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上海老城厢阶层结构的转变及其空间影响

上海老城厢阶层结构的转变及其空间影响陈宸郝辰杰摘要：本文以上海老城厢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和实地观察等方法，分析其近年来阶层结构转变，认为中产阶级人口比例的提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章通过与国外士绅化进程的对比解析了这一现象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老城厢发展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剖析了该现象产生的动因和面临的阻力。由于阶层结构的转变在空间上也具有深远的影响，文章还从空间的组织方式以及利用方式两个方面研究了该现象对老城厢空间特征的影响，并且针对目前的历史保护和地区开发策略提出思考与建议：从空间演变的角度理解历史保护的原真性原则；全面而客观地落实对具有一定社会价值的历史空间的保护；以及更为现实地考量经济因素与历史保护之间的关系。关键词：上海老城厢、中产阶级、低收入人群、空间特征上海的老城厢作为城市发展的发源地，曾经是许多上海本地市民长时间居住的地区。在经济环境变得更为自由与开放后，城市居民间的收入水平差距也逐渐扩大，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居民开始向老城厢外迁移，而同时，随着上海城市常住人口的不断增加，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则进入老城厢居住。然而除此以外，老城厢还经历着另一种变化——中产阶级开始进入老城厢以及周边地区的中高层住区，而受到拆迁影响的原住民则搬离了老城厢。为了适应这一过程，老城厢的空间特征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历史保护与地区振兴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更为突出。1老城厢历史研究分析1.1历史背景上海老城厢是指如今上海市黄浦行政区（包括历史上的黄浦区、南市区和卢湾区）的人民路——中华路以内总用地面积为199.72公顷的地区。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上海修筑城墙时，城墙可以说是被“嵌入”一个较大的城市聚落中的，城市东南沿黄浦江一带的商业地区并没有被包含在城墙以内。根据《上海县志》，嘉靖年间老城厢内有记载的街巷共有10条；而在清康熙年间，这一数量达到了25条；直到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上海县城有记载的街巷已达到63条。现在除了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拆城填河的影响以及整体路网结构的转变，老城厢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延续了清代的空间肌理和布局。就过去近两百年的发展时间而言，老城厢的空间演变相对上海中心城区的其他地区而言十分缓慢。图1-1老城厢的建设现状（图片来源：谷歌地球）1.2社会背景在经历了小刀会起义期间战乱对老城厢东部的严重破坏后，上海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又成为了相对安全的避难城市。清代咸丰和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活动范围集中在上海所在的江南地区。该时期江浙一带不仅富绅争相到上海避难，一般贫民也大量向上海迁移。他们并非全部居住在租界地区，有的也以老城厢为目的地。在移民上海的浪潮拉开序幕后，老城厢的人口密度在整体上经历了增加的过程，从而形成了目前“人多地狭”的特点。这在大量的低层住宅片区中尤其突出——在实地观察中就能够发现诸如在原本为两层的建筑内部搭建了三层阁楼等现象。最先由一户居民使用的住房经过数代人的分割与利用，已经逐渐为数户甚至十几户居民共享。复兴东路人民路中华路河南南路北2老城厢的中产阶级化2.1老城厢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这一概念不存在明确统一的界定，目前存在两种主要的区分方式：以职业为依据以及以收入为依据进行区分，但是前者在实际界定中存在较多争议。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中产阶级的特征也存在相应的区别。在中国大陆地区，2005年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均GDP和购买力给出中产阶级的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50万人民币之间的结论（这一结论受到了以《北京晨报》为代表的部分国内官方媒体的质疑）。根据《福布斯》和宜信财富等机构所得出的数据，这一结论的收入数据应当更高。而上海是中国大陆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也应以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更高的标准来衡量中产阶级。老城厢的中产阶级化最为典型的标志就是中产阶级在地区人口比例中的提升，这一过程开始于2006年《上海老城厢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编制出台之前，直到2010年，传统街坊的拆除的面积始终在增加（新建住宅区并未覆盖超过老城厢10%的建设用地面积但存在持续增加的趋势），原住民不断搬迁而新建的中高端住宅区则容纳了更多的中产阶级人群。他们大多从事非体力劳动，经济实力足够承担在老城厢生活所需的资产（住房、汽车和充足的存款等），具有一定的奢侈品购买能力，注重物质生活的品质并且存在一定的文化和精神生活需求，没有巨额的财富积累，也不享受低收入人群的社会福利。他们的进入影响了老城厢逐渐衰落的境况，也转变了传统的社区空间。2.2与士绅化的异同城市士绅化（gentrifi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中心区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其特征是城市中产阶级及以上阶层取代低收入人群重新由郊区返回内城（城市中心区），实际上意味着城市中心的社区从居民阶层到相应物质条件的高级化趋势。相对士绅化而言，中产阶级化的概念更加容易理解，并具有相应的空间影响。上海老城厢的中产阶级化在以下三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士绅化存在共性：一是在城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社区外的中产阶级进入并取代社区内的低收入人群，低收入者不断搬离和迁出社区；二是社区的物质空间环境与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三是社区的性质发生改变并出现“门禁社区”（gatedcommunity）现象。与士绅化逐步改变城市中心城区空间特征不同的是，老城厢的中产阶级化并没有在较长的时间段中逐步完成。受到管理层决策的影响，老城厢中相对简陋的低层住宅与里弄都在短时间内成片拆除，同时，拆除后新商品房项目的规划与建设也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此外，关于士绅化进程的特点，GlassR.（1964）已有所描述：“在伦敦，一个又一个的贫苦劳工民区被中产阶级入侵，当那些破落的房舍租约期满后，就摇身变成了高雅而昂贵的大宅„„士绅化的过程一旦展开，就只有义无反顾地加速进行；而直至所有原居的劳工阶层居住者都迁出后，整个社区的面貌就彻底地改变了。”而在老城厢，由于历史保护的因素，这种过程并没有加速进行直至彻底改变老城厢原有的风貌，而是面临着争议与阻力。2.3中产阶级化的现实动力2.3.1面临衰落的振兴需求老城厢在上海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被边缘化”，其根本原因是城市片区内的功能转变，而非空间区位的边缘化。大致在1870年以后，上海城市的经济重心逐渐转向了租界区，原来的老城厢变成了租界的附庸。而在1990年后，上海的城市建设用地迅速扩张，老城厢却因为土地成本高（每平方米约1至1.4万元人民币），又涉及到许多历史建筑与历史街区的保护问题，开发难度大，政府、学者、开发商难以达成共识而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这加剧了该地区的衰落。除了区位价值的衰落，老城厢的功能衰落更为突出。那些为适应某些历史时期而建设的建筑与街道必须适应新时期的各种变化。在乔家路与光启南路两侧大量的年久失修、砖木结构的住宅中，卫生设施、制冷和取暖设施、现代化通讯设备的缺乏降低了居民们的生活质量；公共绿地的缺失和公共交通工具的进入困难也加剧了该地区居民生活的困境。这使得大量的原住民外迁，低收入的外来务工人员则入住该地区，促使地区内部不稳定因素的增加，进入催生“贫民窟”的恶性循环。图2-1老城厢简陋的人居环境*最为重要的是，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的社会文化价值无法在自由市场主导的经济氛围中以货币进行衡量。随着土地价值的飙升，历史建筑的价值相对地就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建筑就面临着拆除和搬迁的压力，以换取更大的经济价值。图2-2老城厢历史建筑所处的空间环境*针对以上问题，老城厢目前的振兴策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旅游业与中高端房地产。根据《上海市老城厢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旅游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商业文化产业是振兴老城厢的一项重要措施。老城厢目前的旅游业开发并不属于上海历史文化街区旅游业发展的两类经典模式——新天地模式与多伦路模式的任何一种，没有过多地改变原先老城厢整体的功能布局，而是对规模进行了调整，但也没有像多伦路模式那样尽可能维持街区内部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在住宅建设方面，鉴于较高的土地成本与拆迁成本，新建居住小区在保证环境和设施质量以及盈利的条件下，定位为中高层住宅区是最为合适的。如果不考虑老城厢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也是上海中心城区为数不多的空间存量较大而开发成本较低的地区之一（指相对黄浦、静安等行政区中心地段的开发成本较低）。而随着地铁的建设，道路的贯通，紧邻黄浦江的老城厢将成为一个具有较高区位和景观价值的地区，能够通过房地产的开发实现经济价值的大幅提升。2.3.2老城厢的归属感中产阶级不仅具有相对低收入人群更高的消费能力，他们中的一部分对老城厢也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豫园和城隍庙是在上海居民中识别度非常高的历史地标，而老城厢更是承载了许多上海市民的记忆和归属感——其中一部分事业有成的人士对老城厢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且愿意在老城厢购买住宅。由于经济实力较强，他们对居住环境的需求也相对更高，并不拘泥于完全回归老城厢传统的生活方式。2.4中产阶级化面临的阻力中产阶级比例的增加与社区空间品质和居住质量的改善存在密切联系，但是这种改变在老城厢则受到了来自学术界、文化界等方面的争议。因为中高层住宅小区在建设前需要完全拆除原有的低层里弄与街坊，所以这种行为面临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新建的住宅区不仅在空间上颠覆了老城型传统住宅空间的组织方式，并且也不是为了回迁的原住民开发的（外迁的老城厢原住民大多被安置在上海城市郊区的住宅中）。老城厢是上海市重要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空间上的剧烈转变和原住民的外迁使得传统文化的沿袭出现了困难。此外，即使是在保护与修缮的地段，历史保护的原真性原则也没有得到落实（如城隍庙周边的“明清街”）。这种开发行为将使得老城厢的土地成本不断上升，地区内的低收入人群间的社群纠纷出现并且加剧，原有的社群与人际关系面临瓦解的境地。从而导致即使保留传统的街坊与公共空间，但原有的社区特色逐渐消失的现象。除了历史文化方面以外，新建住宅区更加严格的门禁措施的确使得小区内部的居住环境变得更加安全，但是这种做法的争议在于它可能将罪案输出到了地区内的其他片区，或是城市中的其他地区，没有证据表明这类小区从根本上改善了城市整体上的安全环境，而传统里弄空间中的“街道眼”作用却已经得到了证实。3老城厢空间特征的转变3.1传统空间的特征上海历史上南市区（现隶属于黄浦区）的第一幢高层建筑于1982年出现在在中山南一路与新肇周路的交叉口附近。在此之前，老城厢的公共空间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城市中心区的空间特征。3.1.1空间的组织方式在老城厢的传统空间中，建筑风格丰富多元，有以梓园[1]为代表的东西方风格相结合的宅院，也有以徐光启故居[2]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民居。然而传统的线性街巷空间始终是老城厢公共空间组织的基础。在这些街巷构成网络和体系的基础上，街坊的边界才能得到限定。老城厢在古代直至近代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出现过贯穿整个地区的、空间统领性较强的轴线空间，在传统空间的营造上也不存在尺度较大且形制规整的网格系统（如西安、南京等），其街巷空间带有显著的自发形成的特征。由于曲折程度较高，这些街巷的可视域较短，即在街巷中的任意一点观察周围的空间时，可感知的面积相对现代化的城市道路明显较少。这些街巷虽然是线性空间，但实际上被分割成了围合度较强的空间片段。由于街巷的等级存在差异，不同街巷的可视域也不同，因此老城厢的街巷空间并不显得单调或缺乏活力。图3-1清代上海老城厢图（图片来源：《上海历史地图集》）3.1.2空间的利用方式在老城厢的传统空间中，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在典型的上海石库门里弄住区中，空间往往由四个等级组成：最为私密的住宅内部空间、相对公共的宅前院落空间、更加公共的院间支巷空间以及最为公共的主巷空间。在老城厢中，这种等级界限更加模糊——在一些地段中，宅前院落与支巷是不存在的，这使得街巷的边界空间与建筑的出入口空间充当了过渡空间的作用，也满足了居民日常交往的需求。在此前提下，老城厢的街巷空间中交往功能与交通功能实际上是混杂的。在没有设置人行道的传统街巷中，这种现象更加明显。街道中的交通流受到人车混行的影响，无法达到很高的速度，在保证了街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