升行书为妙品。刘德升蔡邕(公元133-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祀县)人。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他年少博学，曾师事大儒胡广，汉灵帝时为议郎，因上书评论朝纲缺失，被诬流放。董卓擅权时，被迫任侍御史，拜左中郎将。卓被诛后，他亦被牵连，被王充所捕，死于狱中。蔡邕是东汉末年罕见的大学者，他通经史、音律、天文，善辞章，工篆隶，尤以隶书著称。在中国书法史上，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在书法理论或是在书法实践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是中国古代书法“典轨”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一、第一部官方教科书和书法范本:刊写《熹平石经》后汉书·蔡邕传》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其盛况可见一斑。蔡邕二、创立“飞白书“与传授笔法:传说中的笔法传承之祖《辞海》曰:“飞白是一种特殊风格的书法。相传东汉灵帝时修饰鸿都门，工匠用刷白粉的帚写字，蔡邕受到启发，作‘飞白书’。”唐蔡希综(法书论》“……魏繇忽见蔡伯喈笔法于韦诞坐上，自捶胸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乃活。繇苦求不与。及诞死，繇阴令人盗开其墓，遂得之。”钟繇和蔡邕一样，都是入山学书，不同的是，蔡邕幸运地得到了天赐“素书”，获得笔法，钟繇作为继承者，把笔法传了下来。三、“三位一体的，书法理论体系:其定古代书法理论基石蔡邕本人是杰出的书法家，据说其书法结体谨严，点画俯仰，惫态百出，有“骨气洞达，爽爽有神”之誉。他又善于思考和总结前人经验，因此在书法理论上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书论著作，流传下来的有《笔赋》《篆势》《笔论》《九势》四篇。其中《笔赋》大部分内容为唐宋类书引用而得以保存，只是略有闭失;《篆势》为卫恒《四体书势》全文引录;《笔论》《九势》两篇为宋代陈思《书苑蓄华》所辑录。一是书法物象论。主要是关于书法的“本源”问题。得出结论“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他直接把自然物象和书法从形象上和本质上联系起来，自然万物不仅是书法的物象之源，而且从视觉审美上也是书法取法的对象，自然之“象”也是书法之“象”，甚至都能化而为书法。在《笔论》中提出“为书之道，须入其形”，然后一系列的描述：“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二是书法性情论，主要是关于书法的“本质”问题。这种理论揭示了书法是一门抒情性艺术的内在特征，可说是蔡邕最为人称道的部分。他在《笔论》中开宗明义地强调:“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态性，然后书之。三是书法势力论，主要关于书法的“美学特征”问题。《九势》接着指出:“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用“肌肤之丽”来比拟“力在字中”的审美效果，真是恰如其分，我们可以想象(也可以感受到)，健康的人的肌肤是光泽而富有弹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健康的人富有生命的“活力”，因此才使人感到肌肤的美丽。蔡岂以深刻的洞察力，看到了书法审美的根本要求在于“势”，它又通过笔力得以体现，“力”就成了“势”的动因和源泉。“力”的爆发和消退决定了“势”的表现，因此(九势》又指出:“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三完成书体演变的魏晋书法经由了隶书为主宰的两汉，书法至魏晋，是一个空前的丰收季节，至此，所有书体全面问世，尤其是草书、楷书、行书的独立门户。此一时期的书体变化也最为复杂多端，几种书体大规模地交轨并行，而不是单线发展。也可以说，在书法的实用与艺术这两个主要因子中，艺术因子空前活跃。天发神谶碑此碑又名《天玺纪功碑》、《三断碑》。篆书，三国·吴天玺元年(276)立。碑原在江苏江宁，已毁。传为华核文、皇象书。清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此碑非篆非隶，下笔多呈方棱，收笔多作尖形。转折方圆并用，形象奇异瑰伟。其笔法及体势，在书法史上可说是前无先例，后无继者。曹魏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为楷书经典的开山之作。书法史上所谓的二王帖学派系，即出自东晋的王羲之与王献之。王羲之有章草《豹奴帖》、《十七日帖》、《寒切帖》，小楷《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王献之有章草《七月二日帖》，小楷《洛神赋》、王僧虔《太子舍人帖》。二王最有创新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是其流美飘逸的行草书，如王羲之的《初月帖》、《丧乱帖》、《二谢帖》、《快雪时晴帖》、《姨母帖》、《得示帖》、《游目帖》以及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帖》（唐人模本）等，而王献之则有《鸭头丸帖》、《中秋帖》、《二十九日帖》等。此外，王珣《伯远帖》，亦有二王法度（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合称三希）。王珣伯远帖《伯远帖》行书纸本，因首行有《伯远》二字，遂以帖名。此帖为晋代真迹，王珣书，故列希珍之宝。此帖行书，笔力遒劲，态致萧散，妍媚流便，是典型的王氏书风，是帖明末在新安吴新宇处，后归吴廷，曾刻入《馀清斋帖》，至清代时归入内府，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同列为三希堂法帖之一，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王羲之丧乱帖《丧乱帖》反映了丧乱时期痛苦不安的情绪，因无意于书，故书法越见自然。用笔结字与《兰亭序》比较，略带古意，有些专家推断此种体式的字应更近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貌，所以成为研究王羲之书风的重要材料。《中秋帖》被人称为“一笔书”之祖，世传张芝“一笔书”到晋代仅有王献之独得其法。畅快淋漓的笔法叹为观止。晋人墨本《法华经残卷》，楷书而存隶书气息、得行书笔意，横笔轻起，捺笔重掷，在貌似谨严中暗含灵便，此类经生书，实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此外，楼兰出土的大批残纸，如《李柏文书》，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书法的真面貌，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真书曹娥诔(lei)辞卷四民间书家大显身手的南北朝书法南北朝最突出的成绩是楷书，主要见于墓志碑刻当中。此一时期上续汉魏之隶意碑风，下开隋唐之楷体书韵。南朝名书家有羊欣、王僧虔、陶弘景、肖子云等。北朝名书家有崔浩、郑昭道、赵文渊等。“龙门二十品”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二十方造像题记,是魏碑书法的代表。魏碑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兼有隶楷两体之神韵。其中十九品在古阳洞,一品在慈香窟。二十品的称呼最早见于清代康有为所龙门二十品著的《广艺舟双楫》和方若所著的《校碑随笔》。内容一般是表达造像者祈福消灾的。它的书法艺术是在汉隶和晋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从而形成了端庄大方、刚健质朴、既兼隶书格调，又孕楷书因素的独特风格，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体的代表。《杨大眼造像记》\《始平公造像》、《孙秋生造像》、《魏灵藏造像》并称“龙门四品”。南朝墓志《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肖胆碑》等，方圆并济，已在碑体书中露出楷书灵秀之风。梁时《瘗鹤铭》石刻，楷书而有行书、隶书笔意，开张纵逸，有摩崖气度。爨龙颜碑此碑笔画浑劲，结体跌宕恣肆，变化极为丰富，含韵于朴，寓巧于拙。在众多碑刻中不失自己的独特面貌。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列神品三种，此为三种之首。谓为“雄强茂美之宗”。瘗鹤铭刻于南朝·梁(传)天监十三年(514年)，陶弘景书。楷书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