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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词解释1．第一次文代会：1949.7在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来自解放区和前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约八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周扬和矛盾分别代表两个地区作文艺运动经验的报告；会议确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在该会议上，“文学一体化”得到了全面的实施。“文学一体化”指的是：文学根据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所作的规范化。首先确立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其次对抗战以来的文艺运动进行总结，把解放区主流文艺树立为全国文艺今后发展的范例。第三实现了文艺工作的体制化：在会议期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53年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它采取全体会员制，各种文艺团体是它的团体会员。其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最为重要。（1953年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中国作协；1984年成为和文联平行的独立协会。）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和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的建立。开始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的进程，并确立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2．百花文学：1956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钱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解冻”。在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人民文学》和各地的一些文学刊物纷纷发表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性作品，它们或者在题材、主题上有新意，或者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表达方式。文学界将这些文学作品称之为“百花文学”。如：小说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红豆》；诗歌：郭小川《一个和八个》；随笔：邓拓《燕山夜话》、吴南星《三家村札记》。等等。1957年夏政治形势发生逆转，一场反右风暴很快地结束了这一繁荣局面。3、三突出原则：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4、朦胧诗论争中出现的“三个崛起”：是指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5、散文三大家：秦牧、刘白羽和杨朔。杨朔散文的风格，诗意盎然，意境深邃，清新优美；刘白羽散文的风格，激情澎湃，大气磅礴，雄浑壮美；秦牧散文的风格；寓教于乐，博见多识，理趣横生。6、朦胧诗：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坛上涌动着一股崭新的诗潮，围绕《今天》杂志，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一批年轻诗人纷纷发表诗作，以其思想感情的复杂隐蔽，与艺术形式上的不同引起强烈反响。因章明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而得名。其成员包括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江河、芒克、多多、梁小斌等。他们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通感等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创作了一批具有新的美学特点的诗歌。如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等。孙绍振概括其三个美学原则，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景。简言之：即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地反映趋向主动的创造。他们推动当代形诗歌打破自我封闭，探索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建立联系和对话的可能性。坚持诗歌的写作，放在对个体的生存价值的确认的基础上；开始当代诗歌语言的革新，激活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生命的试验。7、伤痕文学：文革后，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批判、揭露“文革”以及极左路线的罪恶性，揭示文革给人们带来巨大身心创伤的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体现在对文革的批判及揭露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在艺术上都采用了能明确剖析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手法。如《神圣的使命》（王亚平）、《我该怎么办》（陈国凯）、《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血色黄昏》（老鬼）等。8、伤痕小说：伤痕小说是文革之后出现的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率先打破文革之后小说创作沉寂的是：刘心武《班主任》和卢新华《伤痕》，这两个短篇引发了“伤痕小说”的思潮。“伤痕文学”概念所指称作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概念等同。“伤痕”小说的核心是：正面描写文革造成的人的心灵创伤和人与家庭的不幸。有四种写作倾向：揭示四人帮的罪恶；表现与四人帮的斗争；展现普通人在文革逆境中的美好情操；从文化的角度对文革进行思考。伤痕小说揭示了文革最大的祸患在于对人的心灵的戕害，除破了50年代文学不触及人情人性的弊端。但现在看来，伤痕文学也还没能完全摆脱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识。伤痕文学较成熟的作品还有：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等等。3、干预生活：在“百花”时期，一批大胆地触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勇敢地突破政治话语禁区的短篇小说相继问世。从而在当时的文坛上形成了一股“干预生活”的文学创作潮流。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是最早出现的引人注目的“干预生活”之作。在“干预生活”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有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準的《灰色的帆篷》、何又化的《沉默》、南丁的《科长》、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耿龙祥的《入党》等。这些作品贴近现实，针对性强，对现实生活中一些不健康甚至阴暗的东西，如官僚主义、革命意志衰退、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奉迎领导、欺压群众、强迫命令等，进行了揭露、鞭挞、针砭和讽刺，在揭露针砭的同时，也描写和赞扬了与之对立的正面形象、积极力量，具有批判锋芒和积极意义。4、“中间人物”：邵荃麟在60年代初提出来的一种文学创作主张。他指出，强调写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是应该的，因为他们反映了时代精神，但整个创作现状来看，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物都比较少，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教育的主要对象之一是中间人物，所以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5、“合作化小说”：50-7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代表作品数量巨大，主要代表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陈登科的《风雷》、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这批小说都以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反映对象，根据“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政治路线来结构小说，所以习惯上也被后人称为“合作化小说”。6、陕西作家群：陕西作家群以柳青、王汶石、杜鹏程为代表，其中，柳青和杜鹏程以长篇小说名世，而王汶石以短篇小说创作见长。柳青的《创业史》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分别代表十七年时期现实农村题材和革命战争题材长篇小说所达到的较高的成就。相对于赵树理所代表的山西作家群来讲，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英雄人物的决心，更重视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7、“红色经典”：“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非常繁荣，出现了《铜墙铁壁》、《风云初记》、《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小城春秋》、《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苦菜花》、《三家巷》、《红岩》等一批以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后的“新民主义主义革命”历史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习惯上被后人称为“红色文学经典”或者“红色经典”。也有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红色经典”的概念的，那就不仅包括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还包括现实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如《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等，以及城市资本阶级改造题材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等。8、“三红一创”：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和柳青的《创业史》，被时人称为“三红一创”，它们是“红色经典”的代表作。前三种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后一种为农业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说。9、革命英雄传奇：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坛中，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小说，由于具有强烈的“传奇性”，在艺术上倾向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表现手法，主要依靠传奇的人物和传奇的情节取胜，所以，人们习惯上称这种革命历史小说为“革命英雄传奇”，或者“新英雄传奇”。这种新的小说形态，肇始于四十年代延安解放区的小说创作，如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等。但只有到了五六十年代才蔚为大观。在宽泛的意义上，也有人主张把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都称为革命英雄传奇。10、新辞赋体：这种诗体是郭小川在六十年代，重新回到“政治抒情诗”创作后，经过对“楼梯式”诗体的艺术改造所创造的一种新的政治抒情诗体，这种诗体将“楼梯式”的成梯形排列的诗行“还原”为散文式的长句，外形上追求“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即各节的行数相等，行的字数相等），尤其注重节和节之间、行和行之间排比和对称，使得诗体在外形上显得规范整饬，类似于20年代的新格律诗。但是他的内在散文的长句却自由灵动，活泼多变。他广泛地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辞赋体的艺术营养，是对中国古代辞赋体所作的一种创造性的艺术转化。这是郭小川在十年代对“政治抒情诗”艺术作出的一个新的贡献。他的这种“新辞赋体”的代表作品是《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等，虽然规模体制不如“楼梯式”那样宏大，却更有文采，更有形象性和音乐的流动美感。双百方针：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2、“样板戏”：又称作“革命现代京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称谓和现象。产生于六十年代，流行于文革时期。它是对传统京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江青的参与，样板戏过多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联系，形成“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观念，给文革期间的创作造成恶劣的影响。习惯上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八个样板戏”。12、非主流文学：指的是50-70年代，那些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1）它是相对于不同阶段的那些被接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是个历史的感念。（2）非主流文学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处于受压制的地位。（3）非主流的异质文学的出现，在本时期呈现为阶段性的状况。如1956-1957年，1961-1962或文革后期等。14、潜在写作（又称为地下写作）：为了说明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即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在哑声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一种是作家们自觉的创作，如丰子恺写的《缘缘堂续笔》和食指的诗；另一种是作家们在非常时期不自觉的写作，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15、寻根小说（寻根文学）：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与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现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法，丰富和加深作品的文化意蕴。代表作家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王安忆《小鲍庄》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张承志《北方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