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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一、生命伦理学的兴起二、生命伦理学理论的建构三、医学人文教育的兴起四、呼唤医学的人文关怀医学史生命伦理学的兴起是现代医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对生物医学科学发展的文化反思的结果。第一，当代生命伦理是从关注病人权利开始的。尊重病人的权利是医学从“家长制”中解脱出来的一个标志；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医生的权威作用、医院的中心地位以及卫生保健制度和医疗服务体系也进行了反思，甚至对医生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也提出了怀疑。一、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医学史第二，与病人权利相关的是女性的生育权利问题。随着医学的发展，生育控制成为了一种常规的技术。20世纪前半叶，生育控制是女权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促进和激励了对新的生殖控制方法的研究。“妊娠的责任”问题呈现出来，一方面涉及妇女控制他们自己身体的权利，一方面又涉及到胎儿生命的权利。一、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医学史第三，死亡权利与安乐死问题。生命维持技术使得过去以呼吸和心跳停止作为判断死亡的标准受到了挑战。1968年哈佛医学院提出“脑死亡”概念：①没有感受性和反应性②没有运动和呼吸③没有反射④脑电图平直。“脑死亡”标准的提出与另一项医学新技术—器官移植也有密切关系。器官移植技术的成功为那些器官衰竭的病人带来了生存的希望但供体器官的短缺限制了这项技术的应用。一、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医学史第四，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权利与卫生资源的分配问题。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上调整，卫生保健制度中原有的矛盾日益突出，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卫生资源分配上，其一是国家依据什么价值来决定卫生资源的宏观分配，其二是如何分配才能体现上述原则。卫生决策机关在卫生资源的分配上提出了两个优先原则：城市和农村要优先考虑农村；医疗与预防工作要优先考虑预防。一、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医学史第五，医学高新技术发展，不仅导致卫生资源分配上的矛盾，而且高新医学技术本身所引起的伦理争论更为复杂。体外受精、人工授精、代孕母亲、克隆、基因治疗、器官移植等技术的应用，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生命是什么？生命何时开始？什么是死亡？胎儿是人吗？或者胎儿在什么时候被认为是人？克隆人的出现将意味着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不但关乎医学的发展方向、技术的应用前景，也关乎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问题，从而引发了对医学高技术带来的伦理、社会、经济、法律、医学和精神后果的广泛讨论。一、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医学史19世纪英国医生帕西瓦尔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作为医务人员行为规范的准则。1954年美国著名学者的《道德和医学》和1970年的《病人是人》的出版，激起了宗教界对医学伦理问题的争论。1971年，波特在《生命伦理学：通向未来的桥梁》一书中首次使用了生命伦理学一词，他认为生命伦理学是改善生命的质量、争取生存的科学。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命伦理学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二、生命伦理学理论的建构医学史对生命伦理学概念的辩论。克劳塞认为生命伦理学包括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是生命伦理学的特例或极限。恩格尔哈特认为生命伦理学不仅仅是应用伦理学，而且是形而上学。生命伦理学与许多伦理准则不同，它不是属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而是超越国界、宗教和政治的。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哲学，试图澄清概念和探索概念的预设，比医学伦理学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二、生命伦理学理论的建构医学史对生命伦理学内容和原则的辩论。克劳塞指出生命伦理学是传统的道德哲学的论题和范畴在人类特殊活动领域的应用，是对新难题、新知识和受到威胁的权利的自然反应，是原来的伦理学应用于特定领域，而不是基本原理及其定理的新发现。马普斯也把生物医学伦理学视为一般伦理学的亚科，其任务是解决与医学实践和生物医学研究有关的伦理学问题，解释人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观，而不是人们事实上有什么道德观的问题。恩格尔哈特则坚持生命伦理学的哲学性质，认为它是在文化与科学技术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人和人类的哲学，在文化与生物医学技术的相互适应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改变人们的一些基本概念而达到改变政策的作用，如脑死亡的定义，所以生命伦理学是文化自我理解和自我改造的中心要素。比彻姆等在《生物医学伦理学原理》中提出了生命伦理学的四条基本原则：自主性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公正原则，这成为目前广泛应用的伦理学原则。二、生命伦理学理论的建构医学史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者开始介绍国外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科学发展提供借鉴。在我国生命伦理学领域里，最突出的问题是关于安乐死的辩论，这场辩论的引人关注之处，不仅在于他是与传统道德观念在理论上的讨论，还涉及到具体的法律案件。二、生命伦理学理论的建构医学史1988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委员会成立，发表了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会宣言，提出了坚持卫生改革的道德原则：医患利益统一、患者利益居先；医疗数量质量统一、医疗质量居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统一、社会效益居先；义利统一、信义声誉居先。1995年，起草了《中国医学理论委员会组织规章（草案）》，希望有条件的医院成立伦理委员会，推动医院的医学伦理学发展。二、生命伦理学理论的建构医学史1960年秋，一场主题为“现代医学中良知的重要问题”的讨论会在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的达特茅斯学院召开。达特茅斯医学院院长指出，虽然现代医学的基础更加理性，但原应融科学与人文为一体的医疗实践却越来越偏离人的价值。因此，需要反思医学，人本身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考察医学与科学进步的良知问题，不是简单地追问人的生存与存在，而是要追问是何种生存、如何存在。三、医学人文教育的兴起医学史1969年“健康与人类价值学会”成立，目标是促进将人类价值作为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教育的基本的、明文规定的内容。20世纪70年代以后，各国的许多大学的医学院纷纷成立了医学人文学教学和研究机构。20世纪80年代以后医学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陆续在我国发展起来。三、医学人文教育的兴起医学史医学人文学的概念为学界接受，关于医学人文学的学科性质、研究领域、学术范式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著名生命伦理学家E.D.Pellegrino从医生素质的构成上阐述医学人文学，作为医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艺术、音乐、法律、经济、政治学、神学和人类学等。这些人文学科在医学中具有正当合理的位置，他们不应只是一种绅士的品质，不是作为医疗技艺的彬彬有礼的装饰，也不是为了显示医生的教养，而是临床医生在作出谨慎和正确决策中应必备的基本素质，如同作为医学基础的科学知识和技能一样。三、医学人文教育的兴起医学史当代医学发展和医疗卫生服务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哪一门学科所能单独解释和解决的，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跨学科的交流。医学人文学科作为一个由多学科交叉、综合形成的学科群，正是旨在确保医学技术和医疗卫生服务的正当、公正与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与协调发展。三、医学人文教育的兴起医学史医学从本质上讲是人学，它关注的是在病痛中挣扎的、最需要关怀和帮助的人。因此医学被认为是最具人文精神传统的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中国古代将医学称为“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认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并指出“医生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利他主义，热心、谦虚、冷静的判断……”四、呼唤医学的人文关怀医学史医学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的诊断治疗将医生的注意力从关注病人吸引到寻找致病原因、分析偏离正常值的数据、发现细胞或分子的结果和功能变化上。医学中的人文精神在现代科学技术洪流的冲刷下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新技术对医生的行为和医患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代医学试图以技术去消解医学的非技术维度。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的增加。重视药物治疗轻视其他控制疾病环节的管理，导致人们把全部信赖寄托在依靠药物和手术治疗上，以致于造成以药物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目前某些倍受推崇的“高技术”其实既不高明也不高效，只是费用高昂而已。医疗费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生命存活时间成正比，但并不一定能有效地改善生命质量和健康状况。四、呼唤医学的人文关怀医学史20世纪医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现在对医学失望和怀疑气氛却更浓。为此，有识之士急切呼吁：医学需要新的转向，需要重新定义其目的，需要人文精神的关注。医学是与人类生命直接相关的科学，医疗技术是增进健康、减少疾病的艺术，卫生保健是关系到人类幸福的事业，医学理当成为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融合的最好结合点。在实践中发现，实现这种理想的融合并非易事，至少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四、呼唤医学的人文关怀医学史一、人类需要大力发展医学技术以保障和促进自身的健康，不得不突破传统观念，重建价值观、道德观，如生命质量观、生命价值观、脑死亡观。二、人类又警惕着高新技术带来的不利影响，设法使之确保为人类利益服务，避免其消极作用。四、呼唤医学的人文关怀医学史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卫生保健的需求日益增加。医学技术的发展为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提供了保障，因此医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与人类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必将不断对人类的精神生活、传统道德规范提出挑战。我们已经遭遇了现代医学技术无节制地应用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我们也将面对克隆人、人工大脑等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尚难预料的潜在影响。四、呼唤医学的人文关怀医学史医学发展到21世纪已不再是一门复杂的科学技术体系，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服务体系。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不仅意味着对病人个体的关照，而且还蕴涵着群体的关照：确保每个公民都能分享医学技术的成就。提倡医学的人文关怀是21世纪医学发展的主旋律，它不仅是对医生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卫生保健服务的期望。四、呼唤医学的人文关怀医学史