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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因畏惧敌人的屠刀退出革命阵营者有之，为保命或升官发财叛变革命而沦为叛变者有之，但夏明翰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以大无畏英雄气概，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毅然前行，毫无畏惧。1927年“马日事变”后，夏明翰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随毛泽东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在新省委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为筹备秋收起义，他不顾个人安危，全力投入起义的宣传和组织联络工作。并教育鼓励自己的亲人，全力参加武装斗争。秋收起义发动后，仍然在湖南省委坚持地下斗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从事革命工作，并于1927年11月与李六如冒险到平江，与罗纳川等领导发动了平江秋收起义，到浏阳发动武装暴动。夏明翰在平浏指导武装暴动后，被调往湖北省委工作，不久即因叛徒告密，在汉口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夏明翰大义凛然地说，“为了劳苦工农的解放，为了使我们的后代能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我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敌人强迫他悔过自新时，他用尽全身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当刽子手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讲时，他用带着铁铐的手，挥毫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流传千古的就义诗。这诗不仅是夏明翰伟大人格的体现，也是他崇高信念的最好表达。著名诗人萧三回忆说：“夏明翰同志党性很纯洁，没有一点花招，扎扎实实，不说假话。要说他的性格、脾气，四句诗完全可以代表，是真心话，没有做作，很难得的就是他这言行一致。”夏明翰这种救国救民对党赤胆忠心的精神，将永垂不朽。苏兆征领导香港大罢工广州和香港工人为支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于1925年6月至次年10月举行的政治性大罢工。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广州各界群众于6月3日举行示威游行。香港各工会代表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以苏兆征为主席，邓中夏为副主席的“全港工团联合会”，领导香港工人于1925年6月19日开始总罢工，声援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并向香港当局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等六项要求。十五天中，罢工人数达二十五万。香港当局实行紧急戒严和封锁，有十万多工人冲破英帝国主义的阻拦回到广州，得到广东革命政府和人民的有力支援。6月21日，广州沙面等地工人举行罢工。23日，广东各界举行援助沪案示威大会。会后，工人、农民、学生黄埔军校学员等十万余人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路经沙基时，遭到对岸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机枪扫射。当场死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多人，造成沙基惨案，激起广州和全国人民的义愤。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这次罢工斗争，指导工人组织起来，选出代表八百人，组成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最高议事机关。由大会选举十三人为委员，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执行机关。苏兆征、邓中夏为正、副委员长。设武装、纠察、审判、法制、财政、调查、交际、交通等各种办事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当即决定断绝广东对香港的肉食、蔬菜及一切物资的供应并组织了两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禁止英船英货进口，严密封锁香港，使香港的生产和运输都陷于瘫痪。省港大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在政治上、经济上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并有力地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寻淮洲孤胆夺枪1929年春节刚过，这一天，张子清团长把已担任排长的寻淮洲叫到跟前，亲自授予他一项特别任务。当时，红军的武器装备比较紧张。距遂川城约15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姓卢的土豪，家里有10条枪，但他家家丁众多，附近还驻有国民党正规军。张团长经请示毛委员，决定派寻淮洲带20人去把卢土豪家的10条枪搞过来。他对张团长说：“我们只能智取，不能硬拼。因此，我建议只派我一个人去即可！到时候，我装扮成放牛娃，很难引起敌人怀疑。我保证把枪一条不少地搞回来！”当时，大家都为寻淮洲捏了一把汗，第二天清晨，大家刚刚起床，寻淮洲就满头大汗，扛着10条枪回到了营地，张团长得知寻淮洲完成任务归来的消息，非常高兴，他一边派人向毛委员报告，一边来看望寻淮洲。见面后，他握着寻淮洲的手说：干得漂亮！这时，毛委员来了。寻淮洲首先向毛委员汇报了他夺枪的经过。原来，他进入卢土豪的宅院时已是深夜，当他摸进屋，一把抓住卢土豪的衣领，用手枪顶住他的脑袋时，卢土豪和小老婆早已吓得六神无主了！土豪弄清寻淮洲的意图后，寻淮洲命令他老实点，同时告诉他自己带来了三个排的人，只要一有枪声，就会冲进来杀死他的全家。卢土豪一看毫无办法，只好把枪乖乖地送到寻淮洲的面前。寻淮洲扛着缴获的10支枪，命令卢土豪把自己送出村子。临别时，他还故意像下命令似的说：“一、二、三排，跟我撤！”就这样，寻淮洲不费一枪一弹完成了任务。第二天，根据毛委员的指示，遂川城里的红军全体集合，请寻淮洲给大家介绍他孤胆夺枪的故事。最后，毛委员亲自走上讲台，对寻淮洲的英勇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他还号召全体指战员都要向寻淮洲学习，勤奋学习、英勇杀敌。毛主席与红井的故事“吃水不忘挖井人”，说的就是瑞金沙洲坝的红井。有一首歌，歌名叫做《红井水》，曾经唱遍了大江南北。红井是党、红军和苏区人民血肉相连的见证，红井水是幸福水。沙洲坝是个干旱缺水的村庄，当时村民非常迷信，认为挖井会破坏当地的风水，因此没有哪家村民敢擅自开挖，群众平时要到几公里外的小河里挑水饮用，农忙季节只能挑村前的脏塘水。村外的人都说：“沙洲坝、沙洲坝，三天不下雨，无水洗手帕，旱死老鼠渴死蛙，有女莫嫁沙洲坝。”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到沙洲坝后，主席毛泽东就住在这个村子，他发现村民饮水困难后，召集了全村的人开了一次解决饮水困难的村民大会。大会上许多群众说：“这个地方不能挖井，挖井会受到报应，就是挖也不一定能挖出水来，这个地方是旱龙。”毛泽东听了，哈哈大家地说：“迷信不可信，这井我来挖。”9月的一天，毛泽东带领几个红军战士在村前几十米的地方进行了水源的勘探，并破土动工，群众见毛主席亲自在开挖井水，也纷纷带着工具一起动手，在挖到5米深的地方，一股泉水喷涌而起，并终于挖好了，并用鹅卵石砌成，此后，其它沙洲坝的村民也纷纷开挖井，村民们的吃水问题终于解决了。1950年，瑞金人为迎接中央南方老根据地慰问团的到来，维修了这口井，并取名为“红井”，同时，在井旁立了一块木牌，上面书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想念毛主席。”以示沙洲坝人民对毛主席的怀念和感激之情，后又将木牌改为石碑。1961年3月4日，该井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腰缠万贯的讨米人“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正是这样的苏区好干部。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被敌人包围，经济困难。刘启耀想尽各种办法节省革命经费。在苏维埃俱乐部的民主生活会上，他着重宣布：“我四月份已自带伙食，从五月份起，每月都自带伙食，一直到粉碎敌人五次反“围剿”为止！”他说到做到，从1934年起，他坚持在家里带米到到省苏政府办公，这一行动在江西苏区造成很大的影响，大家纷纷向他学习，节省公家伙食，支持革命战争。刘启耀回家背米，旁人风言风语，他老婆开始不理解，埋怨地说：“省苏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没用。”刘启耀并不怪她，耐心地给他讲道理，终于使其明白了共产党人当官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人民谋幸福。后来，刘启耀工作忙，没有时间回家里背米，老婆心疼他，就挑米去宁都探望，还嗔怪说：“老公老公，饭要我供。”刘启耀应道：“革命成功，吃穿不穷。”一对夫妻相视而笑。1935年初，刘启耀在于都南部的战斗中被冲散，和部队失去联系，他不敢回家，便隐姓埋名，在遂川一带讨米。可是谁没有想到，这位表面上破衣烂衫的讨米人，原来是省苏区主席，而腰间竟缠着一大包作为党的活动经费的金银。为了保存这笔经费，他宁愿自己去讨也不愿花费一分一毫。刘启耀一边走家串户装乞丐讨米，一边秘密串连散落在遂、万、泰一带的同志，共达一千余人。1937年初，刘启耀在泰和县马家洲，召集的一批苏区领导干部开会，会上决定成立临时中共江西省委。刘启耀才将他珍藏了3年的金银拿了出来，作为省委办公费。同志们对刘启耀传奇般地保存了党的经费无不敬佩。朱德的扁担要守住井冈山，粉碎敌人的围攻，除了修筑五大哨口工事、安顿好重伤员修建红军医院外，还有一宗大事就是要准备粮食。可是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很少，仅够群众自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因此，红军战士在井冈山斗争的那些日子里，“挑谷上坳”便成了部队的一项经常工作。从井冈山到山下的宁冈茅坪，上下足有五六十里，山又高，路又陡，因此，每次运粮，总是起早赶路，摸黑回山。当时，朱军长已经四十多岁了，但他总是跟大家一同去运粮，而且每次都是挑得满满的。大家看到朱军长晚上要计划作战的大事，白天还要参加劳动，生怕累坏了他，便劝他不要挑粮，可是朱军长却风趣地说：“吃饭有我的分，挑粮也有我的分！光吃饭不挑粮，那不成了剥削阶级了吗？”怎么办呢？有位红军想了一条“妙计”。有一天，队伍又要到茅坪去挑粮。天没亮，大家都起床了。吃过饭，有的挑着箩筐，有的背着麻包，有的提着布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朱军长也准备动身，便去拿放在墙角里的扁担。奇怪？扁担突然失踪了，怎么也找不到。朱军长的扁担哪去了呢？原来是红军战土们为了让朱军长在家里多休息一会，故意把扁担藏起来了。谁知大家刚走上黄洋界，朱军长又挑着箩筐，满头大汗地赴上来了。等他坐下来休息时，人们才发现朱军长又新削了一根扁担。过几天扁担又不见了，朱军长又削了一根新扁担。而且，在扁担的正中，写上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大字。从此，朱军长的扁担再没有人“偷”了，朱军长与士兵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深深地教育了大家。不久，有位红军战士还编了首歌谣：“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合力，粉碎敌人围剿”。每当挑粮爬山累了时。红军战士就用这首歌谣互相鼓励。朱德与战士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更激励了红军战士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八兄弟争相当红军这是来源于瑞金下肖区杨荣显老人八个儿子集体加入革命队伍的真实事迹，1934年5月，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最为激烈之时，国民党反动派总调集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实行残酷的军事“围剿”，妄图歼灭中央红军。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保卫中央苏区的革命果实。补充兵源，扩大红军队伍是中央机关作出的最为现实的决策。30日，在《红色中华》刊登了一幅瑞金八兄弟当红军的扩红宣传画，这幅画虽然看似单调、笨拙，但主题鲜明、突出，它的宣传效果在当时的扩红运动曾引起较大的轰动，时至今日，留给我们心灵的震憾仍然是强烈的。杨荣显与八个儿子在红军没来之前，家中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身穿破衣裳，家无过夜粮。后来，共产党来了，红军来了，并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劳苦群众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杨荣显一家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关怀下，分得了土地、山林，几个儿子也娶上了媳妇，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军事“围剿”，打破了杨荣显一家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他们全家聚在一起悄悄讨论着参加红军的事情，几个儿子都要参军，相持不下时，杨荣显老人流着眼泪说话了，“你们不要争了，既然前方需要，你们都放心去参加红军吧，家中有我和你们几个兄弟媳妇，希望你们在前线英勇杀敌，都能够平安回来。”八兄弟安排好家中事务后，都参加了红军，这件事被扩红宣传员发现，以图画的形式刊登在中央苏区第一大报纸《红色中华》中，反响十分强烈，八兄弟相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就象插上了翅膀一般在中央苏区的广阔土地上传颂。1934年深秋，杨荣显老人病入膏肓，在那弥留之际，深深的思念着前方的儿子，他张着嘴巴，艰难地念叨着八个儿子的乳名。此时，守在老人身边的家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们都知道因前方战斗惨烈，参加红军的八兄弟已全部壮烈牺牲，这一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怎能忍心告诉老人。杨荣显老人睁大着企盼的双眼离开了人间。面对国民党强大的军事力量，当红军意味着与魔鬼打交道，上战场无疑九死一生，苏区人民怀着朴素的革命感情，在生离死别的选择中，如滚滚洪流投入到波澜壮阔的红军队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